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彥佳
散文名篇《背影》中的父親是慈愛的。送別讀了大學、已經成年的兒子，自己年近半百身體肥胖，卻要費力為兒子買橘子，舐犢情深溢於言表。但在現實中，朱自清的父親朱鴻鈞是一位封建式家長，應該是一位嚴厲的父親。
同樣，以《傅雷家書》而為普通讀者所熟知的傅雷，在長子出國求學期間寫了數百封書信，情真意切，言之諄諄。留給人們的印象，也是一位慈愛睿智的長者。而在現實中，傅雷先生可以稱作是一位“暴君”。
據楊絳先生回憶，有一次5歲的傅聰在客廳寫字，傅雷在吃花生，不知因為何事傅雷就火了，“順手掄過來蚊香盤，擊中鼻樑，頓時血流如注。”連鄰居的傭人們私下都稱傅雷為“神經病”。另有一次，是兩個小孩在偷聽大人在客廳裡談話。結果又把傅雷惹怒了：“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聽得傅雷厲聲呵喝，夾雜著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談。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
幾十年後，離開祖國多年的傅聰回國，與楊絳回憶往事的時候他還說：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子不教，父之過”。在中國傳統家庭中，慈母嚴父是固有的形象定位。朱家是書香門第，朱自清是家中長子，父親對他自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據稱是“督教甚嚴”。《紅樓夢》第33回“不肖種種大承笞撻”一段，寶玉因荒唐受到父親責打，護犢的賈母滿臉淚痕地痛斥賈政：“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就差說“來來來，你打你的兒子，我就打我的兒子”了。
父親缺位，慈母往往還要扮演嚴父的角色。胡適《四十自述》裡就記述的寡母對他的管束：“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傅雷先生和胡適的少年時期有相似經歷的，也是父親早故，母親成了“嚴母”。應該是家風傳承吧，儘管後來傅雷在國外遊學多年，長期受到西方文明浸潤，但他骨子裡依舊是一位中國式的“嚴父”。
人的一生是在不斷自省中成長的。為人父母也需要不斷成長，他們對待子女的態度也在不斷髮生著改變。
早年的朱父是一位嚴父，而朱自清性格看似柔弱，實則執拗，父子之間難免發生衝突。朱自清大學畢業後曾憤然離開父親，到寧波、溫州等外地執教 ；1921年冬天他又私自接出妻兒，在杭州組織了小家庭，這又使父子關係更加惡化，到了朱父不準兒子一家進家門的境地。
寫作《背影》的1925年，朱自清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當初的任性，八年前父親送別自己的情景此時已經得到了時間的沉澱，感情變得深沉。而晚年的朱鴻鈞也應該反思了自己的一生，深自懊悔，就以惦記孫子的名義和兒子開始書信往來。
至於傅雷先生，在他的烈士晚年已經在給兒子的家書裡坦白了自己的追悔：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這些念頭整整一天沒離開過我的頭腦，只是不敢向你媽媽說，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寧！真的，巴爾扎克說得好：有些罪過只能補贖，不能洗刷！
“我也知道你從小受到的挫折對於你今日的成就並非沒有幫助；但我做爸爸的總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錯誤。自問一生對朋友對社會沒有做什麼對不起的事，就是在家裡，對你和你媽媽做了不少有虧良心的事。”
我們常說“隔代親”。那些對孫子孫女百般疼愛百依百順的爺爺，他們年輕時極有可能是一位嚴厲的父親；他們對孫子孫女的愛，是在盡力彌補當年對兒女的虧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