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這是杜牧的詩《清明》，每年二三月間，當那一樹樹杏花綻蕾欲放或是紛紛盛開之時，一些遷客騷人文士博學者，不禁會吟吟此詩。而杜牧詩中的杏花村在何處呢?數百年來，人們眾說紛紜。
一說在山西省汾陽縣，報刊雜誌上首先提出此說。理由是自南北朝以來，汾陽即以產酒著名，汾酒享有“甘泉佳釀”之譽;天下杏花村之多難以勝數，而有這般名酒的杏花村確實獨在汾陽。但繆鉞編著的《杜牧的年譜》（載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一、 二兩集)中關於杜牧的生平事蹟、每年行動，歷歷可考，卻沒有他到過幷州(唐代幷州相當今山西陽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區。開元中改為太原府)和邊塞的記載。所以，杜牧“借問”酒家，牧童“搖指”的杏花村，就不可能在山西省的汾陽縣了。
二說在安徽貴池縣城西。理由是杜牧在會昌四年(844年)九月由黃州刺史遷池州刺史(唐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會昌六年九月又遷睦州刺史，在池州整整兩年;並且貴池縣城西有杏花村，素產名酒。所以清人郎遂寫了《貴池縣杏花村志》，將杜詩《清明》收入;後來《江南通志》亦將該詩收人，並言杜牧詩中的杏花村在貴池。這個理由較山西汾陽縣說法充分。但細細體味杜牧《清明》詩。疑竇也便接連而來:-是假如杜牧是在赴池州做官的路上，即會昌四年九月作此詩，離清明時節尚遠，何以會提及路上的斷魂之人呢?二是假如杜牧是在池州為官時所寫，從會昌四年九月至第一年的清明時節,近半年之久，這位嗜酒的大詩人，難道不知城西數里的杏花村有好酒賣嗎?焉有向牧童“借問”之理呢? :是杜牧在貴池為官，要吃杏花村酒，自有當差人的服侍,怎會獨自尋覓酒店?因此,貴池說也有不妥之處。一說在江蘇豐縣城東南十五里處。其理由是:
(一)根據詩意，詩為杜牧途中所寫,由“路上”、“借問”說明杜牧對周圍的情況並不熟悉。那麼。杜牧在什麼時候路過豐縣的呢?查杜牧年譜，杜牧一生自外遷官赴京共四次:有三次過豐縣:大和九年由揚州節度掌書記遷監察御史，大中二華八川由睦州刺史遷司勳員外郎,大中五年秋由湖州刺史遷考功郎中。皆取道運河，經揚州、宋州(河南商丘)、汴州(河南開封）入京。大中二年社牧曾作宋州寧陵縣記。 豐縣杏花村即在運河至宋州的道上。豐縣曾屬宋。並且豐縣是劉邦的故鄉所以過豐縣境，寫的《清明》的詩，是合乎情理的。
（二）蘇軾曾經寫了一首關於豐縣朱陳村嫁娶圖的詩，詩中寫道“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史催錢夜打門。”言宋時豐縣杏花村已被破壞，猜拳行令飲美酒之景已經不再，暗合《清明》杏花村之說，蘇軾生活的年代距杜牧僅百年之久，所以他對杏花村的地址應該比後人更瞭解一點，因而較為可信。
（三）《豐縣志》最早修於明代，從最早版本的《豐縣志》始，版版皆收入杜牧的《清明》一詩，之後的《徐州府志》亦屢次收入。而安徽貴池郎遂的《杏花村志》是清人的作品,遲於明版《豐縣志》，更遲於宋代蘇軾的作品。然而如今豐縣城東南15裡一帶並沒有杏花行，只有一村張杏村，至今家家門前院裡尚且植杏三五株，可是這個村子卻不產酒，看來豐縣說亦難以讓人信了。
（四）最後一個說法是泛指，而非特指，理由是中國杏花村有很多，詩人不可能指專一的杏花村。不少人認為此說“非矣”，杜牧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大詩人，豈能無病呻吟，假如他沒有親眼見到杏花村，他的詩性從何而來？所以杏花村到底在何處？會不會是一個酒館叫杏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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