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碧波盪漾的什剎海旁邊，有一個被分隔開來的普通四合院，院裡住著兩戶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羅榮桓，後院則是粟裕。
兩家比鄰而居，和睦相處。兩位男主人辭世後，家人依然平靜地住在此處，一晃就是半個多世紀。
這當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門隨意的安排。羅榮桓搬進來的時候，職務是總政治部主任，粟裕住過來的時候，則是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不久又被毛澤東任命為總參謀長。
這兩個湖南老鄉，一文一武，雖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時期，“紅軍隊裡每相違”，大多分處不同的戰略區，並不很相知，卻因後半生做了遠親不如的近鄰，成為人生難得的有緣人。
其實，兩人有緣的還遠不只半輩子鄰居，他們的經歷與資歷也大體相當，可謂半斤八兩，難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於湘西的會同，羅榮桓則於1902年11月生於湖南東南部的衡東，一東一西，遠隔千里，兩人相差五歲。
一般而言，年齡稍大，往往意味著更容易積累資歷，但對粟裕來說，羅榮桓似乎是個例外。
1923年，二十一歲的羅榮桓開始了“造反”經歷，在長沙參加反日、抵制日貨活動。
這年，粟裕十六歲，剛念高等小學，可謂“乳臭未乾”，卻也“人小鬼大”，在會同參加罷課，抗議軍閥欺壓老百姓。
此後兩年，羅榮桓與粟裕分別在青島大學、常德二師唸書，不過聖賢書倒沒讀進去多少，大部分時間在搞第二職業：參加學潮，反帝愛國。
1926年，羅榮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園，但“畢業即失業”，只得回到老家衡東，當了一個愁悶的待業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參加了農民運動，和農民兄弟們打成一片。
粟裕還是做他的學潮活躍分子，支援北伐，聲援工農運動，忙得不亦樂乎。這年11月，他還領先羅榮桓一步（七個月），加入了共青團。
1927年，是中國歷史上不平常的一年，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過一道坎，或平步青雲，或身首異處，抑或碌碌無為。
粟裕與羅榮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機遇，迎來了一個鐵與血的時代。
這年，中共相繼發動三次大起義，創建自己的武裝。他們兩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別參加了最早的兩大起義：南昌起義與秋收起義。
羅榮桓比粟裕更幸運的是，他參加的秋收起義，儘管晚於南昌起義一個月，但因為是“毛主席親自來領導”，對羅榮桓而言，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
這是羅榮桓後來深受毛澤東信任與不斷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義“山頭”，最後授銜元帥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歸大海。”1928年，粟裕與羅榮桓殊途同歸，分別跟隨朱德、毛澤東相聚在井岡山。
這年4月，羅榮桓上了一個臺階，做了工農革命軍（紅四軍）三十一團的營黨代表。粟裕還在原地踏步，不過轉行做了軍事主官，成為紅四軍二十八團的連長。
1929年，紅四軍先後召開了兩次著名的代表大會：七大與九大。毛澤東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過有驚無險，部隊最高指揮官——前委書記一職先失而復得。這兩次大會粟裕都參加了，耳聞目睹了這一戲劇性變化的全過程。羅榮桓則只參加了後面的紅四軍九大。
兩人這一年又開始平級，成為團級幹部，而且“專業”也一樣，粟裕重新撿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紅四軍二支隊政委，羅榮桓則是九支隊政委。
不過，因為是秋收起義的老人馬，毛澤東重新成為前委書記後，吸取紅四軍七大自己的票數不多，前委書記選舉中慘痛落馬的教訓，推薦羅榮桓做了紅四軍前委委員，比粟裕多了一個頭銜。
這雖然似乎是虛職，卻無疑是一種重要的資歷積累。1930年，兩人又進了一大步。
羅榮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縱隊黨代表（師級），因為毛澤東、朱德上了一個臺階，成為紅一軍團的軍政最高首長，原來的紅四軍就交給了羅榮桓、林彪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羅榮桓很快接替毛澤東在紅四軍的職務——政治委員（即黨代表）、軍委書記，成了軍級幹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緊緊跟了上來。到年底的時候，做了紅十二軍六十五師師長，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師師長。
這一年，他二十三歲，正是當代青年在大學校園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處投遞簡歷，為一張飯碗奔波勞碌，乃至淚眼婆娑的年紀。
一年過後，兩人還是老樣子，但也有不大的變化。
羅榮桓的軍委書記一職被林彪接了過去，成為二把手。粟裕則轉任紅四軍參謀長，做了三把手。
兩人開始在一個鍋裡吃飯，有了一段短時間的共事。後來的鄰居緣分，大概從這裡就開始結下了。
1932年，兩人依然保持原來的級別，不曾“進步”，具體職務則有些異動。
羅榮桓經已躍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提議，擔任了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粟裕則在年底成為該軍團教導師政委。
以後的兩年，毛澤東開始第二次倒黴，隨著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御駕親征”，來到江西，他被徹底晾了起來，排斥在紅軍的領導之外。
深受毛澤東信任的羅榮桓自然也遭到牽連，被調離了主力紅軍，到地方上的江西軍區做政治部主任，很快又改任總政治部巡視員等閒職，在長征出發前才重返主力部隊，當了紅八軍團政治部主任（因該軍減員被撤銷，羅榮桓不久又回到巡視員的崗位）。
粟裕倒未受到多大影響，相繼成為紅七軍團、紅十軍團參謀長，再次與羅榮桓平級。
1935年後，因為一個跟隨毛澤東萬里長征，一個留在南方叢林“自生自滅”，兩人開始有了較長時間的差距。
隨著毛澤東東山再起，羅榮桓很快被任命為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開始從閒職重新起步。到兩年後的1937年7月，他又被重新任命為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
粟裕的官運則開始卡殼了。因為不曾跟隨主力紅軍長征，長期遠離中央，音訊不通，生死有命，職務自然也就停滯不前。
紅十軍團失敗，番號自行消亡後，粟裕這個軍團參謀長自然也就自動解職了。他將餘部組成了一個挺進師，重新做了師長，一干就是三年。
當然，這時候的中國，兵荒馬亂，有槍就是草頭王，七八杆槍就敢自稱司令的不少。如果粟裕將番號誇大一點，自封個軍長、司令，也未嘗不可。估計後來毛澤東或許也只得來個“追認”。
當年賀龍在湘鄂西，幾起幾落，常常是八九十個人就扯起一個軍的旗號，人數雖少，他這個軍長級別可不低。
但世殊事異，賀龍可以這樣做，粟裕則不能。
革命不是為做官，這是當時比較堅定的革命者的基本常識，以粟裕謙遜低調的為人，也註定不會如此“野心勃勃”，沒有一點組織原則。何況以官銜職務論才幹、貢獻，畢竟是後人才有的荒唐做法。
儘管如此，紅軍時期的羅榮桓與粟裕，在履歷上還是基本相似，級別也是相當的。
抗戰伊始，兩人依然因與參加長征與否帶來的慣性，一段時間裡差距較大。
羅榮桓1937年8月結結實實跨了一大步，成為八路軍一一五師政訓處主任(政治部主任)。
這時候的一一五師，其實就是紅一方面軍（含陝北紅軍）。也就是說，羅榮桓這一職務等同於早先王稼祥的紅一方面軍（陝甘支隊）政治部主任。
因為王稼祥升任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原來在方面軍的職務就空缺出來，毛澤東指令羅榮桓接替。
粟裕雖然可以“天高皇帝遠”，不用擔心“伴君如伴虎”，但職務上就無法相提並論了，這年10月他在挺進師改編的國民革命軍浙閩邊抗日遊擊總隊，做了司令員。
這個司令員聽起來夠威猛，但含金量的確不足，沒幾條槍，級別自然也上不去，還是過去的師級。
1938年，羅榮桓又進了一步，做了一一五師政委，按國軍的級別，上到了師級。
粟裕則成為新四軍二支隊副司令。新四軍雖然有軍的番號，但其實僅相當於一一五師的級別，因此這時候粟裕是副旅級。
不過，二支隊司令張鼎丞很快去了延安，由粟裕代理司令。粟裕與羅榮桓相差了一級，懸殊依然不是很大。
到了1939年，粟裕進了一小步，成為新四軍江南（江北）指揮部副指揮（指揮為陳毅），掌管兩個支隊，已經躍居副師級行列。
1941年後，進入山東的羅榮桓成為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在朱瑞為書記的山東分局領導之下，開始實際指揮一一五師（實為一個旅）與山東縱隊。
粟裕也進步不小，先是做了新四軍一師師長兼蘇中軍區司令員、蘇中區書記。不久，又成為一、六師兩個師的師長，管轄大江南北的蘇中、蘇南廣大地區。
1943年，羅榮桓成為全山東的一把手，開始真正獨當一面。毛澤東先一年將老資格的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八路軍一縱隊（下轄一一五師等部）司令員徐向前召回延安後，又將山東分局書記朱瑞等人先後調回，羅榮桓成為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一一五師政委、代師長。
粟裕則在1944年成為蘇浙軍區司令員，指揮蘇南、浙西、浙東各部。
蘇浙軍區與山東軍區相比，後者和整個華中新四軍是相當的。
不過，到了1945年，兩人雖然在黨內一個是中央委員，一個是中央候補委員，但在軍職上又開始平級。
羅榮桓成為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粟裕則因謙讓張鼎丞做司令員，只擔任了華中軍區副司令員兼華中野戰軍司令員。
華中軍區與山東、東北等軍區平級，是當時的七大軍區之一，毛澤東在1945年11月曾給這七大軍區佈置組建野戰軍的任務：華中軍區粟裕五萬；晉察冀軍區聶榮臻七萬；晉綏軍區賀龍三萬；晉冀魯豫劉伯承七萬；山東軍區陳毅七萬；中原軍區李先念三萬；東北軍區林彪二十萬。
因此，粟裕這個華中軍區副司令員，在隔了好幾年後，終於趕上了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羅榮桓。
解放戰爭開戰後的第一年，對弱勢的中共而言，是最為艱辛的時候。粟裕被任命為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負責戰役指揮，在軍職上與羅榮桓已經完全相等。
羅榮桓則在這年遠赴蘇聯就醫，做了腎臟切除手術，一年後才回到東北。
1948年，粟裕先是獨立主持華野總部，指揮華野主力（西兵團)作戰，並一度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一縱、十縱、十一縱、十二縱以及陳謝部隊。不久，被毛澤東任命為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在粟裕謙讓之下，只擔任了代司令員、代政委兼代前委書記，開始實際獨立統率一個方面軍。
羅榮桓這年成為東北軍區第一副政委兼野戰軍政委，但實際負主要指揮之責的人，顯然是司令員兼前委書記林彪。
從這一點上說，粟裕雖然謙讓了方面軍正職，但仍然首次超過了羅榮桓。
1949年春，第四野戰軍（東北野戰軍）南下，羅榮桓又因病留在了天津治療，隨後到了北京，從此告別了硝煙瀰漫的戰場。
但他仍然被毛澤東安排為華中局第二書記兼軍區第一政委（未到職）。
這年9月，羅榮桓以第四野戰軍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參加了開國大典，並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
粟裕則一直主持三野及華東軍區工作，9月也來到北京，以第三野戰軍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了開國大典，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軍委委員。
在這次新當選的二十八位軍委委員中，粟裕排名位置靠前，居第十五位，而羅榮桓不是軍委委員（以前也不曾進入過軍委）。
也就是說，粟裕這一時期的軍內職務，再次超過了羅榮桓。
在9月30日這天，各大單位的代表團團長給人民英雄紀念碑剷土奠基的時候，這兩個老鄉又一次“共事”：在毛澤東、朱德、賀龍之後，粟裕第四個剷土，第五個是二野的劉伯承，隨後羅榮桓代表四野第六個剷土奠基。
1950年，羅榮桓留在了北京總部，成為總政治部主任。
粟裕則繼續到前線，擔任攻臺作戰總指揮。7月初又被毛澤東“欽定”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員，準備和羅榮桓的先後副手蕭勁光（東北野戰軍副司令員）、蕭華（總政治部副主任）一起，出兵朝鮮。
他因病不能成行後，很快第一次出國，到蘇聯治療。1951年回國，被任命為第二副總參謀長（因總參謀長徐向前未到職，粟裕實為第一副總參謀長），即便不算粟裕軍委委員的軍職，與羅榮桓的級別也相差有限。
1952年，全軍開始幹部評級工作，正式確立軍隊幹部等級制，並著手授銜的準備。
次年1月，中央軍委發佈了《關於實施軍銜制度準備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話，擬於今年（1953年）7月份全軍實行軍銜制度”。
從這時起，元帥、大將人選已在中央書記處的考慮之中，也就是《關於實施軍銜制度準備工作的指示》說的“軍銜鑑定”工作。
最後在人選既定的情形下（即賀龍1953年透露的內定），為使職務與軍銜相匹配，羅榮桓於1954年6月被增補為軍委委員、軍委副主席，隨後成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從而在1955年9月順理成章授銜元帥。
這一點，似乎與王樹聲有著某些相似之處。
1954年1月前，曾是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的王樹聲職務並不高，僅為湖北省軍區司令員。因中央書記處決定授他大將銜，因此他在短期內，相繼被任命為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湖北軍區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總軍械部部長。
正因為此，認為自己資歷不夠，被毛澤東稱讚“是個老實人”的羅榮桓深感不安。
得知中央準備授予元帥軍銜後，他再次表現了一個純粹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立即給毛澤東寫信，說自己參加革命較晚，請求不要授給他這樣高的軍銜。
羅榮桓的請求無疑是誠心誠意的，但他的授銜與否，顯然已不是個人的榮譽與待遇問題，而是代表了秋收起義以及全軍的政工隊伍，因此這一請求也就未被毛澤東批准。
閱讀更多 慶陽反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