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性取向能被轉變嗎?

人类性取向能被转变吗?

利維坦按:腦白質切除術,化學閹割,厭惡療法……史上對於同性戀的治療可謂花樣百出。而針對本文文末的“迴轉療法”,即便至今仍有一些團體和個人聲稱在同性戀治療上採用該療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美國兒科協會、美國諮詢協會、美國精神醫學協會、美國心理學會等機構均認為“迴轉療法”具有潛在危害從而拒絕這種療法,亞洲、歐洲和美洲的一些地方也已立法禁止迴轉療法的實施。

其實,堅信同性戀可以轉變的人,其內心或許會同意下面這個廣告牌的文案【前同志與同志的父母與朋友(Parents and Friends of Ex-Gays & Gays,PFOX)】:

人类性取向能被转变吗?

不過,問題的關鍵似乎是:作為同性戀的個體,除非是自己的主觀意願樂於接受性轉變,而外界為何要不遺餘力地去幹預這種性取向呢?【反(男)同性戀的人自然會列舉一大堆理由,諸如不安全性行為、艾滋病、性成癮等等,而LGBT群體則會以人權問題和性取向自由來回擊……這個問題將會永遠爭論下去。】

文/Charlie Williams、Sarah Marks、Daniel Pick

譯/大藥

校對/Maybeshewillx7

原文/wellcomecollection.org/articles/W1buxiYAACgAqyV9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大藥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不代表利維坦立場

直到上世紀60年代,男同性戀在大多數國家裡還是非法的。諷刺的是,第一個對男同性戀除罪化出臺激進政策的國家卻是當時東方集團(Eastern bloc,為冷戰期間西方陣營對中歐及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稱呼,其範圍大致為蘇聯及華沙條約組織的成員國)最為高壓的政權之一: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Communist Czechoslovakia)。

這場1961年的政策變化舉世矚目,與斯大林主義的“恐同”聲明唱了反調。當時的論調倡導人們結婚,組建核心家庭,用這種方式為社會主義提供人口和經濟基礎。

人类性取向能被转变吗?

庫布里克《發條橙》中的厭惡療法。圖源:Critical Commons

除罪化進程的開始源於大量試圖徹底“治癒”男同性戀的失敗案例。捷克的精神病醫生們採用的是一種經過調整的“厭惡療法”(aversion therapy)。他們給男同性戀者觀看包含男性身體的色情圖片,同時電擊他們,或使用導致噁心的藥物。

他們希望,這種方式可以強迫“患者”把同性慾望和疼痛與噁心聯繫起來,以此改變自己的行為和性取向。

厭惡療法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精神病醫師之手,最早是作為酗酒的治療手段。到了50年代,不管是西方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開始試圖用這種方式治療一系列“異常”行為的實驗。這種對行為矯正信心的激增,大部分源於諾貝爾獎得主、蘇聯的生理學家伊萬·巴甫洛夫(Ivan Pavlov)的發現。

他關於動物“條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es)的實驗讓人們明白,外界的刺激能夠極大地影響身體和行為。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的19世紀90年代,他就通過實驗表明:不管食物是否存在,狗都會由嗡鳴聲聯想到投食,繼而開始分泌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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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萬·巴甫洛夫與同事瑪麗亞·佩特洛娃(Maria Petrova)在一條實驗用犬身上進行條件反射實驗。圖源:未知

到了上世紀50年代,一整代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通過在人類身上進行的實驗改進了巴甫洛夫的理論。他們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條件反射可以治療人類的精神健康問題。如果狗都能夠把某種聲音和食物聯繫到一起,那麼,一個蜘蛛恐懼症患者也能將蜘蛛和放鬆的感覺,而非恐懼聯繫到一起。這種方法後來被稱作“脫敏”(desensitation)療法。如果這種正向的情感聯想能夠被成功地建立,那反面的也應該沒什麼問題。

巴甫洛夫的觀點與美國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約翰·華生(John Watson)與B·F·斯金納(B F Skinner)的研究結合了起來。二人認為,獎賞與懲罰在行為調整的過程中也很重要。實驗性的“行為治療”開始被用在消滅“有害的”情感與行為上,從同性吸引到飛行恐懼都包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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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Michael Parkin

在五六十年代,消除同性慾望、最終把同性戀轉變成異性戀的“普通人”成為了公共精神病醫學的中流砥柱。有些病人自願報名,希望自己能夠與當時的社會常規協調一致,另外一些人則來自於司法系統。這些手段逐漸取締了原始的同性戀“治療手段”,例如曾被用在數學家、密碼分析學家阿蘭·圖靈(Alan Turing)身上的化學閹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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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弗恩特(1914-1996)本人。圖源:Wikimedia Commons

測量慾望

捷克精神病學家、性學家科特·弗恩特(Kurt Freund)在他的同性戀病人身上進行了行為矯正實驗,並試圖研究這些“治療方案”到底有沒有效果。弗恩特喜歡量化和分類人類性生活中的變量;在20世紀50年代,他發明了一種用於測量男性性喚起程度的儀器:陰莖體積描繪儀(penile plethysmograph)。實驗對象的陰莖被密封在一個密閉容器中,弗恩特稱,通過測量儀器中的氣壓變化,就能判斷出實驗者是否經歷了性喚起。

陰莖體積描繪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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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特一系列實驗的首篇論文,《男性同性戀的診斷》,發表於195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精神病學期刊,文中出現了體積描繪儀的早期形態。圖源:Sarah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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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特和同事F·賽德拉塞克(F Sedláček)、K·諾布(K Knob)共同設計的體積描繪儀組件。圖源: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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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實驗研究》(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中詳盡地講述了體積描繪儀在實際操作中的工作方法。圖源: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ur

這臺儀器的初衷是為了解決捷克斯洛伐克軍官們反映的問題:當時的男子會假裝同性戀,以逃避徵兵。弗恩特利用體積描繪儀,幫助他們做了篩查。他們向受試者出示了一系列色情圖片,內容有男有女,並對來自男人們內心深處的反應進行了測量、量化和記錄。其中,那些對男性胴體安之若素的人都被送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軍“保衛社會主義”去了。

弗恩特很好奇,他的儀器是否能向他揭示更多關於性取向的謎題呢?有些病人因為自己被其他男性吸引,主動前來尋求治療,在這些當時並未受到政權壓迫的病人身上,弗恩特實驗性地使用了他的設備。

他們首先經歷了5天的厭惡療法,期間還在觀看半裸女性照片時接受了睪酮注射,以增強他們的正反饋。最終,這些條件反射訓練是否讓這些男人擺脫了有害的慾望(同性之愛),成為了異性戀呢?體積描繪儀到底揭示了怎樣的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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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弗恩特所著《男性中的同性戀》的德語版本,由西策爾出版社(Hirzel Verlag)於1963年出版。此書的原版在一年前由捷克斯洛伐克國家醫學出版社(Czechoslovak State Medical Publisher)出版。圖源:Hirzel Verlag

答案是否定的。弗恩特發現,這些治療無一例外地都沒能消除同性吸引。體積描繪儀顯示:無論這些男性經受了多少條件反射訓練,他們還是會明確地被其他男性的色情圖片喚起性慾。雖然後來其中幾人有了成功的異性婚姻,但是沒有一位參與者表示自己對同性的興趣減弱了。

看著這些驚人的數據,弗恩特拋棄了舊觀點,性取向是沒法通過心理干預改變的。他還遊說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希望他們能修改法律。他表示,同性戀既無法“治療”也不應該被懲罰。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律改變了,第二年,匈牙利也照做了。

弗恩特沒有孤軍奮戰。上世紀60年代,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偏離充斥50年代的斯大林主義的刻板法令。專門的科學研究獲得了更強的信譽。人們似乎看到一種全新的烏托邦式前景:雖然仍在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但科學發現和科技進步能夠改革社會,改善政府。卡特琳娜·麗絲科瓦(Kateřina Lišková)在她的書《社會主義者的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 Socialist Style)中提到,雖然家庭依然處在國家的核心地位,性解放是社會主義歐洲以及西方社會變化帶來的改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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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社會主義捷克斯洛伐克半地下文化的一部分,同志酒吧蓬勃生長——“T社”(T-Club)就是其中之一(上圖)。照片由攝影師麗卜謝·雅科威耶科娃(Libuše Jarcovjáková)拍攝於上世紀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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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惡療法不僅僅被應用於同性戀的轉化上。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精神病學家們指定了大範圍的“有害習慣”。這給不少醫學科技公司提供了商機。這些公司生產了可以產生中等電擊的儀器,以供應診所。甚至那些想要自我約束的病人也可以購買這些設備,方便地在家中使用。上圖是刊登在當時美國醫學期刊上的廣告,推銷的就是名為“視覺輸出電擊器”(Visually Keyed Shocker)的此類產品。這臺儀器由新英格蘭的費瑞爾設備(Farrell Instrument)生產。

設備上配有投影儀,用來播放與有害慾望相關的幻燈片。製造商聲稱,這臺儀器的作用範圍很廣泛,從恐懼症、上癮,到“性冷淡”、戀童癖都包括在內。圖源:Huffington Post

改變法律

捷克法律的改變並沒有在國際間引起多米諾效果,但它的確為之後的運動提供了先例。“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運動失敗,導致了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學術界和個人自由的鎮壓,不久後的1969年,弗恩特移居加拿大。他的研究發現為當時的論點——即同性戀和其他任何人類天生就有的特性一樣自然——提供了證據,進而影響了接下來的辯論,促成了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重大決定。1973年,同性戀已被移出了《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在弗恩特得出結論之後,厭惡療法作為正規療法在其他國家中依然存在了許多年:在英國,法律一直到1967年才被更正(編者注:很可惜,圖靈沒有等到這一天)

工黨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表示,性慾是非常個人的問題,輪不到國家來約束。法律改變了,刑事司法系統內的精神病醫師不再能夠使用之前被政府批准的“治療手段”,不止是行為矯正被禁止,性慾抑制藥物,例如曾在圖靈身上使用的藥品,也被禁止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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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學生在一塊宣傳同性戀迴轉治療的廣告牌前抗議。圖源:LGBT Nation

改名為“迴轉治療”(conversion therapy)之後,厭惡療法依然沒有消失。

這些轉至地下的行為還是說明,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別的什麼地方,許多團體一直認為人的天性是可以被改變,或者至少是可以被抑制的。迴轉治療已經完全退出了心理治療師們的“標準曲目”,只在某些信仰團體或者三流“醫師”間或偶有使用。即便經過全球LGBT活動家數十年的運動,厭惡療法仍然存在。但在2018年,美國有10個州宣佈,法律不再允許精神衛生專家對少數群體進行“同性戀迴轉治療”——這可能意味著,這些情慾的管理員們自己應該被管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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