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獄中，張執文接受了記者張望朝的採訪，以下是摘自張望朝的《“4.28紀實》：
獄中短暫時刻，我問了一個稍顯尖銳的問題:“你把好多警察都拉 下馬了。他們當中，你最欣賞誰，最討厭誰?”
張執文想了想說:“我最欣賞的是王瑞。”王瑞是原齊齊哈爾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
"為什麼?”我問。
“他這個人,不貪。”張執文回答。
"不貪?不貪怎麼會被你拉下馬來?”
“這個......張執文說，“不能把這個問題看得太簡單。我說王瑞不貪，是因為他從來不主動伸手，有時候我送，他還不要。他從來就沒勒過誰、卡過誰，他要是收了不該的東西，那也是別人主動送的，他推辭不過。他不像有些人，得勒就勒，能卡就卡。我敬佩他。”
“你的某些人，是指誰?”張執文沉默。
“也就是說,你最厭惡、最反感的是誰?'
張執文想了想,說:“我不想說出他的名字。我可以說說這個人的表現。這個人，太次,太沒身價，太不值錢。他是能貪就貪,能佔就佔，一分錢不嫌少，一萬塊不嫌多。有一回到我那裡，吃也吃了，洗也洗了,嫖也嫖了,臨走對我說，弟呀，哥沒煙抽了。沒招，我就把幾條中華煙扔在他的車上。一個堂堂的公安局分局長,為了幾條煙張回嘴，伸回手，真他媽的不值錢!”
這段對話中，我想他不喜歡的人應該就是孫柏榮了。
提到孫柏榮，認識他的人幾乎沒有不搖頭的，一致認為這傢伙“太次了”、“一點水準都沒有”。有人給他下了一個很難聽的定義:驢馬爛子。
據說孫柏榮的貪婪幾乎到了厚顏無恥的程度，他有“兩不放過”:凡是能夠勒出油水的人他一個也不放過，凡是可以撈取好處的時機他一個也不放過。大到數以萬計的人民幣，小到一條煙兩瓶酒，不怕多，不嫌少，能笑納的統統笑納。他的手不只是伸向張執文,伸向那些‘犯到他手裡”或者有求於他的人，同時也伸向他手下那些警務人員。作為鐵峰公安分局局長，他對局裡的同志似乎很親熱，凡是比他年齡小的，一律親暱地稱他們“弟”,後邊還帶著“兒”音，叫起來是這樣的:“弟兒呀!”同志們不怕他發脾氣，就怕他喊"弟兒”，只要局長一喊弟兒，那就一定沒好事兒。“弟兒呀，明天你嫂子過生日，你不過來呀?"“弟兒呀，明天我岳母過生日,你不過來呀?"“弟兒呀，下月孩子結婚，你得過來呀!”“弟兒呀.....
反正他家不管有啥事，他手下那些“弟兒”都得“過來”，怎麼“過來”?空手來嗎?那怎麼可以?沒個千八百塊錢你好意思進孫大局長的門?有一回孫柏榮打電話:“弟兒呀，明天你嫂子出差，今晚給她餞行，你過來唄!"“弟兒”說:“行行,局長大哥放心，我一定去，一定去。”放下電話，“弟兒”就開罵:“你老婆出差關我什麼事?你媽的!”可罵歸罵,還得去，還不能空手去。
當向張執文提到侯建偉的時候，張執文很巧妙地說:“他對我還行。”言外之意他只是對我還行，對別人怎麼樣，我就不好說了。侯建偉對張執文何止“還行”，他當龍沙公安分局刑置隊長的時候，刑警隊幾乎成了張執文的專職警衛隊。龍沙區的老百姓把龍沙刑警隊稱作“鬼子樓”，都說:“進了鬼子樓,神仙也犯愁。”為什麼犯愁:怕捱揍。在侯大隊長領導下，刑警隊除了打人，好像不會再幹別的什麼。
孫柏榮和侯建偉在厚黑學上剛剛達到“厚如城牆、黑如煤炭”的境界。
我們在聊一聊張執文“佩服”的人
45年前，在張執文五歲的時候，19歲的王瑞高中畢業,成了待業青年。
1973 年的中國正處於十年動亂後期，19歲的王瑞在茫然中期待著未來。他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不是他胸無大志，是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溫凍結了一顆年輕的心，冷卻了本該沸弱的一腔熱血。在政治上，嚴酷的極左路線佔據著統治地位，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成了政治玩偶。每一個動作都要按照某一夥人的政治指令去做，否則，你失去的可能不只是政治生命。和當時所有的年輕人一樣。王瑞縱有雄心壯志，卻也徒取奈何。當然，不能說當時的人都無所事事，都沒有作為，張鐵生交白卷，可以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此外還有不少投機分子政治小人通過“造反”， 整人之類的手段爬上了很高的位子。王瑞沒想走那條路,他不是那種人。
從1973年秋天朝1975年秋天，王瑞一直待業。待業，其實就是失業的一個粉飾性說法。
1975年10月，王瑞當上了齊齊哈爾公安局龍沙分局彩虹源出所民警。那時候的警察制服是白衣藍褲，紅領章，大道帽，給人一種簡潔亮麗而又不失威嚴的感覺。濃震大眼的王瑞穿上警服出現在人們面前，人們都說:“小夥子挺精神叫:”王瑞照照鏡子，也覺得自己抵精神，於是就來了精神。他第一次有了明確的人生志向:當一名好警察。
1976年10月,江青政治集團誇臺，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的烏雲散了。有了一年警齡的王瑞同全國人民一道,在秋天裡迎來了一個春天。從此，他工作更認真.更勤奮了。也要用自己的汗水和才智報答這個春天。
派出所同事說:“王瑞這小夥子,真不錯。”
老百姓說:“他是好民警。”
1979年，好警察王瑞調入齊齊哈爾龍沙分局刑警隊,當上了偵察員。1990年,他當上了龍沙公安分局副局長成了王局長。
十年時間，從一個普遇刑警幹到公安分局的副局長,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這十年,大概是王瑞一生中最難忘懷的十年。一方面，他起五更睡半夜。一身汗水一路風塵地創造了一個刑警的光榮業績:另一方面，他臥薪嘗照，步步為營，平部而有力地擊敗了事業上的競爭對手，從偵察員到偵察小組組長,到副科長，到科長,對分局副局長，一步一步走上了領導崗位。
當年和他一起當民警的同志，多數依然是普通民警當年和他一起當偵察員的同志，後來成了他的部下。他遭人羨慕，也遭人嫉妒。他常常在接受提拔的時候遭遇匿名信、小報告之類的暗算。
可以肯定,王瑞的變化就發生在這十年間。這十年,他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深究，越來越工於個人心計。儘管他的變化不為外人所察覺，在人們的眼中，王瑞還是那個王瑞，可他終究是在變化。
是什麼使他發生了變化?是雄心也是環境。王瑞給人的外在印象是平和、淡泊，無心於功名利祿。
而實際上，他心志很高，不甘人下。這也沒什麼不好，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七尺男兒總該有些抱負的。然而，他越來越清楚地體察到，要實現自己的抱負，單憑業績是不夠的，更多的時候，要憑心計。漸漸的，王瑞學會了深藏不露，學會了左右逢源,學會了明哲保身，學會了投機取巧,學會了好多不該學又必須學的東西。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悲劇。
好在學會這些旁門左道的時候，他沒有放棄對業績的追求。自1983年以來，中國大地上開展了一場又一場聲勢浩大的“嚴打”鬥爭。王瑞作為一個刑警表現出極大的工作熱情，也展示出他出色的偵查工作才能和相當程度的領導才能。他能巧妙地搜尋到有些刑警搜尋不到的犯罪證據,準確判斷出誰是作案者和作案者逃到了哪裡,合理調配偵查力量和安持偵查步驟，不動聲色地攻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線。為了捕獲一個人犯、拿到一個罪證，他有過風餐露宿，日夜兼程。為了打掉一個團伙,攻克幾個大案，他有過運籌相觀,嘔心瀝血。他深入到最底層百姓中開展工作,沒有個別警察的那種裝腔作勢.狐假虎威。他態度和藹，平易近人,很會溫暖百姓的心。應當說，王瑞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他第一次穿上警裝時為自己立下的人生志向。他曾經是一名好警察，也曾經是一名好的公安局長。
從1990年到2000年,又是一個十年,王瑞先後當過龍沙公安分局局長、碾子山公安分局局長、鐵峰公安分局局長、建華公安分局局長，直至齊齊哈爾市公安局副局長、政委。2001年10月他開始兼任齊齊哈爾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同年又被省委政法委評為全省政法系統優秀領導幹部。此前，他曾有過如下榮譽:
1993 年任碾子山公安分局局長時被公安部評為全國優秀人民警察。
1997年任建華公安分局局長時被公安部評為全國優秀人民察。
1998年任建華公安分局局長時被省委省政府評為執洪搶險標兵。
1998年是全國人民抗洪之年。一向溫文平和的嫩江與長江、黃河以及與它水脈相連的松花江一樣，忽然間波濤都浪惡浪持空，水位一天天以令人心悸的速度上漲，大有吞沒整個鶴城而後快之勢。那些日子。王瑞帶領建華分局全體幹警一直衝在抗洪第一線，一直與遍上堰岸的洪水進行著面對面的殊死搏鬥。建華分局的警察們不會忘記，他們的局長王瑞曾怎樣赤膊上陣，和他們一通扛麻袋、揮鐵鍁，一身泥土一身汗水地澆鑄抗擊洪魔的鋼鐵長城，曾怎樣毫無懼色地站在臉象環生的新築大壩上指揮作戰。（事實上，那年張執文為抗洪也沒少捐錢出力。）
王瑞確有優秀的一面，這使一般人更難察覺他暗藏的另一面。
然而洪水遇卻之後，一些髒東西就浮出了水面。
是一支槍使王瑞露了馬腳。
1996年，一個朋友送給張執文一支獵槍。這是一支美國雷明頓公司生產的泥鴿牌自動獵槍,槍號為PC376079。
槍,一向是張執文的寵物。見到一支好槍對於張執文來說，比見到什麼都高興。他端起這支獵槍,掂了又掂,瞄了又瞄，最後抱在懷裡細細撫摸一番之後做出決定:把它送給王瑞。他知道王瑞和他一樣喜歡槍。
王瑞不單喜歡槍，而且喜歡打獵。收下張執文的這支獵槍後,王瑞便經常地伴著張執文及張執文的手下弟兄行圍射獵了。他們的獵場很多，遠的有扎蘭屯、海拉爾，近的是養化塘、新江橋。扎蘭屯、海拉爾有專門的狩獵場，在那裡可以打到狍子。養化塘、新江橋一帶則是鶴城近郊的水邊荒野。
顧名思義，養化塘是一塊水塘，除了野鴨子,再難找到別的獵物。據說打獵的時候，王瑞常與張執文比槍法。一隻野鴨伏在草叢，被王瑞一槍擊中。槍聲驚起的數只野鴨從草叢中掠起，撲稜著翅膀飛上半空。張執文抬手一槍,一隻野鴨從天而落。
王瑞說:“老弟，還是你行。”張執文說: “哪裡哪裡，大哥誇獎。”
經常打獵，他們有了一個共同的發現:無論是狍子還是野鴨，中彈時都不叫，連一點呻吟也沒有，一會兒便悄無聲息地死去了。狍子的眼睛和梅花鹿的眼睛一樣美麗，死亡時總是無限悽哀地望著天空。
2003年春天,“4.28"專案組進駐齊市，一臉平靜的王瑞心裡發慌了。他何嘗不知道私藏槍支彈藥是觸犯刑律的行為?於是，他把張執文送給他的獵槍交給汲忠義，要求他“妥善處理”。汲忠義接過獵槍就像接過一個剛出爐的烤地瓜，覺得燙手，又無法扔掉。他先是把槍放在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的槍庫裡，心裡實在不踏實，就租了一間樓房，把槍轉移到樓房內。一個多月以後，專案組依法逮捕了王瑞和汲忠義，"4.28” 專案組在那間樓房內搜出獵槍。
我在“4.28”專案組駐地見過這隻獵槍。看上去很精緻，端起來感覺很重，黑洞洞的槍口分明在告訴我，它擊中的最大的一個獵物，不是狍子，不是野鴨，而是王瑞。
在接受審訊時，王瑞拒不承認這隻槍是張執文送給他的。他要割斷與張執文的一切瓜葛，以免被認定為黑社會的保護傘。下面是關於這一情節的審訊筆錄:
問:王瑞，再問你一遍，這支槍是從哪兒來的?
答: .....是一個親屬送給我的。
問:什麼親屬?
答::我舅舅。
問:你舅舅，他叫什麼名字，
現在什麼地方?
答:他叫xxx，已經去世了。
王瑞確實有過這樣一個舅舅，這位舅舅也確實去世了。死人是抵擋法律之箭的最好盾牌，在王瑞偵辦過的刑事案件中，很多人犯總把罪責往死人身上推。如今,他自己也用上這一招了。
然而，王瑞還有一支槍,一支德國產半自動防暴手槍，槍號為C388998。這支槍是他被“雙規”期間省紀檢委的同志在他辦公室抽屜裡發現的。對這支槍,王瑞的解釋是:這是治安科收繳上來的，暫時放在自己辦公桌裡。專案組就此進一步查證，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治安科從未收繳過這樣一支槍。
槍從哪裡來?
王瑞就是不說。他表現得比他偵辦過的刑案中任何一個人犯都更頑固更狡詐，頑固得從容不迫，狡詐得滴水不漏。
幾個小時的沉默之後，他對專案組的審訊人員說:“這支槍從哪裡來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槍是在我辦公室裡找到，這能算私藏嗎?”
2003年6月，專案組對王瑞的財產進行了初步清點，發現他的財產數額與他的合法收入相距懸殊。他有一套豪宅,十五萬存在其母名下的存款，三十萬借給一位開飯店的朱女士的現金，一臺舊金冠4500吉普車，一臺本田轎車，總價值達一百六十二萬元。他能夠說清合法來源的，只有十幾萬，其餘一百四十多萬，王瑞拒不說清其來源。
鉅額財產來源不明，這是刑法中一個很無奈的罪名。為什麼不肯說明其來源?當然是為掩蓋不可告人的罪惡。
人們有理由懷疑他的財產來自張執文。
（未完待續）
本文轉載自頭條號作者林子linzi作品:齊齊哈爾黑道兄弟:大小“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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