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很多人,說到中國歷史的恥辱就是宋朝
為什麼呢?因為宋朝被少數民族欺負,被蒙古滅亡?其實在當時的世界歷史,被蒙古滅亡的又何止宋朝.連最強大的阿拉伯(花喇子模等部),波斯都被蒙古滅亡.
而世界強國僅僅幾個月就被滅亡,而宋朝抵抗了半個世紀
宋朝為什麼值得國人驕傲?有一位外國著名學者說過,宋朝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宋代科學技術無疑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兩宋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罕有的。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正如國內外許多著名史家指出的，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除此之外，中國人在許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興修水利，實施水稻的雙季栽植；茶葉種植面積擴大；棉花成為普及性農作物；算盤開始應用，從此成為東亞商人的主要計算工具；火藥的發明又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總之，沒有兩宋社會良好的科技氛圍，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很難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偶然的，但它確實又寓於兩宋社會尊重科技、重視科技氛圍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領域，宋代也取得了輝煌成就。北宋中期，楊忠輔制定《統天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數字與西方1582年頒佈公曆時的數據完全相同，比現代天文學所測數值只差26秒。由此可見，宋代天文學發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學和醫學領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視與廣大民眾衛生健康息息相關的醫學事業，不僅政府出面編輯刻印了很多醫學典籍，而且要求各州縣加以推廣應用。其中《太平聖惠方》100卷，收錄中藥處方16834個，《聖濟錄》200卷，是醫學上的一部百科全書，收集了診斷、處方、審脈、用藥、針灸等各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紹各種藥材1558種，其中新增加628種新藥，可以說是一部完備的藥物學著作。南宋時期的宋慈收錄並總結了前人的法醫知識，創作出《洗冤集錄》一書，其中涉及驗傷、驗屍、血型鑑定、死傷鑑別、檢骨等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同時對毒藥和醫治服毒的方法也進行了總結，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醫學著作。上述僅僅是介紹了宋代醫學領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於此亦可以看出兩宋時期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兩項重要成就有必要單獨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繪畫藝術。末代皇帝趙佶雖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巨大貢獻卻不可否認。首先，他是一位天賦極深的繪畫愛好者，又是造詣很深的畫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繪畫領域的組織者和主要資助者。由於這一淵源，在宋代宮庭之內，集中了一大批傑出的畫家。黃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鳥，皆卓絕於世。即使以現在的眼光審視他們的藝術水平，也可以說前無古人，至於是否有來者，則要看未來的藝術家是否能夠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還有一最輝煌的美術工藝，為歷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統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養及價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藝術更是空前絕後的。以宋官窯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現著內心的意蘊。從美學角度，它的藝術格調是高雅的，特別受到西方人的傾賴。細密的冰片，隱約間閃爍著鑽石的光芒，彷彿是宋代藝人無意間冰鎬敲擊的嚴冰穿過時空來到了我們面前、溫潤而細膩。後世把宋代五大明窯稱為“千古絕唱”。那是與歷代仿製不成，差別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藝術與精確工藝完美的結合。因為各地名窯瓷器大量地生產，不僅供皇家貴族使用，還為官員學者們、及市民階級所珍愛、使用，所以讓所有見著的人都讚歎不已。宋瓷許多的工藝都已失傳，宋瓷許多的工藝水平即使現代都難達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說宋朝遺留下的官辦瓷器幾乎都價值連城。自宋代以後，歷代文人墨客及古玩愛好者對宋代官窯津津樂道，
撰文著書者眾多，但歷史上能夠親眼目睹並真正鑑賞宋代官窯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關宋代官窯的論述變地撲朔迷離，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樣，便給人們留下了發揮自由想像的空間。對宋官窯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國古陶瓷學述研究中最為熱門的課題之一。
總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學者鄧廣銘教授的話來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一結論頗具見地，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這樣一個如夢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本來足以讓今天的中國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後，無論是漢人，還是其它民族，都對這個朝代抱有固有的輕蔑。人們比較樂於回憶強漢時代、盛唐時代，甚至鼓吹大明時代、大清時代。這個朝代只有離開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後代，在它的政治影響沒有覆蓋的地方，才獲得應有的尊重。在歐洲、在美洲、在日本，人們對宋代的評價要比它自己身後的國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國外，人們對中國古代的認識，就是緣於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發明中的三個，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鴉片戰爭之前，當中國人還不瞭解世界，固執地認為自己是中央帝國，是世界中心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宋的滅亡歸咎於宋代統治者的腐敗無能。當我們的國門被槍炮打開之後，當我們知道在宋朝滅亡之前，歐亞大陸上的其它幾個主要的文明國家也被蒙古大軍所滅，南宋是蒙古人攻佔的最後一個堡壘。在蒙古鐵蹄踐踏歐洲大陸、印度次大陸，中亞地區的四十年後，蒙古人不得不在採用政治加軍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對付其它民族和國家只有一種形式：無條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經投降的漢人來治理漢人，通過分化來瓦解南宋軍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說,宋朝最讓人驚歎的就是,不以言論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統帥軍隊的基本制度。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上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宋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
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算。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扎，為禍國家社稷
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託。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縱觀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漢自始至終，未脫離過外戚之禍，這個王朝的一開始就沒有開個限頭，呂后當權，差點幹掉劉氏江山。最終，它還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漢還搞了諸王分封，結果也差點壞了大事，漢以後的西晉，就毀在諸王分封上。八王之亂，結束了西晉的統治，也開始了中原地區的首次外族治權。唐朝似乎重武輕文，地方官員都委以軍政大權，人權、財權、治權都在各藩鎮，結果尾大不掉。為了擴張，重用北方蠻族，類同於羅馬帝國用蠻人當兵替自家打仗，可結果如何？與羅馬帝國的下場很相似。在極盛期就發生了安史之亂，蠻人攻佔了兩京，並且丟失了所有擴張的版圖，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後期發生了逆向的蠻族化），首都幾次被攻陷，完全是一個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後，中央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很象春秋時代的周王，地方諸侯想到你了，就給點，想利用你了，就送點。由於唐朝中央政府沒有對各地進行有效地管治，造成軍閥混戰。中原地區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空前削弱。北方蠻族趁機侵入中原，並不斷蠶食領土。到朱溫代唐時，中原已經成了漢族與蠻族雜居的嚴重現實。契丹人及其它蠻族趁機成了自己的國家，建立了類似儒家文化的政權。可以說，藩鎮之亂，造成唐朝的滅亡，並直接形成了以後五代十國這一中國自先秦以來最為嚴重的大分裂。這次分裂對中華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這就是東胡系（鮮卑、契丹、女真、蒙古）蠻族有機會從遊牧民族逐漸地轉變為依靠農業與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這一點成了稍後宋朝統一的主要障礙。宋立國之後，當政者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建立怎樣的政治架構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舉制建立人才選拔與任用機制，既打破門閥託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決官僚世襲制的弊端。雖然自隋代就開始了科舉制度，但這一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還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條件的降低，選拔人數的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舉制度作為國家開科取士的手段實施，使宋代很快進入了士大夫時代。
什麼叫士大夫？坐而論道，躬身行之。從此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使文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是牧民，守土之責由中央任命專職的軍事長官去處理（這些制度不正是現代的政治制度嗎），二者皆由中央調遣，互不統屬。這就徹底革除唐季以來軍閥割據的政治傳統，也徹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頻繁更替的政治基礎。由於宋代皇帝都比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大臣和言官都敢於發表意見，甚至可以當面和皇帝爭執，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時候甚至是主角。太宗駕崩時，李皇后夥同內侍王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想立長子而廢太子，遭到宰相呂端斷然拒絕，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立殿不拜。請轉簾，升殿審視無誤，方率群臣拜呼萬歲（端大事不糊塗）。英宗即位後，慈壽太后一日送密札給韓琦，語及皇帝與皇后不奉事，有為孀婦作主之語。此乃皇家事，由大臣來作中，宋前宋後各代均罕見。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婦對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戀權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廢）為太上皇。講這麼多，要傳達的意思就是兩條：由於採取文臣治國，兵權集中於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擁有比過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權力。權力實際上更集中。其次，由於宋庭採取更寬鬆、更開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歷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
正因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經濟、科技、文化、藝術、工藝上的繁榮與先進。使中華文明自春秋戰國後推向另一個高峰，至少到目前為止，達到中華文明的巔峰。自宋以後，朝代的更替再也沒有發生五代類似的悲劇。可以說，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不過後人每每詬病宋之武弱。宋的對外悲劇前面有專述，本節不再解釋。這裡引用明朝一位學者的話來作一個總結：“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革之，終宋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大手段。”諸般作法均有流弊，兩害之中權其輕，兩利之間權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對文化的重視超過其它所有的開國皇帝。帝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趙匡胤於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準對公卿辱罵。臣下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戮。又專門建立了言官制度。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
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宋仁宗以後，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除了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注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嶽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很多州都建有書院，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 等等。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鬆，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誌，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體說來，宋代文化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獨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學、倫理而言，宋代是繼春秋戰國之後最富成果的時期。以周敦頤、程顥、程頤為代表，以儒家經典《易傳》和《中庸》為核心，同時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萬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惡等理論體系，成為宋代理學的開創者，最終形成了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佔統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運用“天理”這一範疇，將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有機聯繫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是永恆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源。它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二程還較為系統地確立了宋明理學的基本範疇，可以說是兩宋理學的奠基人。至南宋時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來各派儒家學說，包括周敦頤、張載等人，建立起一個龐大而系統的思想體系，他以“天理”和“人慾”為主軸，將人類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道德修養等有機地集合起來，從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學理論體系的艱鉅任務，因而，朱熹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後影響最大的儒學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理學在宋代並非一統天下，不論是南宋，還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躍，同時存在其它種種不同的思潮。與朱熹學術存在差異的陸九淵吸取禪宗理論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二者之間經過激烈爭論，最後不了了之，可知當時學術空氣相當自由，學術環境也是非常寬鬆的。再如史學領域，在編纂體例方面，除了繼承傳統的編年、記傳體之外，還新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此後史學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通常而言，當代史存在不少忌諱，因而宋朝政府開放私人修史的限制，無疑會大大促進史學的繁榮和發展。正因為如此，宋代史學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馬光等人所著《資治通鑑》
最為著名，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鉅著，其史學價值和政治價值足以和《史記》相媲美。在文學方面，宋詩不僅繼承了唐詩的輝煌，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宋體。藝術成就和唐詩並峙的就是宋詞，在宋代，這一藝術形式的成就達到頂峰。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這一文學形式也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應該說，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領域都達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給後代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如明清時期的小說便是直接導源於宋代說書人所用的話本，等等。
最後再來看宋朝的經濟,當時佔世界的60%.工商業極度繁華
在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這個統治中國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給蓋棺定了論。的確，按中國傳統對王朝的評價標準來看宋朝也確實挺丟人的。首先，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這一點宋朝似乎還過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還不夠，頂好是把莫斯科也弄來——這方面宋朝就差勁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諸如“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類的諷刺詩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東部的國境線推到長城一線的時間也不過是一瞬間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說；最後就是要揚國威於域外——“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麼？要宇宙可汗才爽——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麼長驅漠北，直搗黃龍就別提了，連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斷的送錢，叫叔叫伯的還老是捱揍。兩個皇帝作了俘虜，兩次在大陸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這些都堪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光輝事蹟。
但是，如果我們改變一下自己的視角，試試按另一種標準來看待歷史，不是隻看王侯將相的“千秋功績”，而是看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也許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用其他的數字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慶5年（1571）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28年（1600），歲入400萬兩（雖然張居正死後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裡去）。明末天下大亂，在後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徵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那麼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如果我們認為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的話，那麼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儘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儘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後），歲入約為3000-4000萬兩。數量仍然遠遠小於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由於兌換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會對宋朝的歲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歲入遠遠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依然是一個無疑的事實）
宋朝的財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著人民的負擔也極其巨大呢？當然，從人均財政收入上來看肯定是這樣。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僅有的幾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如李順王小波起義，宋江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么起義等都不曾超過一省的範圍。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是西晉，
而西晉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壽命實在太短了，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
可見，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並不壞。我們之所以認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姑且不提這裡面虛構的成分，其實就是從“水滸傳”裡來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騙上梁山的，真正沒有飯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極少。
那麼那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組數字就知道了。熙寧10年（1077）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明朝著名的財迷皇帝明神宗（萬曆）以“礦稅”的名目，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佔70%。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由於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採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併”。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併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制。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挺而走險；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政府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制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社會牢牢的捆在自然經濟之中。而且，這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這一循環。一方面不抑兼併，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經營，並騰出大量剩餘勞動力（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佔全國總面積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僱有十餘萬礦工，日夜開採），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英國產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規模要比英國大許多倍，時間比英國早幾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難比英國少得多。
與此同時，政府對於突如其來的災害或戰亂導致的階級矛盾激化還有一個應急措施——大量募兵。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軍官兵一般都有著不錯的待遇，以至於在其他朝代常常成為階級矛盾的導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階級矛盾的釋放閥。每當一個地方出事，百姓難以生存的時候，政府就在那裡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這也正是宋朝農民起義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這種做法的一個後遺症就是“冗兵”。慶曆年間宋軍總人數竟然達到了125萬之巨，考慮到當時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億人左右，這實在是一個天文數
要命的是這125萬人全是僱傭兵，因此軍費也就屢創奇蹟。仁宗寶元年間僅陝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2000萬貫，戰時3300萬貫！龐大的軍費和其他開支使得宋朝的財政開支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就連那樣龐大的財政收入有時都會有入不敷出的問題，以至於被一些學者非常諷刺的稱為“積貧”。但是，我們要看到，這樣的支出其實並不完全是“軍費開支”，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而這種以赤字經濟的手段來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方法也頗有些現代味道。假如我是一個專門搜尋“中國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話，我甚至可能說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採取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當然，我不是）這雖然好象只是一個小小的玩笑，但認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個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人的卻決不只我一個，也決不只是在開玩笑。
這樣做的結果是，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滸傳”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禁軍的中級軍官就可以拿出1000貫錢去買一把刀（林沖買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齋志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百金”在當時就已經是一戶中人之產了。在中學課本里我們曾經讀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制的鞋子。難怪有的西方學者說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的士兵。當來自當時西方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來到僅僅是吸收了很少一點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時，竟然感到眼花繚亂，宛如身處人間天堂。（對馬可波羅的存在以及他是否來過中國還有爭議，但是世人所公認的是“馬可波羅遊記”描寫的確實是當時歐洲商人接觸到中國文明之後的見聞感受）
如果說那些描述還不夠具體的話，我們還可以看一下下面這些事實：
宋朝時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紙幣和銀行信用。
宋朝時四大發明的三項被髮明或是開始得到廣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術是宋代發明，雕版印刷術在宋代始大量應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剛經”卷子）；火藥和火器在宋代開始大規模使用（第一次在戰爭中使用火藥的記載是在晚唐）；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現了工匠傳統和哲學傳統合流的跡象（“夢溪筆談”），在西方，這是近代科學大發展的先聲。
宋朝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阿拉伯，東非，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日本與朝鮮。
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餘個增加到40個，汴京和臨安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4，第5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32萬貫。
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每年商稅收入達1975萬貫，宋朝商稅甚輕，住稅3%，行稅2%，如以平均2.5%計。
南宋紹興末年（1162），僅廣州，泉州，兩浙三個市舶司關稅收入即達200萬貫，宋朝僅對進口商品徵收7%-10%的關稅，也就是說每年僅從上面三個市舶司進口的納稅貨物即達2000-3000萬貫，這樣估計南宋人均進出口額當在1貫以上，甚至可能達到2貫或更多。
在經濟和社會大發展的同時，宋朝的政局總的來說也比較清明。既沒有宦官和外戚專權，后妃干政，也沒有地方勢力的割據。在“不以言論殺人”的傳統下，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那些因為“忤旨”或者被打擊排斥的人們，最多也就是流放嶺南，真的沒有人因此被處死。
我們可以大膽的說，宋朝實際上正處於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如果說，中國歷史上真的曾經有過發展出資本主義的時機的話，那麼我認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世界，而不是蘇州橋上那幾個等著僱主的機工。
可是，這剛剛萌生的嫩芽，這一切，都被北方刮來的寒風吹得無影無蹤！
蒙古人的破壞力是極其驚人的。前面我們對這一點已經有所描述，這裡再看幾個數字。金全盛時（1207）有戶768萬，元滅金時（1235）僅得戶87萬，短短28年間在籍戶數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戶1267萬，元滅宋時得戶937萬，也陡減26%，這還沒有包括此後元軍與南宋殘餘勢力作戰3年的殺戮。這減少的上千萬戶，幾千萬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還是死在蒙古騎兵的屠刀之下。
堅決不肯同化，試圖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來統治中國的蒙古貴族立刻就使宋朝社會向市場經濟資本主義邁進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後，雖然漢族起義者又奪回了國家政權，但朱元璋卻錯誤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教訓，大開歷史的倒車，將中國社會重新送回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中去，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英國人的戰艦開進珠江口。
當然，如果宋元戰爭是另一個結局的話，中國是不是就真的能發展到資本主義，誰也不敢斷言。就像沒有人知道薩拉米海戰如果波斯人勝利會怎麼樣，勒潘多海戰如果土耳其人勝利會怎麼樣一樣，也沒有人知道崖山海戰宋人勝利會怎麼樣。但是，我們知道的是：宋朝時的中國社會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史中最繁榮，發達，最有希望的一段，我們想要擺脫“寄託”的困擾，讓傳說中的中文託福成為現實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裡。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這希望早就隨著那輪血紅的殘陽一起隕落到崖山背後去了。所以在這裡空發感慨也沒有什麼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點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點什麼有用的東西的話，還是讓我們奮發努力，爭取讓百年之後的後人不要再發這樣的感慨吧
閱讀更多 國史風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