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同校內一位普通職員閒聊,他道出一番在我聽來頗不普通的話。他說:“俺不是老師,更不是老師中的教授,可俺有個愛好,閒著沒事就琢磨你們這些教授。但有一點俺沒琢磨明白,教授都是知識精英,和普通老百姓不同,應該是對國家和社會負有公共責任的人。可俺看你們好像整天只顧著忙活自己的課題呀項目呀論文什麼的,只要自己過得好就行了,沒什麼人有社會責任感,沒什麼人站出來主持公道、替底層說話,就連精神境界好像也不比俺高多少,這是為什麼呢?”
我聽得出來,這位職員並不是存心指責或挖苦教授,而更多是出於一種期待和由期待而產生的失望。讓我翻譯過來就是:教授沒了靈魂!套用印度那位哲人的句式:教授們跑得太快了,靈魂沒有跟上,得停下來等等靈魂。
記得德國前總理科爾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德國人對大學教授的尊重遠遠超過了對商業鉅子、銀行家和內閣部長,這就是我們的希望所在。”那麼,我們中國人對大學教授的尊重會超過誰呢?如果問我們教授,我們十之八九——至少我——會不寒而慄;如果問普通民眾,上面那位職員已經給出了回答。
是的,有誰會尊重沒了靈魂的教授呢?假如作為知識精英、作為靈魂工程師的教授本身都失去了靈魂,那麼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國民的靈魂又在哪裡呢——我們的希望何在呢?以短短十三年時間就把浙江大學打造成被李約瑟博士譽為“東方劍橋”的老浙大校長竺可楨說過,“教授是大學的靈魂”。換言之,教授沒了靈魂,大學也就沒了靈魂。自不待言,這個靈魂——教授也好大學也好——就是“道”。以竺可楨的話說,就是“正大精確,獨立不阿,遇事不為習俗所囿”;以陳寅恪的話說的,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西南聯大紀念碑的碑文來說,就是“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一句話,就是對於真理莊嚴無畏的追求。
“朝聞道,夕死可矣”,但在現實中,作為教授個體也好,作為由教授構成的大學整體也好,卻每每反其道而行之,棄道就器,“謀生不謀道”。對形而下的物質享受和“大樓”是那麼迷戀和嚮往,對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和超越功利的價值追求卻那麼消極甚至冷漠。以致今日北大教授陳平原喟然長嘆:“既不鑑賞幽默感,也不推崇獨立性,今日中國的大學校園裡,難得再有經得起學生再三閱讀、品味、傳誦的尚未老態龍鍾的教授及其故事。”也就是說,在北大這位名教授眼裡,當今大學校園不僅沒了靈魂,連故事也沒有了!
也許因為 平原君是中文系的教授,他特別看重故事等文學性元素在大學校園裡的地位和作用:“依我淺見,人世間一切場所,惟有大學最適合於做夢、寫詩、拒絕世俗以及容納異端。如果連大學校園裡都‘一切正常’,沒有特立獨行與異想天開,絕非人類的福音。”(《中國大學十講》)就在前不久,他還在報紙上講了一個故事:普法戰爭結束的時候,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指著面前走過的學生告訴大家,我們能打贏這場戰爭,不是因為我們的士兵,而是因為我們的學生。一個國家之所以強盛,關鍵在學校而不在軍隊。這個故事,一百一十年前被康有為拿來呈給光緒皇帝,藉以呼籲朝廷廣開學堂,以養人才。
不過,依我淺見,中國大學校園裡還是有故事的,只是故事和故事不同罷了。如幾十名教授爭搶一把處長交椅的故事;某年輕講師因講課“異想天開”而被書記訓導的故事;以及論文剽竊故事、評估造假故事、官員讀博士故事等等。花樣翻新,層出不窮,亦真亦幻,啼笑皆非。以致有好事作家據此繁衍出了若干長篇故事,遠如《桃李》,近如《風雅頌》、《教授》。就連我這個業餘翻譯匠也想轉行,一再發誓非寫一部新版《圍城》或“圍城第二”不可。心想,錢老先生能寫出民國教授眾生相,我就不能寫出共和國教授眾生相?何況,並非教授的人都能寫出幾十萬字的《教授》,我這個現在進行時教授豈有寫不出之理!不過,我筆下的故事有可能和以上幾位的略有不同。我要寫關於靈魂的故事,呼籲大學、呼籲教授暫且放慢飛奔的腳步,等等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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