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這幾年最讓我震撼的一本小說，林奕含有滿溢的才華，《初戀樂園》的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全是一個偉大文學創作者的雛形。按照慣常的編劇思維，這本書的出版，將是一個熱血故事的開啟：輿論震驚社會、罪人受到懲罰、林奕含則一舉成名，就此收穫世俗意義上的幸福。
然而至今我尚不能接受的是，這本書不是故事的開始，而是收哨—林奕含永遠的離開了這個世界，她的幸福與之後可能創造出的文學作品，本是理所當然的存在，但一切就此停止，再無反轉的可能。
這件事的走向太不符合懲惡揚善的故事主題與欲揚先抑的創作手法了，然而這二者經過其他文學與影視作品的渲染，已經成為大眾的信仰，一旦被打破，人們寧可讓自己變得鈍感，也不願去細想“好人沒好報”這背後的某種必然性。
我也曾經變得鈍感，但從去年開始，女性平權運動一直如星星之火，雖微弱卻給人指引。直到今晚看到很多女生站出來陳述自己的遭遇，我覺得確實應該做個記錄，告訴大家，雖然很多人因為幸運，並不曾遇到，但我們是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的。
大三，電視編導課老師分配我去她作為製片人的藝術人生節目組實習，這個節目組以主持人朱軍為核心，他權利巨大、享受眾人討好，組裡有個慣例，每次節目錄制前，實習生會去他的化妝室送水果飲料並陪聊打發時間。我個人對電視臺絲毫無興趣，加上性格懶散，工作態度很傲慢。從不參與節目組的這類行徑，和朱軍毫無交流。
導創作業是拍攝實習紀錄片，那位老師明確提出，採訪工作人員是重要環節。在一期節目錄制前，一位關係很好的實習生說朱軍在化妝室，讓我一起去送水果，我知道這是節目組慣例，又覺得實習即將結束，紀錄片素材還寥寥無幾，或許可以採訪朱軍，就跟著去了化妝室。
沒多久，另一位實習生有事先離開，剩下我單獨陪著朱軍，央視舊樓的化妝室在演播室外圍，緊靠走廊，觀眾和工作人員人來人往，非常熱鬧，當時是大白天，化妝室門也只是虛掩，因此我毫無戒備，正準備套話採訪，朱軍開始提到自己的各種權力，包括“讓你留在電視臺”在我毫無附和的情況下，他越說越興奮，隔著衣服開始試圖猥褻，絲毫不顧及我的推阻。幸運的是，事情發生得很快，我還沒來得及大喊大叫，那一期的嘉賓閻維文進來了，我得以離開。
離開化妝室後，我整個人腦子，但在和最親近的一位老師 《不是那位編導課老師》通過電話後，我意識到朱軍如此猖狂，必然是慣犯。於是選擇了報警。這之後是一整晚的筆錄、取證環節。警察帶著我從央視提走了走廊監視器錄像，發現我在離開化妝室後存在可以作為證據的下意識動作，同時還在我的衣服、頭髮上提取了指紋，並進行了抽血（不知道為什麼）。
那晚，室友與那位老師一直陪著我，負責我案子的是一位挺年輕的警察，非常和善，開車將我和老師室友送回學校。我回宿舍睡了一覺，第二天被編導課老師找到。她在確認我不曾受到實質性傷害後，立刻當面和臺裡領導打電話報告“小姑娘沒事”，同時展開大段苦口婆心的勸說，讓我不要堅持報警，因為這件事影響巨大，已經對她的事業產生毀滅性打擊。
再次來到派出所時，那位年輕警察告訴我，這個案子已經不由他負責。之後接待我的是兩位中年警察，級別似乎很高，談話內容則完全變成對我的“規勸”，對方要我考慮到朱軍作為春晚主持人、cctv作為央視，對社會有巨大的“正面影響力”，不應打破公眾對二者的印象；同時還告訴我，他們已經連夜派同事去武漢向我父母通知此事，我父母都是公職人員，為了他們考慮，我也不應該將此事曝光發酵。
總之，我後來在派出所唯一能得到的就是警告與規勸。由於心情抑鬱，也不願讓父母為我心急如焚，我對“立案”與懲罰朱軍的訴求逐漸變得非常消極，甚至不願再和警方有任何接觸。確定我不會曝光此事後，警方再也沒有通知我任何調查進展，我甚至不知道這件在程序上是否立案。很久之後，我在微博上看到朱軍在國外為妻子補辦了一場婚禮，或許是這件事的唯一餘波。
從此，我對說出“朱軍對這個社會有很大正能量”、“你是一個女孩子，這件事被別人知道、被媒體利用，最後會傷害到你”、“你父母都是黨員，這件事鬧大對他們工作也很不利”的公權力機構徹底失去了信任感。
坦然的說，這件事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麼實質性的傷害，但一年前，一位知悉這段往事的朋友在朋友圈表示我對性騷擾事件的一貫態度過於偏激、他的話倒是給了我震撼，直到打下這些字的同時，我都在反覆反省：我是否太小題大做？我是否太常提起性騷擾相關話題？我是否試圖利用受害者的身份，在潛意識中為自己搏取並不必要的同情？
一直到去年，徐豪傑一事沸沸揚揚時，我與一些豆瓣網友發現色情交易鏈，向朝陽區派出所舉報有人販賣戀童癖視頻，並向警方提供了視頻證據、對方的各種聯繫方式。報案之後，我每次詢問警察情況，獲得的答覆都是案件毫無進展，而交易網也未曾受到影晌。我隱約意識到，這件事和幾年前那次報案一樣，並不會有什麼結果。於是我刪除了一切和此事有關的聯繫，開始強迫自己不再關注。
我發現，當意識到自己並不能改變社會環境時，人們會開始強迫自己切斷與外界的共振，讓自己變得鈍感、漠不關心。
但這是不對的，這個世界上任何因為人們的漠視而發生的悲劇，都是不對的。我還想說，女/男童性侵是非常普遍的、職場與高校性暴力是非常普遍的、熟人性犯罪是非常普遍的，如果我們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姐妹、朋友受到類似傷害，就必須有所作為。公權力不重視這些，但每個個體都是活生生的，“大眾”並不是一個毫無生命的詞，大眾值得保護。
在朱軍的事情發生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異性的要求非常低，只要沒有非分之舉，無論對方人品、素質如何低劣，我都會覺得“其實他也挺好的”，直到很久之後，我才後知後覺自己不應將女性擺在這麼低的位置上——沒必要因為沒受傷害就感激涕零，我們身體的主人只有自己，不可侵犯。
我向來認為女權運動就是平權運動，女性/弱者受到的壓迫，並不簡單是性別對立帶來的，所有吶喊、所有“矯枉過正”的行為的目的，都是為了讓這一點成為社會共識—“弱者與強者擁有同等的權利”。
那件書並不嚴重，我之所以還舔著花臉，“小題大做”，並不是為了博取同情或目光，我也知自己並沒有審判別人的權利：一個人因為一件事要遭受多大的懲罰，並不由受害者說了算。但我國在性騷擾方面的法律制度毫無說服力，這常常讓我感到迷茫，我真切地認為，我若因此希望朱軍不再上春晚噁心全家人，是妄尊自大，太拿自己當回事，但他作為慣犯，毫髮無損、這難道也是應該的嗎？
對於此事，我唯一感到無法釋懷的是老師為了陪我損害了身體、同學為了保護我受到了壓力、父母則因為不能保護我，受到了煎熬。直到今天，每當我想象父親接到警察約見，發現自己奮鬥一生、卻不能保護從小視若珍寶的女兒時的心情，我都會難過到落淚，雖然這並不是我們一家人的過錯。
這件事之於我，確實是一件小事，但對父母來說，則完全是無妄之災，這世界上像我父母一樣，希望孩子平安一生，自愛自尊的心情是普遍且珍貴的，哪怕只是為了守護這種心情，我們都應該做點什麼。
雖然不知道什麼是“有用功”，但在國內的大環境下，我相信每個女生說出自己受到過的傷害，告訴大家這種傷宮有多麼尋常、普遍，讓社會意識到這種“房思琪式的屠殺”確實存在，一定是有意義的。
日光之下，每個人的表情都是愉悅的，但在那背後，房思琪的危機，確實埋伏在每個弱者身後，我個人經歷中唯一的一點小特殊，不過是因為我試圖報案，然而這更加證明了女性與弱者的被動。
但沒關係，雖然“沒做錯”這件事並不高尚，但我覺得想對每個曾經受到傷害的人說，我們沒做錯，感謝我的老師、同學、室友，以及安慰過我的朋友。
另小編感動的是那些可愛網友的接龍，他們都這樣說道：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勇敢地女孩們，加油！小編一定持續曝光下去，堅持正義，為良知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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