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送禮清單遭敲詐，凸顯藥企為廣銷產品，仍依賴於送禮、疏通關係等種種做法；而高額的銷售費用難治，在持續消耗著製藥行業中每一家企業的收入。
《財經》趙天宇 | 文 王小 | 編輯
初中文憑的無業者杜兵，2014年底使用了翻牆軟件，搜到天津紅日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紅日藥業，300026.SZ）的敏感信息，由此進行敲詐。近日，這起公訴案件的終審裁定公佈，杜兵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杜兵搜到的信息，是紅日藥業商務往來送禮的清單，以及不正當商業行為的文件等內部資料。
紅日藥業董秘藍武軍對《財經》記者說，此案比較特殊，是公訴案件，這名案犯涉及的案子較多，具體情況不便透露。
紅日藥業為這筆敲詐，曾在2015年支付了約300萬，但在公開信息披露中未做說明。藍武軍稱，對於此事的信息披露，目前交易所沒有強制要求。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的信批要求，淨利潤或總資產的10%作為交易信息披露的基礎，這起事件尚未達到信批標準。
此事件凸顯藥企為了產品能夠順利的銷售出去，仍依賴於送禮、疏通關係等種種做法；而高額的銷售費用難治，在持續消耗著製藥行業中每一家企業的收入。
以比特幣支付敲詐款
2014年底，杜兵發現紅日藥業的商務往來送禮的清單和不正當商業行為的文件後，就下載並保存起來。12月，杜兵找到了紅日藥業時任董秘鄭某的郵箱，發郵件說索要錢財，否則就曝光這些資料。紅日藥業沒有理會。
隨後，杜兵在天涯論壇發帖，附上了紅日藥業的一張商業往來費用清單的截圖。紅日藥業發現這個帖子後，研究後決定，由時任董秘鄭某聯繫杜兵，說願意花30萬元解決這件事。但杜兵卻提出要300萬，並且要以比特幣來支付，紅日藥業評估後同意了。
選擇使用比特幣，是由於這種支付方式的隱蔽性，目的在於更好的掩飾犯罪行為。杜兵隨後多次發郵件聯繫紅日藥業的董秘鄭某，教他怎麼購買、支付比特幣。
2015年1月和5月，紅日藥業分別轉賬到一位王姓員工的賬戶中，總共300.05萬元。董秘鄭某就用這個員工的個人賬戶，花了299.9萬元買了2101.209個比特幣，將其中的2099.7個比特幣轉給杜兵。
等到杜兵提現，已經遇上了比特幣價值下跌，僅得款200多萬元。杜兵把這些錢用在了成都市天府新區的購房首付、寶馬X5汽車、存定期以及消費、還債等。
2018年9月27日的終審裁定顯示，杜兵因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罰金5萬元；扣押電腦、硬盤等犯罪工具；將寶馬X5汽車、凍結的存款40多萬元還給紅日藥業；查封天府新區的房子，變現後扣除房貸，剩下的也還給紅日藥業；如果還不夠數，責令杜兵退賠。
藥企銷售費用高企難治
高企的銷售費用是醫藥行業的沉痾舊疾。各行各業都有銷售費用，但製藥行業尤其高。通過wind查詢，顯示製藥行業A股上市公司177家，2017年銷售費用總計1281.94億元。
圖1: 2010—2017年A股製藥行業利潤表統計
資料來源 Wind，單位 億元人民幣
如下圖顯示，A股製藥企業銷售費用佔營收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到2017年，銷售費用佔營收的比例達到22.89%。同樣是消費者買單的行業，零售業的這一數據僅是8.67%。
圖2：2010—2017年 A股製藥公司銷售費用佔比
資料來源 Wind
紅日藥業2017年的銷售費用是13.39億元，佔營收的比重39.68%，高於A股製藥企業銷售費用的平均佔比。不過，2014、2015兩年顯著上升後，紅日藥業2016、2017年的銷售費用已經逐年下降。
截至2017年底，紅日藥業的銷售人員是2806人。“這麼大的隊伍，人吃馬嚼的。”談及藥企普遍銷售費用高的現實，藍武軍告訴《財經》記者， 2014、2015年的時候，企業處在快速發展期，為了佔領市場，隊伍就得先建，前期的人員和費用投入大，比如一個地方可能沒有收入，但投入二三十人都有可能，市場有培育期。近一兩年，新開發市場上的銷量逐漸起來，能看出銷售費用率下降。
為了把一片藥賣出去形成收入，藥企依賴於銷售團隊。患者往往是從醫院或零售藥店買藥，那麼對製藥企業來說，醫院和藥店就掌握著企業的銷量和命運。一片藥從生產企業流向患者手中，已經經過了多個流通環節的層層加價。
這些環節，包括藥企支付給招標機構、醫院負責人、醫藥代表、醫生的費用。在中國，有300多萬醫藥代表，讓醫生在處方上寫上他們的產品名字，是“藥代”們的最終訴求。他們每天在各醫院科室間穿梭，給門診醫生買早餐，給值夜班醫生買夜宵和水果，接送醫生們的孩子上下學，邀請醫生參加各種會議並支付相應費用。
恆大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研究員李建國在今年的一篇分析文章中，以“畸高”來形容中國藥企的銷售費用。藥企支付佣金，用來補償銷售人員的交通、產品推廣、拜訪公關等費用，以及醫生回扣等營銷成本，這種現象依然廣為存在。
有多位醫療行業從業者向《財經》記者說起藥企對藥品的推廣環節，例如贊助醫生去開會，講課、聽課，再付給醫生們一些費用。上個世紀藥企找醫生開會，最初只是給小恩小惠，比如錢包、雨傘等，能回答上問題就給一個。後來漸漸演變為支付費用，以及暗中的回扣。
由於醫院的藥品採購簽字權掌握在院長手裡，部分院長也因藥企的“感謝”賄賂而貪腐落馬，公開資料顯示，截止2018年10月，被判刑的院長已有50多位。
一方面，各個流通環節的費用、回扣，使得藥品之間的競爭既依賴效用，更依賴企業與招標機構、醫院、醫生的關係，導致藥品層層加價；另一方面，在醫生的成長中，醫學院的學科教育僅僅是打基礎，而如何用藥，尤其是新藥的使用和研究，又確實需要藥企的推介和“再教育”。
企業重銷售、輕研發，正是導致現狀的關鍵所在。佔據中國醫藥市場九成份額的是仿製藥，而且常常是多家藥企仿製同一藥品，幾百個廠家生產同一藥品亦不在少數。如治療胃潰瘍和十二指腸潰瘍的奧美拉唑腸溶膠囊，88家企業持有這一產品文號；第二代頭孢針劑，僅在北京就有十幾家同類競品，如果算上青黴素、阿奇黴素等其他競品，競爭對手達200多家。
“上百家企業在生產，藥效一樣，誰都想進醫院怎麼辦？只有靠帶金銷售。”北京鼎臣醫藥諮詢創始人史立臣曾對《財經》記者分析。更何況，這些仿製藥在專利藥期間已經做完了醫生教育。
2017年12月底，監管部門發佈《醫藥代表登記備案管理辦法（試行）（徵求意見稿）》，旨在規範醫藥企業的銷售行為，限制醫藥代表與醫院醫生之間發生直接利益關係。其中，明確醫藥代表“從事藥品信息傳遞、溝通、反饋的專業人員”“藥品銷售人員不屬於醫藥代表”；醫藥代表要在統一的平臺上進行登記備案。
然而，如果導致醫藥賄賂的關鍵問題不能解決，新規就有可能流於形式。該如何讓藥業從灰色地帶最終奮爭出來，即需要製藥企業沉下心來創新，也需政策制定者、執行者與從業者合力尋求解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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