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錫其實應該叫做九賜。九錫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給予大臣規格最高的一種賞賜，它主要包括車馬、衣服、虎賁、樂器、納陛、朱戶、弓矢、鋏鉞、櫃鬯九類物品，這九種物品的象徵意義遠高於實用意義。
古代天子經常會用帶有禮儀性的賞賜來表彰有功勞的臣子，而賞賜又有三六九等之分，而“九”這個數字在中國具有最高的含義，所以九錫也就是皇帝對臣子最高的榮譽賞賜。
一開始九錫並無不好的意味。到了西漢末年的王莽，他創造性地改造了九錫的意義，自此以後九錫的規格開始定型。而王莽身加九錫之後最終代漢而自立，被後世成為篡權奸臣。九錫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改變含義的。
自東漢末年到五代十國時期，這七百多年時間，身加九錫而後自己或後代篡位自立的權臣不計其數，中國歷史陷入了凡加九錫必稱帝的怪圈， 九錫為什麼會與篡逆掛上鉤甚至成為其代名詞的呢？
首先要搞清楚兩點的是，其一，賞賜權臣九錫基本不是出自皇帝本人的意志，這其中大多是一幫意圖獻媚於權臣的臣子逼迫皇帝所致。
其二還需要理清九錫與權臣篡位的先後順序。事實上應該是權臣先生出要篡權奪位之心，而後才想辦法得到九錫賞賜的。
表面上，我們只看到權臣加九錫在前，而篡逆在後，其實在權臣身加九錫之前早已功高震主或乾坤獨斷，萌生出了取而代之的慾望。
早在曹操大玩了加九錫之後，在四川的劉備也依樣畫葫蘆，自己給自己加“九錫”，晉爵漢中王。這從側面證明了九錫之禮在此時已經成為權臣稱帝必走之路。所以說九錫之物從本質上來講是為所得之人服務的。
再者九錫並不是人臣輕易可以得到的，最高的榮譽必須得有至高的功勞來相匹配。而歷史東漢至五代這一時期的權臣大都是因為本人或者其上一輩軍功厥著，掌握國家軍事大權。
例如曹操本人是因為征伐四方為漢室續命，而司馬昭則是有指揮滅蜀大功。所以九錫之物賞賜到這些權臣身上也說得過去了。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後來諸葛亮對九錫的態度，李嚴勸諸葛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諸葛亮答曰：“若滅魏斬曹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諸葛亮可能已經察覺到九錫可能跟篡位有了關聯，所以才推辭不受，同時也從側面說明了要獲得九錫，必須有極大的功勞。
中國是一個很注重效法古代的國家，凡事有古法可依就依，沒有先例的話也硬是要把先例拼湊出來。
所以一旦先前的權臣先加九錫而後篡位，後世的權臣就會有樣學樣的效法，畢竟遵守傳統不會出大錯，
就連篡位都要講究古法禮儀。九錫禮最終被歷代權臣選中成為一種進行朝代更替而默認遵從的潛規則。三國時期司馬昭通過加九錫，從一個小小的官職晉升到相國，獲晉王爵位，最終其子代漢而稱帝。
王朝的興替形成了由賞賜九錫——建天子旌旗——宣遜位詔書——移交璽綬——末帝遜位——新天子即位幾個環節組成的皇帝加冕模式。而九錫則位於這個環節的第一環，其重要程度已不言而喻。
不過最終在五代之後，九錫之禮不復存在，因為此後的君主通過興利除弊徹底消滅了培養權臣的土壤，它的衰敗同時又是預示著專制皇權的加強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參考資料：《三國志》、《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九錫禮的歷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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