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中所提到的這兩次變法，對歷史的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影響在於法家從比走上中國的歷史舞臺，“李悝變法”宣告以法家學說為主導的戰國時代拉開序幕;“商鞅變法”則奠定華夏民族走向統一的基礎。要說兩者變法同異，同者皆以富國強兵為根本;異者，強國範式不同，魏國法家商業經濟之強;秦國法家農耕經濟之強。
魏國李悝變法的成功宣告了一種有別於春秋舊制社會的新社會模式的誕生，驟然強大起來的魏國也讓天下諸候紛紛效仿，走富國強兵之路，於是列國紛紛啟用法家士子繼續展開變法。
商鞅到秦國主持主法，其實並沒有親自制定，而是沿用了魏國的所有法典“惜數相秦”。商鞅在秦沿用了魏國變法的所有法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李悝的《法經》原封不動一條未改。
列國變法首先改革兵制，軍事改革是變法的重要部分，無一國例外，不管是魏國的李悝變法，還是秦國的商鞅變法。不同之處於如何強軍之上，這兩國國情不一，做法也就自然不一。魏國在軍事上重在培養“武卒”;秦國在軍事上著重打造“銳士”。魏國武卒重於戰力;秦國銳士重於戰心。
經濟為強國之本，兩國地域不同，發展自身經濟的模式自然不同。魏國地處中原土地相對貧瘠，魏國註定不能太依賴農業，雖然李悝提出“盡地之教”發展農業，但仍顯捉襟見肘。於是發展商業經濟成為魏國經濟的重要手段，魏國的行政官員也多數出自商賈，如魏相白圭、李悝既是相亦是商。
秦國的國情有異於魏國，秦國地處關中平原，土地肥沃，秦人風化未開且樸實厚重，經商不如魏人，可站下踩著一塊肥沃的土地可耕種，身後有豐碩的大草原可畜牧的天然優勢，發展農耕是秦國的必然之選。所以，商鞅變法提出“耕戰之策”是完全出於秦國的基本國情所考量的。
最後便是兩者的變法深徹程度不同，商鞅變法是李悝變法的完善版。鑑於李悝變法數十年的利弊得失，商鞅採取了最大程度釋放社會活力的辦法從法律上，制度上打破固化階級的界限來激發民眾動力。如廢奴隸立新國人，激勵軍功等。
可見，兩者相同之處在於富國強兵，相異之處在於各具特色取長補短。同樣的一部《法經》在兩個不同的國度實施，卻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閱讀更多 海馬叔叔說史事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