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長安不僅是商業樞紐和物資匯聚之地，達官貴人、才子佳人生活的空間，更是“信仰之都”。來自波斯的商人帶來了“景教”“祆教”“摩尼教”；作為當時實際上的佛教世界中心，從印度、中亞而來的佛教僧侶，只有到達長安，才能登上傳法事業的頂峰，而來自東瀛和新羅的學問僧們，又把從長安帶走的佛光灑在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上；佛道並重，三教歸一，宗教消費成為推動商業繁榮的重要推動力。
主筆／馬戎戎
唐代壁畫《金佛傳》
唐朝人的“聖誕節”
那是1300多年前一個臘月的夜晚。那時，冬季的長安城，晚上通常很寒冷。這天晚上，大明宮內燈光通明，充足的炭火把大殿烘烤得暖洋洋的，以至於參加宴席的客人們臉上都微微有了汗珠。
宴席的主人是代宗皇帝，他端起酒杯，真誠地祝福席間的各位客人聖誕節快樂，並賜給他們御製名香和糕餅。
客人們自然感激涕零，下跪謝恩，山呼萬歲。公元781年，這些客人的首席代表、長安景教寺院大秦寺僧首景淨，在唐德宗敕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中，滿懷感恩之心地寫下：“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眾。”
這是中國史料中，最早的關於中國人過聖誕節的記錄。而這一幕，發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而所謂的“景教”，就是最早來到中國的基督教。
景教是公元635年入唐的。唐太宗李世民對這個從波斯遠道而來的宗教十分好奇。他派丞相房玄齡到長安城外去迎接他們，還親自聽主教阿羅本講道。之後，他表現出了對這個教派的欣賞。他允許阿羅本在皇家的藏書樓裡翻譯經典，還允許他進入內廷，與自己討論教義。貞觀十二年（638）七月，唐太宗親自頒發了允許這種新來的宗教在大唐傳播的詔書，詔書這樣寫道：“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眾生。”
這16個字，體現了唐太宗對宗教的高超理解。
事實上，來到中國的“景教”，就是基督教歷史上的“異端”——聶斯托裡派。聶斯托裡曾於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否認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結合為一個本體的，認為應該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區分開來，基督的神性本體是依附在人性本體上的，聖母是“人母”而非“神母”。很快，聶斯托裡被教廷宣判為“異端”，被剝奪了大主教職務，流放到了埃及。他的信徒們則被東羅馬帝國迫害，進入波斯。在那裡，他們成立了獨立的教會，自東向南，將教義帶到了印度和中國。
從此，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所撰寫的那樣：“明明景教，歸我大唐。”到了高宗年間，景教一度在中國發展到“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規模。
大概是由於客人來自波斯，在詔書中，唐太宗將阿羅本和他帶來的教徒們稱呼為“波斯僧”，他為阿羅本和“僧眾”們建立的寺院，也被長安的居民們稱呼為“波斯寺”。其實，無論是對於唐太宗，還是長安城的居民們來說，阿羅本和他的同伴，不是唯一的“波斯僧”。當年，長安城裡，同樣被稱為“波斯僧”的，還有祆教徒和摩尼教徒。
祆教又稱拜火教或火祆教，是中國古代對起源於波斯的瑣羅亞士德教（Zoroastrianism）的稱呼。瑣羅亞士德教最根本的理論基石是善惡二元論：世界存在著善與惡兩大本原的對立，善本原代表著智慧、善良和創造，是光明和生命的體現；惡本原代表著愚昧、邪惡和破壞，是黑暗和死亡的體現。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對立是永恆的，它們之間的對立和鬥爭起源於“二”，最終又復歸於“二”。公元4世紀初，祆教就已通過粟特商人的途徑傳入了中國，北周的統治者為了發展與西域諸國的關係，甚至制定了“拜胡天制”，由皇帝親自參與祭拜活動。
唐高宗時代，摩尼教傳入中國，武則天曾接見了第一批來華的摩尼教徒。摩尼教的中心思想是“二宗三際論”，二宗即光明與黑暗，三際是指世界發展的三個階段：初際、中際、後際。摩尼教認為光明與黑暗是世界的本原，光明王國光明、潔淨、和善、快樂，是美好的所在，而黑暗王國則是邪惡的化身。
摩尼教公元3世紀中葉由波斯人摩尼創立，3世紀末年在本土被祆教打壓，於是沿著絲綢之路向東方傳播。摩尼年輕時曾為基督教徒，因此，教義中有明顯的基督教“末日說”影響：摩尼教認為，只要通過艱苦的“勞心救性”，人類的靈魂終將得救，迴歸光明王國。那些拒絕拯救的靈魂將連同地球及黑暗物質一起，在熊熊的世界末日大火中歸於毀滅。
在古代宗教史研究領域中，景教、祆教、摩尼教被統稱為唐代的“三夷教”。“三夷教”的寺院主要集中在長安城的西北部，靠近胡商聚集的國際商品交易市場“西市”，方便各族胡人祭祀禮拜。
“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每至歲末，西市的胡人祈福活動便成為長安城內的一景。胡人們在儀式上表演“破腹出腸”西域幻術，讓大唐居民們又驚懼，又好奇。
在浙江大學東亞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孫英剛教授看來，“三夷教”留下的正式宗教文獻非常少，少到“寫篇博士論文都不夠”。但是，“這些信仰在中國都有教堂，說明當時中國人的信仰很開放”。
“三教並弘”下的大唐家庭
唐玄宗年間，青城山有個道士叫劉知古。唐玄宗好丹藥，劉知古曾給唐玄宗上書《日月玄樞論》，確定了道家的“內丹思想”。但相比他的修為，更有趣的是他的家庭：劉知古本人入道，他的兄長學儒家經典，弟弟則奉佛，出家於武擔山靜亂寺，法號履徹。據當時的宰相張說的記載，劉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觀的靜思院將老子、孔子與釋迦牟尼共冶一爐，被張說評論為：“三聖同在此堂，煥乎有意哉！達觀之一致也。”
劉知古“一家三教”，同一家庭內部的不同成員可以有三種信仰，這是在信仰多元的唐代才會發生的事情。儒釋道能共冶一爐，不能不提到唐武德七年那場著名的“儒釋道辯難”。
公元624年2月的一個清晨，唐高祖李淵攜秦王李世民，親自出席了長安國學的“釋奠”大典。釋奠本來是國家祭祀先聖孔子的大典，但這次參加講論的，不僅有國子博士徐文遠與太學博士陸德明等大儒，還有來自佛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長安聖光寺沙門慧乘、普光寺沙門道嶽，清虛觀道士劉進喜、李仲卿。
由於唐高祖以老子後裔自居，以道教為本宗，故辯論中的席次以道士居首，儒家居中，沙門殿後。三門的代表人物相繼升座講經，之後相互辯難，氣氛極為熱烈。
“釋奠”之前，唐高祖發佈詔書，定下了“三教雖異，善歸一揆”的原則與基調，為整個大唐奠定了兼容幷包的文化主旋律。由於這樣的講論時常進行，三教中人不得不兼明三教，否則無從在論戰中取勝。
“三教並弘，兼容幷包’”是唐代的基本文化國策。”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李利安教授說，“三教互補、會通合一的意義，就在於自此之後，三教在彼此呼應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即中華傳統文化。”開元二十三年（735）八月初五，是唐玄宗的生日。為了慶祝生日，這一天，唐玄宗特意舉行了一次三教講論活動。在這次講論中，玄宗明確提出了“會三歸一”的主張，宰相張九齡將之解釋為“萬殊一貫，三教同歸”。
這一年，唐玄宗完成了“遍注三教”：御製《道德經注》，頒行天下；御注佛教的《金剛經》。開元十年（722）六月二日，唐玄宗曾御注《孝經》頒於天下，到了天寶二年（743）五月，他再一次御注《孝經》。
《孝經》《金剛經》《道德經》是儒、釋、道三教根本性的經典。唐玄宗遍注三教，表明了他對宗教的態度：尊儒、崇道、不抑佛。
正是在這樣的文化國策下，唐代成為了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長安成為了當時事實上的世界佛教中心，進而成為整個世界的“信仰之都”。
“那時，世界舞臺的中心就在大唐，所有有抱負的人都要到大唐才能發揮他的才能，博取他的名聲。來自世界各地的僧人、商旅，穿越沙漠和海峽，絡繹不絕地到中國來學習，學習完之後把這些最先進的理念傳入日本，傳入朝鮮，傳入中亞、西亞甚至更遠的地方，這實際上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孫英剛這樣說。
高昌景教教堂壁畫
大唐皇室與佛教
顯慶元年（656）十月，皇后武則天即將臨產，產前，她自覺身體不安，心裡十分忐忑。信仰佛教的武則天，請大師玄奘入宮祈福。玄奘答應了，他提出，如果皇后生下男孩，希望這個孩子能夠剃度出家。唐高宗許可了這個提議，十一月初五，皇子李顯誕生。十二月初五，李顯滿月，玄奘親自為之剃度，高宗給這個男嬰賜號“佛光王”。
李顯就是後來的唐中宗，一直到8世紀初，玄奘去世半個世紀後，中宗還會到大慈恩寺追念他。
李唐皇室推崇道教，唐高祖、唐太宗均主張“道先佛後”。然而，如果說道家更多參與了廟堂之上的國家禮儀，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土的佛教，在唐代則完全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峰。
“到唐代的時候，中國佛教應該說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高度：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佛經翻譯的最高峰，印度佛教的主要經典向中國輸入基本完成。第二個方面就是中國人對外來佛教文化的理解，經過幾百年的傳承和發展，到唐代的時候，理論體系的組建，可以說達到了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頂峰。第三個方面，佛教的八大宗派：除了天台宗創立於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識宗、三論宗、華嚴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密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李利安這樣評價佛教在唐代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印度佛教的中國化在唐朝已經徹底完成了。”
“玄奘取經歸國之後，世界佛教文化版圖的中心已經實現了從印度向中國內地的轉移。”李利安說，“在唐代，佛教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民眾的普遍信仰，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重塑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直接影響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長安城是一座滲透了佛教性格的城市。”孫英剛認為，和同時期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相比，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口超百萬的城市，長安是一座“佛光照耀下的城市”。長安有近200所寺院，僧侶在人口中所佔的比重也很高。
寺院承擔了非常多的社會功能，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就是社會的公共空間。“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城市只有兩部分：一部分是私人空間；一部分是官方機構，官府。老百姓是進不去的。佛教進來之後，按佛教的定義，眾生平等，所以不論是達官貴人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進到這個空間去，所以就有了公共空間，改變了城市結構，也改變了城市的生活面貌。”孫英剛說。
寺院林立的長安，僅佛教宗派就多達10個。唐高宗時期，印度高僧阿地瞿多到慧日寺的浮圖院建立“陀羅尼普集會壇”，很多皇室成員、王公貴族都前往參加。這表明，自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國的“密教”已經有了非常深厚的基礎。武則天本人，也曾為十一面觀音造像、供奉。
《中國密教史》作者、陝西師範大學呂建福教授認為，唐代中期是漢傳密教發展的黃金時期。
根據黃心川先生在《中國密教史》中所指出的，漢地密教傳播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雜密經咒傳播時期；純密或有組織的經典傳播時期；印度坦多羅密教或晚期密教輸入時期。
唐代開元年間，“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來華後，直接翻譯、弘傳以《大日經》和《金剛頂經》為中心的印度金剛乘體系的密教，這些密教稱之為純密。
作為金剛智的弟子，不空曾翻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積極地宣揚、發揮密法的護國功能。唐玄宗在天寶五年（746），不空為唐玄宗祈雨成功，得賜紫衣；“安史之亂”中，安祿山攻入長安後，不空留在長安，和出逃的唐肅宗保持秘密聯絡，同時為唐肅宗積極修法，祈請肅宗還都。肅宗還都後，不空備受皇室禮遇。
呂建福認為，由於一方面適應了唐帝國中興君主玄宗等人復興皇室權力的需要，另一方面迎合了當時儒釋道三教正在融合的趨勢，漢傳密教得到了急劇的發展，並且形成了一個以修持密法為主的中國佛教新宗派：唐密。
842～845年，唐武宗會昌年間，發起了大規模滅佛運動，史稱“會昌法難”。之後，唐密漸衰，反而由日本僧人空海在日本發揚光大，成為今日的“東密”。而一度在大唐得以弘傳的景教、祆教、摩尼教等諸多“波斯胡教”，也在這場法難中一併凋零了。
迴歸古典世界
從目前已知的史料來看，唐武宗滅佛的根本原因在於打擊佛教寺院的經濟勢力，但也和“佛道之爭”脫不開關係。武宗未即位時，已好道術，即位後即召道士入禁中。道士趙歸真利用武宗向道，曾對武宗說：佛教不是中國之教，應當徹底清除。
事實上，唐文宗時，寺院的經濟勢力已經成為讓皇室頭疼的事。唐文宗曾對宰相說，古時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於佛。唐武宗則說：使吾民窮困的是佛。於是下詔廢除佛教，拆去山野招提和蘭若（私立的僧居）4萬所，還俗僧人近10萬人。到了會昌五年（845），共廢寺4600餘所，僧尼還俗26萬多人，釋放奴婢15萬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餘萬，沒收良田數千萬頃。被釋放的奴婢，每人分田百畝，編入國家戶籍。並將寺院銅像用來鑄錢，鐵像鑄成農具，金銀像收歸國庫。會昌末年，全國兩稅戶比憲宗“元和中興”時增加了兩倍多，稅收進入“安史之亂”後國家最盛時期。
但是，武宗死後，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復武宗時被廢的佛寺，並殺死道士趙歸真等。在此之後，佛教勢力又興盛起來。
在呂建福看來，“會昌滅佛”代表了封建帝王對宗教的態度邊界：“‘三教合一’雖然是唐代的‘基本國策’，但事實上，各方之間形成的默契是，各家各派各有分工。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依然是儒家思想。包括佛教在內的宗教，只能在你的宗教領域裡發揮你的作用，不能干預政治。一旦‘越界’，就要加以限制甚至禁燬。”
在孫英剛看來，“會昌滅佛”標誌著唐帝國從開放進取的世界主義轉向了保守的古典主義。中國主動掉頭，回到了純粹的古典時代。
“‘會昌滅佛’是中國自己放棄了對世界佛教的領導權力。在世界史的範圍內，這帶來兩個後果：第一個是日本的文化自主性加強；另外一方面，在西邊的話，伊斯蘭教大舉進入中亞，中亞的佛教國家得不到大唐的支持，很快逐漸衰落了。伊斯蘭教一直東進到中國的陝西、寧夏、甘肅。而‘會昌滅佛’之後，整個中國的文化氛圍和思想氛圍都發生了變化，瀰漫著一種排外的保守主義思想情緒。”孫英剛這樣評價。
“會昌滅佛”的另外一個後果，是直接導致我國在唐以前的木構古建築蕩然無存，只有南禪寺大殿（782年）逃過一劫。佛光寺（857年）等建於“會昌滅佛”之後，而同一時期的日本，該時期的木構建築大約有十幾處左右，如法隆寺（670年）、唐招提寺（760年）、正倉院。在梁思成發現佛光寺之前，日本人曾宣稱中國沒有唐代及其以前的木構古建築，必須到奈良去看。
“唐代是中國古代史的黃金年代，唐代文明是世界主義的文明，它是一種包容、開放、多元主義，胸懷非常寬廣的一個文化。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世界性帝國。”孫英剛這樣說。
在孫英剛眼中，唐代的宗教多元政策創造了這樣一個奇蹟：“無論什麼樣的外來宗教，在唐代都可以和平共處，從未發生任何宗教戰爭，這在西方宗教歷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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