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怎以“黑吃黑”平息黨爭

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朱元璋怎以“黑吃黑”平息黨爭

不少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打天下時的朱元璋隊伍，主要靠兩大地方派支撐：以劉伯溫為首的浙東派，李善長為首的淮西派。建國後，這兩派各自形成兩大黨爭集團——浙東集團和淮西集團。

而朱元璋是最見不得群臣結黨的皇帝，所以用過之後，必千方百計瓦解之。

首先，他要打一個拉一個。先利用淮西黨，打壓浙東黨。

從籍貫而論，胡惟庸、李善長這批人和朱元璋是一夥的，都是淮人，同屬淮黨。所以在朱元璋弱化浙東集團時，胡惟庸派上了大用場。

可以說，朱元璋沒有看錯胡惟庸。胡惟庸雖然沒有徐達那般橫刀立馬的武功，也沒有劉伯溫般運籌帷幄的謀略，但卻有他人不及一些特長。哪些特長呢？

《明史•奸臣傳》記載，自洪武三年起，胡惟庸 “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這段史記，清楚說明胡惟庸受寵的原因。迎合朱元璋。

他是怎麼迎合朱元璋的呢？主要就兩字：整人。

這不僅是他的特長，而且是他的主要政治作為。

用明代史學家王世貞的話說，胡惟庸這個人“陰刻險鷙,眾多畏之”。說胡惟庸就像兇猛的老鷹，群臣大都怕他。而我以為，用棍子比喻胡惟庸更為恰當。縱觀胡惟庸進中央後的主要“政績”，就是幫助朱元璋整人，作為朱元璋手裡的一根棍子，朱元璋想整誰，胡惟庸就打誰。

那麼，胡惟庸幫朱元璋整了哪些人，都是怎麼整的呢？

我們知道，胡惟庸是朱元璋任用的中書省最後一個大員，胡惟庸之前，朱元璋在中書省任用過四個大員。這四個人下場悲慘，或多或少都與胡惟庸有些干係。

關於這四個大員遭遇及其與胡惟庸關係，我們會在隨後的章集中一一展開。

這一集先說第一個被整死的中書省大員、中書右丞：楊憲。他的垮臺、死亡，固然離不開朱元璋的棋局設計，但具體操作均與胡惟庸有著直接關係。

楊憲，公元1321出生，山西太原人。從小就跟隨做官的父親在江南生活，算是半個江南人士，所以政治派別上屬於浙東集團。元至正十六年即公元1356年，楊憲投奔朱元璋做幕僚，掌文書。因辦事幹練，加上又是朱元璋軍師劉伯溫的門生，為朱元璋器重。

那麼，楊憲的哪方面才華，令朱元璋欣賞呢？

史料對楊憲投奔朱元璋之前的教育成長經歷沒有任何交代，但卻清楚記載了楊憲在朱元璋這裡找到工作後的“業績”。

楊憲的發跡，是因為檢校工作出色。

什麼是檢校？檢校，這幾乎是中國曆代都有的官職，本來是一種散官，中央臨時派到地方的辦事員。但到了大明王朝，卻變了“性”了，成為特務的一種。

我們知道，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控制，朱元璋很早就建立了分佈全國的特務網，這些特務網網羅了乞丐、和尚、道士、妓女等三教九流情報特務，供朱元璋對內監視臣民對外偵察敵情。漸漸這個特務網就發展成為一個專門的特務組織，即後來的檢校。這些檢校明為散官言官，實際上專門負責打探各地官員隱私，密報給皇帝。所謂出色的檢校，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個好特務。

大明王朝的檢校組織，很早就由楊憲等人接掌了。這些檢校大都具備一定吏才，而且沒有任何背景，所以做事不怕得罪人，唯君是從，一心只替主子盡忠，因此深受皇帝信任。其實史書上所說的酷吏也包括這類人，他們是帝王的探照燈和殺人刀，當然也非常容易成為主子的替罪羊。

史料記載，洪武初年，楊憲正式擔任檢校官，歷官至御史臺中丞，與劉基劉伯溫並肩。此時的檢校已具一定規模，後來延展為錦衣衛。朱元璋為了確保監察到位，不時提高其職權，令檢校“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奉聞”。哪怕是道聽途說，也要上報皇帝，錯了也不用擔責。

　史書描述，作為檢校的領導人物，楊憲“執法不阿”，真正表現出了對主子的忠心。對此朱元璋是非常滿意，他曾高度肯定楊憲等人工作出色：“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　有了楊愛卿這些人，皇帝就像養了兇犬，誰敢不怕？

當然，朱元璋在委楊憲以重任前，也做了一番考察。在建立明朝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打敗了敵手張士誠的朱元璋，將張士誠的地盤、原元朝江南行省改稱浙東行省，派外甥李文忠擔任行省右丞，總管軍務，楊憲名義上作為屬官隨行輔佐。臨出發前，朱元璋告誡楊憲說：李文忠是我外甥，他年紀還小，沒有什麼歷練，浙江方面的事務都由你做主。如果出了問題，我只拿你問罪。”

由此可見，楊憲不光是李文忠的屬官，更是朱元璋不放心外甥掌管軍務而派出的督查檢校。果然，楊憲並沒有因為李文忠是朱元璋所寵愛的外甥而有所顧忌，不多久就向朱元璋報告說李文忠不聽他的話，任用一群儒士干預公事。那時浙江作為前敵佔區，許多讀書人都在張士誠手下做過事，如今雖然歸到了朱元璋的地盤，但對這些人，朱元璋卻始終不大放心。一聽到楊憲的報告，他立刻派人把那群儒士押解進京，殺掉兩人，其餘幾人充軍發配。

李文忠呆在浙東時間並不長，楊憲在短時間內迅速掌握了李文忠手下官員的動向，並一一向朱元璋彙報，他可稱得上是個合格忠誠的情報人員。因此，考驗考察結束，明朝建國後楊憲被任命為檢校組織的負責人，相當於後來飛揚跋扈的錦衣衛都指揮使。

因為楊憲執行君令不惜力，還有更大官等他做。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任命楊憲為中書右丞。所謂中書右丞，並不是中書省右丞相，而是次於丞相的中書省二級官員，在參知政事之上。如果說丞相是總理，那麼左右丞即相當於副總理、總理助理，參知政事就是國務委員。

也就是說，楊憲做了李善長的副手。要這麼一個情報組織的頭子做丞相助理，朱元璋顯然自有盤算，具有豐富情報工作經驗的楊憲，可以成為他安插在中書省的一枚有用的好釘子。以掣肘李善長的相權。

但是釘子也是有思維有想法的，此時的李善長身體出了些毛病，處於半休半退狀態，楊憲等於當上了執行丞相。大權在握後，楊憲開始膨脹。專斷跋扈、結黨營私、恃寵而驕，引起群臣不滿。

楊憲執相後的所作所為，正中了劉伯溫預判。劉伯溫稱楊憲沒有做丞相的度量，而且為人“深刻意忌，有不足於己者，輒以計中傷之”，是個派性意識、權力慾很強的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些預判，都在執相之後得以驗證。

所以，無論如何，楊憲算不得好人，而是比較陰險的一個小人。

何以見得此人陰險？

舉一個例子，張昶之死。

張昶是元朝舊臣，官拜戶部尚書。朱元璋滅元后，招降張昶，任命其為參知政事，與楊憲共事。這張昶學識淵博，閱歷豐富，才華遠在楊憲之上，所以引起了楊憲的危機感，有些羨慕嫉妒恨，意圖整之。

常言道：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機會終於來了。

由於朱元璋實行嚴刑酷法治國，張昶不免有些懷舊，懷念寬鬆的元朝。楊憲看出了張昶的心思，於是就想方設法套他的話。他先是以甜言蜜語取得了張的信任，待張對其放鬆警惕後，便引誘其發牢騷。結果，張昶拿楊憲當成了知心朋友，對楊推心置腹地說道：“吾故元臣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我是元朝舊臣，勉強留在朱元璋這裡，還是忘不了舊君主。而且，我的妻兒老小都在北方，不知道死活，所以實在不想在這幹了。

很快，楊憲就將張昶的這番話，添油加醋，密告朱元璋。於是張昶不能“忘故君”的心思就被朱元璋得知了，朱元璋當然不會放過不忠臣子，果斷誅殺張昶。之後還餘怒未消地，聲稱要“碎其骨，投於水”。

可見，楊憲就是這樣一個小人。早在朱元璋未稱帝時，楊憲就常常寫些歌功頌德的東西，勸說朱元璋“行督責之政”，對臣民來狠的。成了執行丞相，更是大肆排斥異己、不可一世，原先的舊吏統統被他斥去，而改用自己的親信。在自己身邊聚集起了一個不可小覷的小集團，誰都不放在眼中，以為左丞相非自己莫屬。

膨脹的楊憲向第一相位發起了衝擊，主動進攻李善長，向朱元璋進言：“善長無宰相才。”李善長沒有大才，應退出左相之位。傻子都能聽出這話話音，就是我楊憲才是群臣之首材料。

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朱元璋看出了楊憲野心，一個帝王能怎能被特務利用，於是敷衍楊憲：“善長雖無宰相才，與我同裡，我自起兵，事我涉歷艱難，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既為家主，善長當相我，蓋用勳舊也，今後勿言。”

李善長雖然不濟，但好歹是最早跟我的舊部，不能輕易廢掉，今後你不要再說這樣的話了。

楊憲排擠李善長的陰謀雖然沒有得逞，但是卻更加擴大了他與淮西集團的矛盾。已經成為淮西集團二號人物的胡惟庸，此時還沒有拜相，身為參知政事的他如芒刺在背，就向李善長進言，必須搞掉楊憲，“如果楊憲做了丞相頂了您，我們這幫淮人就做不得高官了”，在胡惟庸的慫恿之下，李善長開始尋找一個反擊的絕佳機會。

此刻，李善長、胡惟庸他們容不下楊憲，朱元璋對楊憲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於是，和李善長綁在一起的胡惟庸，抓住時機，向楊憲發起攻擊。

這個楊憲也活該倒黴，他的一個小辮子被抓到了。史載，楊憲有個外甥在科考中因抄襲當場被抓，楊憲為了遮醜親自審理此案，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料，這個情報被胡惟庸搞到了，聯合李善長舉報楊憲，朱元璋令胡惟庸審理此案。於是胡惟庸大顯身手，將楊外甥一通皮鞭子沾涼水，老虎凳辣椒水，你想，一個作弊者有什麼堅強意志，結果很快招了：後臺是我舅。胡惟庸上報皇上審理結果，建議嚴懲。

此外，胡惟庸還舉報了楊憲其他一系列罪行。其一，草菅人命。在審理事案時濫用酷刑，致使五名官員不堪折磨而死。其二，私吞財產。查抄犯人家產時隱匿大量浮財據為己有，貪贓枉法。

胡惟庸的有力指控終於致楊憲於死地，接到報告後的朱元璋毫不含糊，他對野心膨脹的楊憲早已心生殺機，於是馬上宣判：判處楊憲死刑，斬首棄市。

縱觀楊憲之死，表面上看，是淮西與浙東兩黨權力鬥爭結果，其實深層原因，卻在朱元璋。楊憲死活不僅是朱元璋對付丞相的大棋局所需，更是暴君與酷吏關係的典型性縮影。

我們不妨做個反思，作為浙東派的大員，楊憲在浙東領袖劉伯溫眼裡，都不是當丞相的料，為什麼朱元璋還要用他？

不是皇帝出了昏招，而是必殺技。朱元璋讓楊憲執相，並非想驗證楊憲當丞相合不合適，而是要證明丞相制度不合適。關於這個，之後的篇章，我們會慢慢展開講。

再有，作為大明王朝的資深特務，楊憲之死是皇帝朱元璋殺威立威後平息眾怒的必然結果。

用酷吏，滅酷吏，一向是古代暴君弄權伎倆。

縱覽中國歷史，你總會發現有這麼一群“大人物”，沒見他們打過什麼戰役，但卻顯貴一時，地位超過了開國元勳，比照戰功卓著的將軍，他們贏在哪裡呢？

譬如中國唐朝武周時代，有個“遊擊將軍”索元禮，深受武則天賞識，那些股肱之臣狄仁傑張柬之在索元禮面前也噤若寒蟬。而這個索將軍並非是一員帶兵打仗的戰將，也沒去過前線立過什麼軍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小報告，特長就是刑訊逼供。史料顯示，索元禮生性殘暴，不近人情。他發明了一種用於刑逼的特製鐵籠，籠內佈滿鐵釘，若罪犯不按他的指控招供，便會立即被釘得腦漿四溢。遇到硬氣嫌犯，他還有更狠招，命人把犯人倒掛起來，再在頭髮上繫上重石，謂之“墜石”。如此慘無人道的毒辣招數，其結果便是一招十、十招百，百招千。據不完全統計，武周時期死於索元禮之手的冤魂多達千人。有感於告密起家所嚐到的巨大甜頭，索元禮總結成功經驗，與另一著名酷吏來俊臣合寫了一部《羅織經》，專門展示羅織罪名、屈打成招的黑心得。 這酷吏出書可謂奇葩，也體現了他們的才氣，但這才是什麼才？鬼才也！非人才也。

拿當時屢立戰功的魏元忠與索元禮對比，可能是對前者的一種侮辱，但在當時的武周時代，二人的地位卻掉了個兒。魏元忠是唐代著名政治家軍事家，三朝元老，兩次出任宰相，併兼兵部尚書，副元帥等職，是比較有作為的一位士大夫。但就是這麼一位大家，卻在酷吏面前折貴。在與遊擊將軍的較量中，魏元忠四次被誣遭貶，從洛陽令一直貶到思州尉，昔日元帥，官級已在遊擊將軍之下。

整人有術的索元禮，得到武則天數次召見和賞賜。為什麼武則天要重用酷吏？因為在武氏以周代唐，就是篡逆。篡位初期要殺威立威，所以武則天要利用酷吏打擊政敵。而當政敵被殺、政局穩定之後，武則天對酷吏的態度便發生了變化，由重用變成了抑制。酷吏也很快走上了喪家犬的道路。史料顯示，武周政權剛剛穩定，武則天即貶殺酷吏，索元禮的好日子也就到了頭。

史書《朝野僉載》記述索元禮的最後結局。他“座贓賄”,列於獄中。官吏在審訊索元禮的時候，索元禮還嘴硬，死活不肯認罪，看過《羅織經》大作的審訊官絕對有招，“吏曰：取公鐵籠來！”於是“元禮服罪，死獄中。”

被武則天卸磨殺驢的索元禮，被下獄後還想抵賴抗拒，但是判官拿來了索將軍發明的刑具大鐵籠，索將軍立刻就崩潰了。這個昔日不可一世的整人王，終於嚐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滋味。

　小結中國酷吏史，可以發現這個規律：凡是酷吏興盛的年代，大都是極權統治最殘酷的時期。從武則天大周時代，到朱元璋洪武時代，都是明證。

話說回來。朱元璋手下的楊憲，與武則天手下的索元禮來俊臣大同小異，實屬一類人物，他為朱元璋殺伐內鬥肝腦塗地，甘效犬馬之勞，乃至受各政治派別勢力排擠“人不和”，為了照顧各派別情緒，加之此犬有些狂吠，妄想與主人同席共枕，所以朱元璋乾脆將其殺了，一來平息眾怒，二來以絕後患，這就是特務酷吏的標配下場。

總之，我對楊憲之死的結論是，罪名雖有些冤，但死得不冤，此人與胡惟庸一樣，以整人起家，亦可謂惡貫滿盈。

而胡惟庸在楊憲之死上，充當的是催命判官角色。

楊憲死後，浙東黨勢力大損，淮西黨看到獨霸中書省機會，但這不是李善長的機會，而是胡惟庸的機會。

胡惟庸助殺楊憲成功，接下來的使命，是繼續做皇帝的掃膛棍，勸退李善長。

很多人都以為胡惟庸和李善長是一夥的，但殊不知，胡惟庸也是朱元璋弱化李善長的一枚棋子。

我們知道，大明建國伊始，朱元璋就任命自己的大秘李善長為首任左丞相，但李善長沒幹多久，只做四年，就病退了。李善長病退時58歲，不是很老，得的也不是大病，後來歸鄉養了不到一年就好了，但卻再也沒回到丞相崗位。

這和胡惟庸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關係。李善長在任左丞相時，胡惟庸是參知政事，地位僅次於丞相及左右丞。李退下來就有可能輪到胡接班。雖然李善長是胡惟庸的恩人伯樂，胡惟庸對李善長也是畢恭畢敬，但朱元璋卻有自己盤算。

我們前面反覆接待過，朱元璋集團兩大地方派浙東派與淮西派。建國後，兩派不由自主黨爭，被朱元璋充分利用。在朱元璋弱化浙東集團時，胡惟庸李善長髮揮了重要作用。但當浙東集團勢弱，尤其是李善長獨攬相權時，朱元璋又不能容忍淮黨及其黨首李善長獨大了。

建國初期，即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對李善長高度評價：“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李善長被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食祿年四千石。在朱元璋加封的開國六大國公中，“善長位第一”，統兵征戰的徐達次之。

身為韓國公，李善長還得到了朱元璋所賜的免死鐵券，上書朱元璋親筆題字，不亞於皇家功勞簿：

“朕起自草萊，提三尺劍，率眾數千，居群雄肘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於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況剸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謠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其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於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某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勳。”

但僅僅過了一年，朱元璋對李善長的態度就大變了。

當然這與李善長做派也有一定關係。史書描述，李善長“外寬和，內多忮刻”，成了群臣之首後，他日益自專，只要有人稍微冒犯他的權威，就定罪貶黜。這就跟朱元璋的專制意志犯衝了。

朱元璋深知，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的道理。所以他想分化淮黨，讓胡惟庸擠走李善長，避免二人綁在一起、使淮西一黨獨大。如果胡惟庸想“自勵”，就專心為皇帝賣命好了。

朱元璋的設計得到乖巧的胡惟庸配合。李善長在左丞相這個崗位幹得正歡時，身體鬧點小毛病，大概也就是頭疼腦熱什麼的，朱元璋就不斷勸李善長，注意身體啊，不行就住院吧。胡惟庸也不停安慰伯樂，您放心病退吧，這裡有我呢，以後幹什麼依然好使。

朱元璋與胡惟庸一唱一和，於是，最終目的達到。

洪武四年，李善長辭相歸居。洪武六年七月，朱元璋封胡惟庸為右相。這個昔日朱門小吏，正式從中書省的配角升為領銜主演。

至此，浙東與淮西黨爭土崩瓦解，大明王朝只存“帝黨”一枝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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