蕭曉四姑娘
譚嗣同在近代歷史上的評價還是非常高的，以身變法有機會和梁啟超等人一起跑的，但是偏偏要選擇被殺頭。譚嗣同都知道是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維新派的推行新政，最後變法失敗了。
很多人對於譚嗣同的主張賣新疆，西藏等地都是不知道的，因為在歷史上對於這件事其實沒有這麼提過，也沒有學過。但是這件事確確實實是存在的。
不過當時來說要賣新疆的西藏等地的不止譚嗣同一個人，最大的代表就是李鴻章。沙俄扶持的阿古柏入侵新疆，當時李鴻章就是堅決反對出兵收復新疆的，因為當時新疆，西藏，蒙古等地都是苦寒之地，這些地方確實給大清帶不來任何的利益，相反每年還要花大量的財力物力來管理這些地方。當然中國古代王朝自古以來的重心就是在長江黃河流域，對於新疆，西藏，蒙古這些地方，一直都是不重視的。
所以譚嗣同也是提出了和李鴻章一樣的觀點，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可以看到譚嗣同的觀點就是把這些地方賣了換取錢來發展自己，然後還能得到英國沙俄的保護。按照當時的大清現狀來說譚嗣同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大清當時是年年割地，越割越少，與其把這些地方割去了得不到一絲補償，還要給他們賠償，那麼還不如賣了換取主動權。發展自己保護剩下來的領土。而且當時沙俄覬覦新疆，蒙古等地，英國又覬覦西藏，當時印度就是英國的殖民地和西藏是挨著的，所以也是一直在西藏動作不斷。當時列強又在東南沿海動作頻頻，必須要加強東南防禦了。
當然這個是形式所迫，就像沙俄賣阿拉斯加州給美國一樣的。
不過現在來說這樣的做法完全就是不可取的，祖宗之地豈可拱手讓人。普京說的一句話挺好的：俄羅斯的領土再多，一寸土地也沒有多餘的。中國也是一樣，這些都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豈能賣給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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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確實說過下面這段話：
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宋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出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不過，這倒不能責怪譚嗣同目光短淺或者賣國。以新疆為例，其實自從乾隆皇帝將新疆納入中國版圖以來，朝廷內外就一直有人持“棄守新疆”的觀點。
18世紀清朝統一新疆前，其西北的疆界極限是嘉峪關，這自然是沿襲了明朝的舊制。對於明朝而言，“嘉峪關以西置不問”，彼時的新疆其實是先後被葉爾羌汗國及準噶爾汗國所控制。長期的地理隔離，使得新疆在中原文人心中變成了域外之地，形成了文化上的隔離心理。
有趣的是，在乾隆將新疆納入版圖的過程中，這種文化隔離的心態仍然廣泛存在於清朝官員及文人的心中。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爾撒納攻擊伊犁時，深得乾隆倚重的劉統勳（死後賜諡“文正”）竟然上書皇帝，請求棄置進軍西域的要地巴里坤，退守哈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學士史貽直再次對乾隆的用兵計劃唱反調，提出捐棄伊犁的主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學士陳世倌上折，以“糧餉、馬力、將帥”為由，反對繼續用兵新疆。
等到乾隆將新疆納入版圖後，由於統治新疆的財政成本極其高昂，又有人不斷提出“棄守新疆”的主張。這些做法，本質上都是文化的隔離心理——始終將新疆視作與中原相對立的異域。
晚清的海防、塞防之爭，其實也都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問題。乃至二十世紀前期，上述觀念仍然有影響力。例如，吳藹宸在《新疆遊記》中提到：“降至今日，（新疆）猶成為荒蕪不治之邊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歷代鄙視邊疆有以致之。”
簡而言之，譚嗣同的話其實代表的是晚清士人對“中國”的空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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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評價一個人，往往喜歡走極端，或將其捧入雲端，或將其踩入泥底。對於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的評價也是如此。由於其慷慨激昂，為變法而死，再加上“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豪邁，譚嗣同被無限拔高，幾乎因為慷慨赴死而立地成聖。
但是，每一個人都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完美。譚嗣同為變法而死，當然值得我們敬仰，他的精神也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不過，我們必須要了解，戊戌變法本身就是一個極為不成熟的變法運動，除了出發點，變法內容幾乎無切實可行措施，變法的領導人是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毫無從政經驗，很多思維也極為幼稚。譚嗣同主張賣掉新疆，蒙古就是一例。
這件事最早見於譚嗣同給他的老師歐陽中鵠寫的信中：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不但如此，在譚嗣同看來，除了中原地區以外的國土都是可以賣的：
“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譚嗣同的言論簡直令人瞠目結舌，與漢奸、賣國賊無異，而且變法的領導人康有為也有類似的言論。其實在清末民初，不單單是維新派，許多人也有類似的想法。因為很多人的出發點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以“PAI滿”為出發點，因此將中原地區以外的國土都實為可出賣的商品。
譚嗣同等人有出賣新疆蒙古的想法，其實在他的信中也說的很明白了。在譚嗣同看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屬於苦寒之地，人煙稀少，環境惡劣，中央王朝在這些地區不但沒有任何收穫，反而花費鉅額資金駐守，“毫無利於中國”，因此他認為還不如賣給列強，得到錢後用於變法。
且不論譚嗣同認為新疆、蒙古等地域廣大的國土“無用”的可笑言論，單單他所幻想的將蒙古新疆等地賣給列強所獲“十萬萬”白銀的想法，就極端幼稚可笑。
在弱肉強食的19世紀末，任人魚肉的清政府，根本沒有與列強平等對話的資格。而對於列強而言，明明可以以微小的代價瓜分中國，他們絕不可能花費鉅額資金去購買中國國土。
譚嗣同的這個想法，無論是立意、出發點、還是可行性，根本不成立，完全就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因此，我認為有的人給予譚嗣同所謂“政Z家”的評價，是十分離譜的，如此幼稚、荒唐的想法，完全不符合一個政Z家的所作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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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些觀點是很奇葩的，比方說譚嗣同主張賣掉新疆和蒙古，戊戌變法那一年距離左宗棠收復新疆不過二十多年，左宗棠費了老大勁，耗費物無數才讓新疆不至於淪落到外國之手，但是譚嗣同輕輕鬆鬆就想賣掉，而且賣的價格還賊便宜，每平方里只要價50兩銀子。
左文襄公泉下有知，能氣瘋了，會不會抬著棺材找這幫只會紙上誇誇其談的書生們拼命？
譚嗣同認為新疆內蒙是苦寒之地，不如賣了變現，籌措的錢可以用於變法，這樣不但變法有錢了，還省了很多衛戍邊疆的軍隊，軍費開支也省了，一舉兩得。
買地得的錢除了還列強的賠款，還能剩下不少用來變法，何樂而不為呢。
把新疆內蒙甩給英國俄國那倆傻帽，讓他們揹著這個沉重的報復，也能消耗他們的國力：
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
這想法真的很瘋狂，不過在那個年底人看來這很正常，新疆內蒙在正統讀書人眼裡都是夷狄之屬，不在九州之列和欺負大清國的外國人沒有啥區別。
賣了就賣了，手裡還能有不少剩餘的錢：
計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
為了達到自己變法的目的卻興這種瘋狂念頭，賣地這事兒我覺得譚嗣同的眼光有點短淺，他有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雖然譚嗣同變法的思想好像很新潮，但是在領土這件事上甚至不如他們要推翻廢掉的老舊派代表慈禧。
變法之前二十年慈禧就支持了一把左宗棠，在李鴻章和左宗棠的海防還是疆防的爭端中，慈禧權衡再三支持了左宗棠，這才使得大片土地沒有丟失。
二十年之後，譚嗣同的新思想，用的還是地主家土財主的算計：與其欠錢，不如賣田。
反正賣的也是愛新覺羅家的田，買財主的田，只當鬥地主了。
有人管這種崽賣爺田的做派叫歷史侷限性，其實我覺得，譚嗣同他們太想做成變法這件事情了，想著一蹴而就，為達目的有點急功近利了。
譚嗣同的思想很可能來自於康有為，有一次有人問康有為，說變法的需要錢啊，錢從哪兒來，康有為說，不難：
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簡直是一脈相承。
變法的這幾個人想著一夜之間完成自己的不世功業，為了這個目標早點實現，賣點地或者犧牲一些人，他們是不太在乎的，細究很多偉光正的古人，都能看到他們藏在皮袍下的小來。
有時候想想，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了，康有為譚嗣同們取代了李鴻章榮祿等人，坐上了李鴻章一樣的高位，他們會比李鴻章們做的更好嗎？
理想和現實不一樣，書上的世界和現實的處境有時候會南轅北轍，鬥龍的勇士有時候會變成那條他討厭的惡龍，這世界其實有時候就是這麼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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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白袍
薛白袍
譚嗣同生在封疆大吏之家，他的父親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在譚嗣同短暫的33年生命中至少兩次提出售賣國土，以資變法富強的激進之策。這與歷史教科書中為國赴死的譚嗣同，簡直判若兩人。
一次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譚嗣同在給他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中寫到：
“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另一次是在1895年8月，譚嗣同在與好友貝元征討論改革事宜時，再次提出這個想法：
“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可見，在年輕人譚嗣同看來，內外蒙古、新疆、西藏，乃至滿洲、青海都可以賣給英俄兩國，他的理由就是以此來為變法富強爭取經費和時間。
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激進而瘋狂的想法。出賣領土主權的想法與救國富強的願望，本身就是南轅北轍。即便最終在不完整的領土上實現了所謂的富強，也是偽富強、假富強，是為人所不齒的富強。
實際上，譚嗣同更像是一個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他在理想上是無不敢為的巨人，這一點在他隨後的《仁學》創作中顯露無遺。但在行動上，他是缺乏耐心和策略的，行事中表現為一種急於求成的決戰式作風，要麼前進，要麼死。
讀歷見聞
譚嗣同可以說是晚清官場第一熱血之人，百日維新失敗之後，在其能夠逃脫的情況下而不走，並留下了一番感人至深的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而在其臨刑前還高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並留下一首絕命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譚嗣同的慷慨赴死、以熱血警醒國人之舉，被梁啟超稱之為“為國流血第一士”。然而，即便是如此熱血、盡心為國之人，也不是其所有作為、主張都會有利於國。如果當初譚嗣同的該主張被滿清採納的話，將會是禍國萬古，而其本人也會承受千古罵名，這便是譚嗣同的賣地主張。
維新變法正值甲午慘敗之後，而《馬關條約》的簽訂，不但割讓了臺灣等領土，還須賠償日本白銀二億三千萬兩，這相當於滿清政府十年的財政收入。所以，當維新變法之時，改革經費尤為困難。而譚嗣同鑑於當時的財政困難，便主張將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毫無利於中國”之地，變賣掉以“供變法之用”。具體主張如下：
“若無內國債可舉，而擇禍莫如輕，莫如俗諺‘與其欠錢，不如賣田’。……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來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二國不煩兵力，驟獲大土，亦必樂從。計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
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則情願少取值，浼二國居間脅日本廢去遍地通商之約；即再加賠費，亦無不可，而仍願少取值，請歸二國保護十年。二國第毀約與保護，即少出值，尤必樂從。夫保護之說，本不可恃，而此所謂保護，止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吾暫假以為虎皮嚇他國，使不吾擾耳...
若譚嗣同的建議被滿清採納，其後果可想而知。誠然，譚嗣同的賣地主張也並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角度來評價，要放在當時的背景之下來看待，以當時滿清的條件，那些地方的確在財政上是很大負擔，而並不具備開發的條件。正如1867年，沙俄將170多萬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以72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美國一樣，還生怕美國不要，是對美國官員行賄才求得美國最終買下。而主張買下阿拉斯加的美國國務卿威廉·亨利·西華德在國內卻被罵得狗血淋頭，罵其如何如何地愚蠢，以七百多萬美元的價格買了一個超大冰箱。不過，譚嗣同的賣地主張若被採納，無疑是禍國萬古之舉，沙俄不費一分錢從我國搶走的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回來都不很現實，更何況還是賣給他的領土？
歷史聞知社
在一個動盪的時局，社會處於猛烈的變革階段，人們的思想和主張很容易走向極端。長期以來，譚嗣同都是以變法的英雄示人的，甚至被稱作戊戌六君子中的翹楚。然而，歷史人物難免會有不為人知的一面，譚嗣同也是如此。
在維新派中，除了康有為和梁啟超，名氣最大的便要數譚嗣同了。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等人設法逃脫，而譚嗣同卻堅持留下，誓要做第一個為變法流血的人。就這樣，譚嗣同等人成了慈禧太后的出氣筒，被處決於菜市口。
臨刑之前，譚嗣同在獄中留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慷慨豪言。而這句詩也曾感動過無數人，使得譚嗣同的形象變得十分偉岸。
不過，在維新派四處奔走呼號時，譚嗣同也是一位非常激進的青年，甚至還提出過一些很不成熟的建議，其中便包括賣掉新疆、蒙古等地。
在譚嗣同看來，當時清王朝已經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所以，與不少維新派人物一樣，譚嗣同想的是“棄車保帥”，不僅認為已經割讓的土地無需再行過問，而且還主張將新疆賣給俄國，把西藏賣給英國，利用賣地的錢來變法圖強，保住清朝的核心區域。
以今人的眼光來看，譚嗣同的主張無疑是愚昧無知的。當然，這種論調在當時來講也有些太過幼稚。然而，在強敵縈繞的時期，不少人都是非常悲觀的，甚至還有主張放棄領土的聲音。
比如，此前清朝內部便曾有過海防與塞防之爭，當時阿古柏作亂時，有人主張乾脆放棄，將精力放在發展海軍上。幸而有左宗棠力主平定叛亂，從而沒有白白坐失大片疆土。
譚嗣同不僅曾主張賣掉新疆和西藏，甚至還提出，只要能保主中原，滿洲、蒙古均能出售。這樣的邏輯，顯然是站不住腳的。這些主張，在譚嗣同寫給其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中，體現地非常清楚：
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在他看來，賣地給俄羅斯和英國，一方面是因為清朝無力據守，另一方面則是當時財政困難。相反，譚嗣同覺得，出賣國土之後，既可以減輕戍守的困難，還能償還賠款，並能換取殖民者的保護。也正是基於這樣這樣的想法，譚嗣同的言論越來越極端，甚至提出“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的觀點。
其實，令譚嗣同如此構想的原因，正是晚清的日益交困的時局。只是，維新派一面宣揚著變法圖強，一方面又嚷嚷出賣國土，並寄希望於列強。這無疑充分顯示出了他們的軟弱和稚嫩，更加表明維新派是無法挽救民族危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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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生於1865年死於1898年。 
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提出了一個大膽且自以為正確的救國方法，他說應該把當時沒什麼用處的新疆、西藏分別賣給俄國和英國。俄國一直和新疆接壤的，西藏與英國的殖民地印度連接在一起，在他計劃如果能把這兩個省份都賣出去的話，那絕對能從他們手中拿到很大一筆錢財。（當時的清朝欠了2億外債，想用買新疆西藏的錢還債）
還計劃把東北、蒙古給賣了，他認為這些地方太遙遠了還沒啥用途，不如賣了換錢，用錢來支持他變法，這才是理智的想法（我想問的是，賣了土地的錢就一定會給你支持變法麼，慈溪過個生日都要到國庫裡拿錢，當時到處都要錢，為啥一定會給你變法）
如果，假如有如果，就算但是按照譚嗣同的想法辦了，變法成功了，把侵略者剛跑了，後代的我們會怎麼評價麼？必定會遺臭萬年。
用戶62068908153
不是所有變法都是正確的選擇，雖然我們的歷史書中對戊戌變法大有讚譽，但他們的變法實際上卻是一場極其荒唐、衝動的舉動，在這次變法中，譚嗣同、康有為等人都提出了非常毀三觀的救國建議，不是我跟大家開玩笑，只要大家往下看，他們所提出的各種觀點絕對會讓大家對他們佩服不起來。
譚嗣同慷慨赴死的義舉是我們無法置疑的，他一生的所作所為也讓他符合了一個義士所應該擁有的形象，但是誰又知道我們所佩服的義士譚嗣同卻是一個主張出賣疆土的人。
譚嗣同在變法中提出出賣疆土的建議
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提出了一個自以為正確的救國方略，他提出應該把當時沒什麼用處的新疆、西藏分別賣給俄國人、英國人。
俄國是和新疆接壤的，西藏也與英國的殖民地印度連接在一起，在他的計劃中，如果能把這兩個省份賣出去的話，那絕對能從俄國英國手中拿到數之不盡的錢財。
當時清政府是欠了外國列強2億多兩白銀的，而譚嗣同覺得如果把這兩個地方賣掉，將會收穫到遠超2億多兩白銀的巨資，到時不僅可以把欠下的鉅債通通還清，還可以留一筆錢給自己變法強國。
不僅如此，在譚嗣同的想法中東北、蒙古這些邊緣地帶也不應該保留，應該通通的賣給外國人，好賺到更多的錢支持變法。
雖然這些地方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但是以清政府當時的國力以及工業水平是根本無法合理利用這些資源的，譚嗣同覺得既然不能合理使用，那何不通過交易手段把它們換成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呢？他覺得這才是一個理智的人應該做的行為。
譚嗣同和東林黨的相似度
這就是譚嗣同對變法提出的建議，究其根本，這實際上是一種拆東牆補西牆、飲鳩止渴的方法。
這個時候就要說到我們開頭所說的那句話了，並不是所有的變法都是正確的，不是每個慷慨赴死的義士都是高大上的。
我覺得譚嗣同的形象和明末東林黨的義士極其相像，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那就是可以為了道義不顧個人的死亡，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有一個缺點極其相似，那就是空談誤國。
他們的身上沒有任何的治國能力，但卻總是想幹擾國政，或許他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果被他們把握了權柄，那將離亡國也就不遠了。
康有為在變法中改善人種的建議
說完譚嗣同，我們有必要說一下康有為，康有為號稱南海聖人，在歷史書中的形象光輝萬分，如果不瞭解他的為人處事以及他的思想，或許還真有不少人被他表面的形象給矇騙，進而對其有所敬重。
但如果我們仔細瞭解一下康有為，那大家就會產生巨大的改觀了。
康有為非常崇尚白人，他覺得白人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最高等的人類，是萬族之首，而黃種人則排在第二，僅次於白人，排在第三的是印度的棕色人種，排在最末端的是非洲的黑人。他為了全世界都走向先進的文明，就提出了他一些自認為寶貴的意見。
他覺得所有黃種人都應該與白人通婚，通過通婚改善黃種人的基因，堅持在100年內的時間內，把國內所有的黃種人都混血成高等的白人，只有擁有了白人高貴的基因，國家才能有機會擠身進入世界列強之中，走向真正的強大。而他對印度非洲也有自己的一點小意見，他覺得應該把印度人從溼熱無比的南亞大陸遷移到溫暖、寒冷的地帶，通過氣候改變他們有些腦容量不足的智商，先通過氣候把它們從棕色人種升級為黃色人種後，再通過混血把它們變為白色人種。
而非洲黑人在康有為的眼中就是真正無可救藥的群體了，他覺得所有的非洲黑人都應該進行化學閹割，讓他們都無法生育，從而讓他們徹底的絕種，只有這樣才能改善整個地球整體的智商。
康有為關於世界大同的建議
除了對膚色、人種有著自己的看法之外，康有為還覺得應該廢除國家的理念，讓全世界從狹隘的國家走向大同的聯邦，他提出我國應該首先和日本結成一個小聯邦，通過日本先進的工業文明改善我國的工業水準。
這是第一步的做法，他打算由小變大，先開始兩個國家的合邦，然後再展開整個洲的合邦，而最終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整個地球所有國家都變成一個大聯邦，只有這樣才能合理的利用人口、礦產的資源，讓整個地球得到極其合理的發展。
除了關於人種、國家制度的提議之外，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還有著很多驚人的言論，只不過在這裡就暫且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接下來簡單說一下康有為和譚嗣同之間的差距吧，我覺得譚嗣同的提議雖然不值得認同，但他的人格魅力卻絕對要遠遠勝於康有為。
逃跑後的康有為成為了大富豪
在戊戌六君子事發被抓前，康有為為了能成功變法，於是就動了刺殺慈禧太后的心思，不過康有為很小心，他怕失敗之後自己會遭受懲罰，於是他就鼓動譚嗣同去勸說袁世凱參與到刺殺慈禧的行動。
在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告密後，聞風而動的康有為當即帶著梁啟超跑路了，而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則為了自己心中的大義，留了下來。
從這方面來看，譚嗣同還是有著他優點的，但康有為就不同了，他不僅空談，而且還沒有骨氣，不過生死是人最重視的東西，我們也不能因此譴責康有為，但是後來康有為的一些事情卻著實讓人不能給他一個好的評價。
康有為後來逃到了外國，他假借光緒皇帝的名義從許多華僑的手中騙取了豐富的錢財，最後他成為了一個身家千萬的大富豪。
被康有為所害的光緒皇帝
康有為當時還成立了一個保皇會，雖然名義上是光輝的，但是這個組織實際上的作用卻是他控制華僑商人的工具，因為保皇會龐大勢力的影響，很多原本支持康有為的華僑愛國商人們紛紛受到了康有為的壓榨，被他巧取豪奪了很多金錢家資。
而原本慈禧太后是沒有那麼痛恨光緒皇帝的，在慈禧太后的想法中，她覺得光緒皇帝只是被康有為等人矇騙了，實際上本質是不壞的，想要刺殺自己的行動也與他沒有任何關係，所以二人安然無恙的共處了下來。
但是康有為卻假借光緒皇帝的名義在國外聲討起了慈禧太后，他聲稱自己是帶著光緒皇帝衣冠詔的，他聲討慈禧太后所說的口號就是殺死慈禧太后，保衛光緒皇帝之類的話。
在康有為的口號傳回國內被慈禧太后聽到後，她就以為光緒皇帝真的要殺自己，於是就開始對光緒皇帝產生了厭惡，並最終在自己死前毒殺了光緒皇帝。
從這方面來看，康有為絕對算得上是十分可惡的人物，是沒有絲毫餘地的那種。
所以說譚嗣同之所以要賣掉當時的幾個省份，原因就是因為他想通過賣掉這些地方獲得為清政府還債的金錢，如果能賣掉這幾個地方，到時所獲得的金錢將會是很難想象的，在譚嗣同的打算中，這些錢不僅能為清政府輕鬆的還債，還能為自己接下來的變法行動作出金錢保障，可謂是一舉兩得。
孤客生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
這是譚嗣同在1894年末給老師歐陽中鵠信中的原話，彼時康梁一黨在清末一度位居中國政治中心，然而實際操作不熟，紙上談兵無人能及，他們“賣完”新疆西藏之後，還要“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由此可見，書生雖有一腔熱血，他們精神可嘉，愛國熱情值得讚許，但是真正的改革不一定切合實際！
那個時候，人們多愚昧，眼界狹窄，而一些所謂的飽學之士，也不乏目光短淺，紙上談兵之輩！那是一個混沌的年代。康梁與譚嗣同等人，主張賣土保國，以新疆西藏，來換取俄羅斯和英國的金錢，用來償還不平等條約的欠款，而且剩餘的錢還可以用來改革國內，發現生產，甚至李鴻章等人也主張放棄西北，重點保衛東南沿海！
和這些人不同的是，左宗棠支持保衛西北，他認為國家主權，寸土不讓！西北安穩，才能京師安穩，保衛西北是必須的！於是年邁的左宗棠抬著棺材進軍天山南北，一舉平定阿古柏叛亂，而且還能夠從沙俄那裡虎口拔牙，左公千古，令人敬佩！
不過，把視角轉回當今，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那個時候有那麼多荒誕的想法也無可厚非。比如，譚嗣同只是書生，他並不是從基層官員做起，所以只有不完善的理論，再加上國家危難，民生凋敝，一腔熱血的衝擊之下只能紙上談兵，雖一心救國，奈何理想被視野所侷限！
那個時候不僅是譚嗣同有這個想法，很多維新人士甚至朝廷元老都有這個打算。而且，提出類似荒唐想法的不止譚嗣同，像孫中山，康有為，等等政壇翹楚都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想法！民族國家觀念不成熟，領土意識認不清，封建王朝思維抹不掉，這一切才是造成荒誕的源泉！
不僅是清末，我們任何時候都應該警惕，應該集思廣益，愛國值得讚揚，到愛國不是兒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