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進調查問責的同時，還應妥善解決好經費不足、技術落後、身份落差等深層次問題，避免類似事件重演。
組成監獄“大包圍”的白色圍牆有6米多高，牆上邊是1米多高的電網。新京報記者孫旗 攝
文 | 歐陽晨雨
10月4日凌晨3時45分許，這所監獄在押的2名重刑犯王磊、張貴林脫逃。6日13時30分許，二人在越獄58小時後於河北省平泉市臺頭山鎮相繼落網。
兩名本應嚴格管控的重刑犯，其中還包括了一名兩度脫逃判罪的“老油條”，竟然能從戒備森嚴的監獄順利脫逃，究竟是哪裡出了差錯?又該如何“亡羊補牢”，這是事態趨於平息後，從職能部門到公眾輿論最為關切的問題。
從10月8日遼寧省監獄管理局發佈的《關於凌源第三監獄罪犯脫逃細節的通報》看，重刑犯王磊、張貴林事先盜取警用工作服、進入會見室盜竊現金、撬開窗子脫逃，這些“致命細節”已然暴露了該監獄在安全防範、日常管理等方面的重大疏漏。不僅如此，新京報記者近日調查後更發現，該監獄基礎設施落後、資金缺乏，還存在事業管理人員頂幹警的崗等問題。
如果把在押犯人的脫逃看成是“惡果”，那麼，對於發生越獄事件的凌源第三監獄，從安全管理到硬件設施、經費資金、身份待遇等問題，共同構成了開花結果的“土壤”。
比如，因為經費不足導致硬件薄弱，“一些區域的攝像頭還是模擬信號，清晰度很低，容易形成監控死角”“獄內紅外報警裝置也不完善”;為了走出經濟困境，該監獄出讓土地給凌鋼，罪犯正是“利用了凌鋼的生產噪音作為掩護，才撬開了會見室的門窗”;40餘名工作人員並非在編幹警，“籌劃著找上級領導解決問題，心思沒有完全放在工作上”等，正是這些看上去不太相關的“短板”，組合成了一張長短相宜的“梯子”，幫助罪犯輕鬆逃出了擁有6米高牆、通電鐵網、持槍警衛的監獄。
儘管《監獄法》明確規定，“國家保障監獄改造罪犯所需經費”“監獄的人民警察經費、罪犯改造經費、罪犯生活費、獄政設施經費及其他專項經費，列入國家預算”，但具體到作為刑罰執行機構的監獄，仍面臨經費、身份等“桎梏”之痛，有的還揹著歷史上形成的沉重包袱。在個別罪犯脫逃的偶然背後，是大小矛盾積累，直至事件爆發的必然。
每一個脫逃的在押犯人，都是公共安全的“炸彈”。監獄的“防火牆”理應固若金湯、萬無一失。回到這起轟動一時的越獄事件，在推進調查問責的同時，還應妥善解決好經費不足、技術落後、身份落差等深層次問題，這樣才能為善後處理畫上更圓滿的句號，避免類似事件重演。
□ 歐陽晨雨(法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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