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需要第二個「百度」

人民不需要第二個“百度”

滴滴越來越像百度了,尤其是當我們拉通覆盤時間線上的每一個關鍵節點時,兩者正在呈現出越來越密集、越來越相似的交集。

比如老闆談論曾經的最大競爭對手時,都自信“來之即戰、戰之必勝”——

李彥宏談谷歌(2018年8月初):

“現在中國的科技公司有足夠的能力和信心,在與國際企業的良性競爭中變得更強”,“如果現在谷歌回來,我們正好可以真刀真槍地再PK一次,再贏一次。”

谷歌是2000年先於百度在中國市場上推出獨立搜索服務的,2005年更是加大投入,而百度是後來者居上,通過技術和產品創新反超Google。到2010年,谷歌在市場份額持續下降的情況下退出中國時,百度的市場份額已經超過70%。

程維談UBER(2018年8月初):

吳曉波問到“如果Uber在滴滴之前合併快的,是否會贏面大一點?”滴滴出行創始人兼CEO程維表示,“即使它這樣做,我覺得到最後也改變不了結局。因為中國互聯網從來沒有輸過”;滴滴贏Uber不是靠資本是靠服務;

比如官方回應“人命”事件時,都將問題引導向了產品和技術——

李彥宏回應魏則西事件(2016年5月):

一月份的貼吧事件、四月份的魏則西事件引起了網民對百度的廣泛批評和質疑。其憤怒之情,超過了以往百度經歷的任何危機……因為從管理層到員工對短期KPI的追逐,我們的價值觀被擠壓變形了,業績增長凌駕於用戶體驗,簡單經營替代了簡單可依賴,我們與用戶漸行漸遠,我們與創業初期堅守的使命和價值觀漸行漸遠。如果失去了用戶的支持,失去了對價值觀的堅守,百度離破產就真的只有30天。

滴滴官方回應順風車事件(2018年8月):

對於樂清順風車乘客趙女士遇害一事,我們感到萬分悲痛。在順風車整改期間發生這樣的悲劇,我們深感自責與愧疚。作為平臺,我們辜負了大家的信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比如進行負面業務線進行整改時,都以“單月”為單位迅速完成並點到為止——

滴滴的順風車業務(第一起順風車兇殺案):

-2018年5月12日零點,滴滴下線順風車業務,暫停接受22時至次日6時訂單 網約車司機每日出車前也須人臉識別,還從即日起對其他平臺業務的所有司機全面審查,並宣稱將公佈整改情況。

-2018年5月19日,滴滴出行順風車重新上線。不論是司機還是乘客,必須完成包括上傳身份證、人臉識別等6項措施後才能使用順風車;

-2018年6月13日,局部恢復部分夜間時段訂單,只允許車主與乘客為同一性別。

百度的競價排名和推廣信息業務(魏則西事件後):

-2016年5月9日,國家網信辦會同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衛生計生委成立的聯合調查組入駐百度進行調查,並提出了一系列整改要求;

-2016年5月17日,百度推廣標識全面更換,將原來的“推廣”標識全部替換為“商業推廣”字樣,並更換字體顏色、增加下劃線,加入明顯區別於其他區域的底紋顏色;

-2016年5月24日,百度全面實現每頁面商業推廣信息條數所佔比例低於30%。相當於全新調整之後,每個頁面上、下和右側的推廣信息合計起來不會超過4條,同時對2518家醫療機構、1.26億條醫療信息進行了下線處理;

再比如再次爆發負面時,危機幾乎往往原封不動地留在“整改環節”上——

滴滴順風車:

8月24日13時,趙某(浙江樂清人,20歲)乘坐滴滴順風車,從虹橋鎮前往永嘉。14點10分,趙某向朋友發送微信稱“司機開的山路沒有一輛車,有點怕”,5分鐘後,另一名好友收到其“救命、搶救”的微信後與趙某失去聯繫,趙某父親隨後報警——此前該名司機有過被舉報記錄未果、滴滴也未在第一時間聯繫到涉案司機。

2018年5月,有網友稱他在PC端百度搜索“德邦”,在移動端搜索,排名靠前的卻是長得跟“德邦”幾乎一模一樣的“付德邦”廣告。同月18日,《新京報》報道,百度竟然又悄無聲息地重啟了醫療關鍵字的競價排名。

問題出在哪裡?大概是滴滴在極速擴張過程中不小心感染上的“百度基因”:

1、他們的品牌成為了所在領域內的代名詞;

2、他們不直接提供服務,而是作為承載大量服務的平臺;

3、都在打敗或者擠走直接對手後,變得讓人們“忍無可忍”又“無可奈何”,在行業內享受著壟斷性的地位;

這種基因對於創業公司是天賦。因為當產業內所能提供的絕大部分資源,快速地向某個單一平臺進行集中,這個平臺也會隨之成為某個生活場景成立的基礎,也在這個過程中同步地讓那些必須要進入這個生活場景中的用戶,被動地隨著場景落地平臺的遷移成為自己的“種子用戶”。

但這種基因對用戶來說卻很殘酷。雖然理論上平臺只是技術/服務對接用戶需求的媒介,資源集中本質上也只是產業在某一階段裡的尋租,壟斷程度再高也很難出現“沒有XX就寸步難行”的局面,但普通個體用戶與“理論”之間的距離還相隔著學習能力(不足)、鑽研時間(零散)和投入成本(有限)這三個最現實的門檻。

簡單來說,對於需求越來越繁雜的普通用戶來說,最有性價比的需求解決方式也是權利尋租。於是平臺逐漸成為了技術,逐漸成為了某個生活場景,逐漸取代了人們進行某種行為的唯一媒介。

還有更可怕的地方。由於權利尋租是一次性的靜態行為,而產品發展是線性的動態行為,兩者之間必然形成的時間差,也往往會造成一個相當矛盾的局面:

人們當初寄予權利尋租的產品,已經不僅僅是當初那個垂直於某個需求的產品。

比如滴滴之於出行,慢慢衍生出了順風車、租車和二手車;比如百度之於搜索,慢慢衍生出了問答、社區和內容分發,即便在業務成型的實際過程中再有聯繫,但其業務行為的終點終歸是不同的,需要重新在硬核層面接受市場競爭的檢驗,可“百度基因”卻顯然幫滴滴跨越了這個流程。

當然直接將這種缺陷命名為“百度基因”確實有些不公平,畢竟歷史上也有很多先例,比如饑荒年代,饑民們衝進觀音廟內鬨搶“觀音土”。哪怕土壤裡再有硅、鋅、鎂、鋁等礦物質,但這次受用的是人類的消化系統,人類的食譜也從來沒有土,這顯然是原始信仰對於其他事物的“過分加成”。

但我們的互聯網,總不至於和這些愚昧的封建迷信對標吧?

所以我們可以喊著“算法沒有價值觀”,來喂送信息流,但請別再喊著“平臺沒有提供直接產品,所以我們也是沒有辦法”。是的,“平臺”不提供產品,百度沒有提供“莆田”的醫院,滴滴順風車也沒有“提供”出事的順風車。那辦法呢?從過程來看,百度和滴滴順風車不是沒有過機會“做個好人”,除了道歉以外提供平臺服務的公司需要的“公信力”,滴滴順風車現在消耗滴滴的品牌上的公信力。

正如大多數普通人沒有條件使用Google不得不使用百度,不是每個人都能買車,以後滴滴也可能只是一款不得不使用的軟件。知道吃觀音土真的會死,但卻是找不到肉吃,站在行業的頂端公司每一次服務都可以理性,但越來越顯現於冷漠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看起來無可奈可,因為他們都已經足夠大,大到不倒不下去。還因為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就怕已經如剛成年的新一批年輕人一樣他們互聯網經歷裡面沒有google,而下一批用著互聯網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都已經習慣了滴滴的這種服務。

“百度”這個中文互聯網有標籤含義的公司,或許他自己有改變,或許以後這個標籤會消失,但在中文互聯網的時間線上它的很多動作都讓人覺得“謝謝老天,幸好,我們只有一個百度”。

再插句題外話。當年還在上大學的時候,新聞寫作課老師曾經提出過一個課外拓展話題:“我們該不該歧視勞改犯?”

按照我們之前所接受過的傳統教育,這顯然是一個不需要經過思考就能得出答案的問題。因為“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不能用某人以前的所作所為去無端地苛責未來。

但隨著課堂上的辯論,我們的疑問也越來越多:“是否知錯”有絕對標準去衡量嗎?如果“是否知錯”沒有絕對標準去衡量,那麼法律的判決是否又是最準確“犯錯成本”量化?又或者說“犯錯成本”是否可以量化?人們的鄙視或抵制其實是社會審判的一個必要環節,是犯錯者也理應承受的犯錯成本?

當然,“道德只能自律不能他律”,這個問題沒有最終的標準答案。但可能連大學教授也沒有想到的是,越來越呈現出“黑暗森林”生存法則的互聯網行業,正在不斷地用近乎魔幻的危機,給這個問題提供最豐富的樣本:

主要使用主體是人,行為是由人的主觀意志發出,是作用到人類社會當中,那麼犯錯成本是不能被量化的,量化越多越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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