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陽穀縣獅子樓風景區
潘金蓮與西門慶在王婆的策劃下殺死武大郎後，最大的威脅，是武松。所以，善後工作的關鍵是，要使武松回來後相全武大郎是病死的，即使懷疑，也查不出真相。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把事情做得不知不覺，瞞住所有人。
而這是萬萬不可能的，因為，此前西門慶和潘金蓮偷情通姦一事在紫石街已是傳得沸沸揚揚，武大郎捉姦被西門慶踢傷也是人人皆知。如果此時武大郎蹊蹺死了，根本無法控制別人在謀殺上去聯想。既然不能瞞住所有人，那就換一個思路：封住所有人的口。其實，王婆在給潘金蓮和西門慶出這個殺人的主意時，她的前提就是對封住所有人的口有信心。
要知道，王婆是一個深通人性並特別善加利用的人。這在前面她算計西門慶、套牢潘金蓮時我們就已經見識了。
果然，在潘金蓮毒死武大郎後，第二天早晨，雖然鄰舍坊廂來弔問時，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卻不但不敢質疑潘金蓮，反而都裝糊塗，用人情話安慰潘金蓮，然後——各自散了！這一切都在王婆的意料之中。但她還擔心一個人，那就是陽穀縣殯葬協會的會長——團頭何九叔。
因為何九叔是入殮師，承擔著相當於今天法醫的職責，他要對一個非正常死亡的人出具相關證明，併為此負責——至少，武松回來，一定會找到他了解情況。這種責任會讓他不得不較真。這正是王婆擔心的。
但是，西門慶不擔心，他只用十兩銀子就搞定了何九叔。其實，何九叔不是貪十兩銀子，他是怕西門慶。西門慶只是用這十兩銀子暗示何九叔：這事是我的事。你要是不明白這個事，你就攤上事了，攤上大事了。
為什麼何九叔那麼怕西門慶呢？兩個原因：西門慶是個刁徒，西門慶把持著官府。
在封建社會，普通百姓最怕的就是兩種人：流氓和貪官。
關漢卿的《竇娥冤》中，竇娥碰到的不就是流氓張驢兒和貪官桃杌嗎？不就是這兩種人把竇娥送上了斷頭臺嗎？讀《水滸傳》，常常讓人聯想到元雜劇。二者產生於相近的時代，同一個社會。
何九叔一驗屍就斷定：武大郎定是中毒身亡。何九叔大叫一聲，往後便倒。王婆便道：“這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卻理會。”
在家裡，他悄悄告訴老婆：“武大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卻怕他沒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卻不是去撩蜂剔蠍？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武大有個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於是，急中生智，假裝中邪，昏迷過去。老婆便道：“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錯眼，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著，便是個老大證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卻不留了西門慶麵皮，做一碗飯卻不好？”
可憐的武大郎，他的性命就做了何九叔夫妻的一碗飯了！
當人們主持正義卻要冒砸了飯碗的風險時，人們往往選擇飯碗而丟棄正義。對利害的考慮總是壓過是非的判斷，這是一般人性。
像何九叔這樣的普通小民，心中是有是非、有良知的，但是，假如他們得不到保護，獨自主持正義的成本太高，高到他們無法承受，他們只能選擇沉默，並且，在沉默中成為罪行和惡人的同謀。
在非公民社會，大多數情況下，普通的芸芸眾生既不具備保護自己的能力，更不具備保護他人、維護正義的能力。邪惡肆虐之時，普通人就是魯迅先生所沉痛提示的兩種人：被糟踐的示眾材料和沉默不語的看客。
何九叔明明知道武大郎是被毒死的，但是，他在權衡利弊之後，選擇了做沉默的看客。
假如沒有武松，或武松永不回來，或回來後不去威逼他說出實情，他就會永遠沉默，讓無辜者冤沉大海！
其實，只要大多數人不再沉默，我們本來無須英雄。我們可以自己救自己。
英雄爆發的時候，正是大多數人沉默的時候：英雄挺身而出的時候，正是大眾不敢出頭的時候。因此，有“水滸”式英雄的時代，一定不是一個好時代。孽生和需要英雄俠客的世道，也一定不是一個好世道。在委屈和凌辱中只會巴望英雄俠客出手的人，一定是個懦夫。
問題是：是什麼把人民變成了懦夫？
答案是：成本核算。當一個人為了主持正義，卻不得不付出不該付出的代價時，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就變成了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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