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新片太共鳴,戳中了國人最致命的軟肋

大概一週前的13號,剛參加完平遙電影展一場活動的壹哥,在電影宮裡閒逛。剛找個角落坐下,打開電腦準備幹活兒。

時近傍晚,忽然,只聽得室內一陣騷動,不光是記者,連幾個電影宮的工作人員都開始往外跑,嘴裡邊唸叨著——

楊冪來了!

最終,壹哥沒能擠進人頭攢動的紅毯觀眾席,在一旁的大屏幕上,圍觀了一襲粉色連衣裙亮相電影《寶貝兒》紅毯的楊冪——考慮到當晚10度左右的氣溫,大冪冪真的是非常敬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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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一同亮相的,還有導演劉傑、主演郭京飛、李鴻其,

以及愛奇藝影業執行總裁亞寧

而在紅毯開始前幾個小時,壹哥也專訪了導演劉傑。

關於電影,關於演員,關於背後的主題,以及自己的堅持,劉傑說了很多。

彆著急,咱們慢慢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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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在最早看到《寶貝兒》的海報以及相關信息時,壹哥的第一反應和大多數人一樣——

楊冪轉型?素顏挑戰演技?到底表現如何?

看看演員表,還有郭京飛和李鴻其這樣的實力派。

用劉傑導演的話說,這三個演員分屬三掛:楊冪是流量掛,郭京飛是全能掛,李鴻其則是標準的文藝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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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哪一掛演員,在劉傑眼中都沒有分別,他的標準只有一個:是否符合人物要求。

於是,看點來了——

楊冪飾演一位有著先天疾病、被養母帶大的棄嬰江萌;李鴻其飾演一位聾啞人小軍,全片沒有一句臺詞;郭京飛則飾演一位身處道德困境中痛苦不堪的父親。

每一個角色,都有著巨大的表演發揮空間。

總之,直到看片前,壹哥的第一期待,沒有別的,就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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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必須說,帶著不同的預期去看一部電影,觀感與收穫往往是不同的。

而壹哥的一個經驗是:預期越淺,獲得驚喜的概率就越大。

看完《寶貝兒》,坐在影廳中看著字幕走完,壹哥在想的是——

對於這部電影,任何關於表演的討論都已經不再重要。

因為,影片顯然有著超越表演的更深刻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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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傑導演,延續了他一貫冷峻的旁觀者視角,只用基本的跟拍與固定鏡頭,

同時減少特寫,用中景和遠景來,特別是大量對江萌背影的跟拍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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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用強烈的臨場感,代替了很多類型片更倚重的戲劇張力。

這樣的觀影感受就是,身臨其境的真實感。

你就在現場,彷彿一位旁觀者,跟隨著主人公一起,見證了現實的種種無奈,並且也禁不住問自己一個問題——

在影片中的道德困境下,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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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壹哥有點想知道,大家的回答。

所以我們不妨,來一起做一個選擇吧——

在《寶貝兒》中,劉傑導演設置了兩個令人糾結的情與法的社會議題。

這兩個議題,其核心指向都是一個特殊人群:棄嬰。

或者再準確一點,患有先天殘疾棄嬰的,“生”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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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活”。

江萌生下來便被生父母遺棄,患有重病的她被社會福利機構安排,寄養在鄉下一對老人家中。

儘管很多農村家庭,會因覬覦政府的每月津貼而選擇象徵性地收養棄嬰,但江萌無疑是幸運的,她的養父母給予她足夠的關懷,

通過幾次手術,雖然摘除了子宮,身體比普通人虛弱的江萌,還是健康地活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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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江萌年滿十八週歲,劉傑將現實中一個被忽視的矛盾挑明開來——

江萌將養母視為生母,自然希望能通過自食其力,為其養老送終。

可法律規定:被寄養的孩子,監護權並未隨著寄養關係而轉移。棄嬰在成年後,其與寄養家庭的寄養關係,也就自動解除了。

這也就意味著:儘管多年的養育,早已讓她們情同親母女,但江萌依然無法完成陪在身邊贍養養母的心願。

兩人被迫分開。

一個家,被迫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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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的共情,相信大家都能感同身受。

但這痛苦背後的糾結,遠不止於此。

因為,政府選擇強制執行這一制度,亦是為了讓寄養家庭不必承擔過重的負擔,特別是道德上的壓力。

於是,這份情與法的糾結,才會喚起人心中無限的感嘆。

因為,它註定是無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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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說“生”。

帶有先天殘疾的嬰兒,是否可以被父母決定生死?

這是劉傑導演在電影中想表達的核心主題。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先天殘疾的嬰兒,或許離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些距離。

不過,數據是讓人倒吸一口涼氣的——

據2012年的《中國出生缺陷防治報告》的統計內容,我國每年患有先天性缺陷殘疾的新生兒,大約佔全部新生兒的5.6%

每年新增的出生缺陷數約100萬例,平均每半分鐘就有一個出生缺陷兒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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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江萌與徐先生之間的矛盾衝突,便由此而來。

面對患有先天無肛症及其他併發症的孩子,徐先生選擇了放棄。

這背後的人性糾結在於當事人的設定:年近四十,中年得子,且並無經濟壓力。

在這樣一個客觀條件並不支撐選擇放棄的前提下,徐先生最終做出了那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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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傑導演眼中,這就是徐先生的負責任。

那句臺詞,說出了他決定背後的所有掙扎——

“你們有想過她以後嗎?她沒有以後了......”

看到這時,壹哥必須承認,自己是完全感同身受的。

一個或許無法痊癒的先天殘疾,給這個孩子,和這個家庭,帶來的都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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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另一面,是執拗著選擇救人的江萌。

這似乎並不難理解。

作為一個被寄養家庭養大、經歷多次手術、最終從死神手中逃得一命的棄嬰,江萌太明白,活下去,對一個棄嬰意味著什麼了。

於是她一遍又一遍地說著:沒有哪個媽媽是不要自己小孩的。

她堅信:每一個來到這世上的生命,都有活下去的權利。

為此,在說服無望後,江萌甚至冒著違法的風險,將小孩從父親手中“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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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這對立雙方之外的立場呢?

江萌的朋友小軍,身為殘疾人,他更能感受到這一特殊人群在社會上的生存之艱難。

他們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比如有了殘疾證,多打一份假工,多一份收入。

但整體而言,在小軍看來,與其讓孩子活在身體的病痛與精神的折磨中,或許放棄治療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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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會一邊呢?

警察作為執法人員,是完全中立的一方。只要沒有違反法律,他們並沒有更多的責任與義務去選擇支持誰。

而福利院雖然多了幾分道德的勸說,但同樣不會過多插手,干涉當事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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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一切的背後,是幾方人員的複雜對立。

用劉傑導演的話說,就是——

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救,還是不救?

你的答案,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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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關於這個問題,壹哥想了好久好久。

但也依然,想的最多的還是,沒有辦法想象,

如果這樣的糾結和選擇發生在我身上時,我到底會怎麼辦。

壹哥很可能,會瘋掉吧。

但劉傑導演在採訪中說,在經歷了多場放映和交流後,

他聽到觀眾的普遍聲音,是選擇不救。

或許是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父子”關係,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孩子是被父母所擁有的,其命運是可以被父母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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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決定生死太過罕見,但在很多父母眼中,孩子的人生選擇,很大程度還是由他們決定的——學習的專業、工作的城市、結婚的對象,等等等等。

在這之外,還有另一層根植於中國人潛意識中的理念:少管閒事。

別人家的事情,即便打破頭鬧出人命,也有警察負責,跟你我,沒有關係。

在劉傑導演看來,這也是他希望觀眾看完《寶貝兒》後,能做出的思考。

這個“閒事”的邊界,在哪裡?

我們關於“閒事”的干涉,又應該有著怎麼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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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劉傑導演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

他說,他希望觀眾自己去做出判斷。

這是影片的高明之處,也是壹哥看完陷入久久思考的原因。

我想,即便我們思考良久,都依然沒有找到那個答案,也沒關係。

這可能就是,《寶貝兒》這部電影的意義所在——

給自己一次認真思考的機會吧。去花點時間,思考一下,那些或許與自己生活並無直接關係的社會議題。

去感受一下那些看起來無可承受的壓力,

去試著想象一下,如果是自己,我,該怎麼辦?

這樣的思考,才是我們整個社會得以持續進步的動力所在。

這新片太共鳴,戳中了國人最致命的軟肋

也是一部好電影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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