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是中國人嗎？你們知道嗎，張藝謀要來威尼斯了！”
在張藝謀參加第75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之前，許多威尼斯當地人見到黃皮膚黑頭髮的樂創員工後都要問這個問題。
9月5日，張藝謀和樂創文娛董事長、《影》的出品人張昭一同去往了威尼斯，剛一下船，張昭就被當地等候歡迎張藝謀的陣勢給嚇住了，幾乎所有守在碼頭的當地觀眾，看到張藝謀後都開始歡呼，湧上去索要簽名。
在威尼斯，《影》贏得了當地觀眾和媒體的廣泛好評，在接受毒眸（ID：youhaoxifilm）採訪時，張昭打心裡覺得激動：“我和老張（張藝謀）聊了挺多，他覺得自己好像是回了孃家一樣。當年他的《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掛》《一個都不能少》都曾在威尼斯獲過獎，很多第五代導演也在威尼斯獲得過成績，這裡好像有中國新時期電影的根一樣。”
張藝謀獲威尼斯電影節；2018年“榮譽電影製作人獎”
而在《影》上，張藝謀也的確找到了當年的“根”，影片極具視覺衝擊力，很多人說，從《影》上面看到了曾經的張藝謀。這部影片在豆瓣的開畫分數高達7.7分，是自2005年豆瓣創建以來，張藝謀新作在豆瓣上的最好開分成績。
不過最好的口碑成績並沒有轉化為更多的票房，上映3天后，《影》僅收穫了2.2億票房，落後於同檔期的《李茶的姑媽》和《無雙》，票務平臺給出的最終票房預測也只有7億。和很多第五代的導演一樣，張藝謀也終究不再是票房的絕對保障了。
《影》上映3天僅獲2.2億票房
往前倒退十年，這是無法想象的事情。新世紀的頭十年裡，張藝謀和馮小剛、陳凱歌三人幾乎包攬了所有內地票房冠軍，可自2012年起，隨著眾多新人導演的崛起，他們的票房表現卻都開始黯淡下去。直到2016年後張、馮才先後加入“10億導演”的行列，陳凱歌迄今為止也沒跨過10億的門檻——而比張藝謀小34歲的文牧野，首部長片《我不是藥神》，就賣了超過30億。
時代變了，幾人的老朋友、同為“第五代導演”旗幟性人物的張黎比很多人更早察覺到這一點：“10年前，我們就已經不是時代的主角了。”
熱血沸騰的年代
1982年11月，上海誕生了全國第一家專業藝術書店，據時任上海徐彙區新華書店副經理的錢永林回憶，書店開業當天，“四開間的門面裡面都是人，（大家）排隊進，好像參觀展覽會一樣”。那天天氣很冷，但錢永林穿的毛線衣卻溼透了，不僅如此，擁擠的人群還擠碎了八隻玻璃櫃臺。
那是一個拿本弗洛伊德去追女生，都會讓女生願意多說幾句話的年代。如今回首往事，張藝謀自己也很感慨，他用“熱血沸騰”來形容八十年代：“全民的求知慾（都很強），改革開放剛開始，想看世界，想了解世界，反過來了解自己。看影展、看美展和擠地鐵一樣，前胸貼著後背，全民在談文化。哪像今天，都在談票房。”
正是在藝術書店誕生的那一年，北京電影學院1978級的153名學生結束了在校的學習，這些高考恢復後，第一批進入到高校學習電影知識的年輕人們，開始陸續走入工作崗位。而在當時，或許不會有多少人意識到，一個時代正在他們手中拉開序幕。
張藝謀和他的同學們
出身不好的張藝謀，是同屆同學裡“最倒黴”的人之一。畢業後，來自影視世家的田壯壯等人先後被分配到了北影廠等大廠，但他卻被“發配”到偏遠的廣西廠。出發去廣西前，和他一起的何群還抱怨到：“沒上大學還住在北京，上完大學倒充軍十萬八千里之外，一不小心就到了越南。”
但就是在這個老少邊山窮地區，33歲的張藝謀獲得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機會。1983年5月，西影廠破格批准以張軍釗、張藝謀、肖風、何群這四個應屆畢業生為主體，成立全國第一個“青年攝製組”，拍攝《一個和八個》，張藝謀擔任攝影。大學剛一畢業就獨立拍片，這在中國影史上還是頭一次。
儘管這部飽含意識流氣質的《一個和八個》，在審查時被扣上了“精神汙染”的帽子，遭到了許多老導演的批判，但影片最終還是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並得到了社會上的廣泛認可。著名電影學者戴錦華將其稱之為“公認的第五代開山之作”，而張黎在若干年後，依然興奮地稱讚這部電影“開創了一個時代”。
《一個和八個》在鏡頭運用上的創新與突破，令張藝謀在業內大放異彩。一年後，廣西廠老廠長韋必達又高薪挖來了陳凱歌，讓他和張藝謀搭夥拍攝《黃土地》，這部影片則讓張藝謀徹底名聲大噪，為他贏得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攝影獎等海內外大獎。
正在拍攝《黃土地》的陳凱歌和張藝謀
不過，也正是在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陳凱歌看到了張藝謀的“野心”：絕對不甘於只是當一名攝影師。拍攝間隙，他曾在黃土高原上對張藝謀說：“藝謀，在咱們82屆153個同學中，有一點數你最強烈——心比天高。”
陳凱歌不是唯一察覺到張藝謀野心的人。拍攝《黃土地》期間，陳張曾到陝西取景，結果遇到一些經費上的問題，無奈之下只好求助於時任西安電影廠廠長吳天明。吳天明二話沒說，給了他們2000塊，還順帶著解決了其吃住、用車等一大堆拍攝中遇到的問題。
這位時年44歲的年輕廠長，彼時正在西影廠內進行一場大膽地改革：年輕化幹部隊伍、提拔年輕的創作人、和中影集團簽訂票房分成協議並自負盈虧……《黃土地》完成後不久，張藝謀和陳凱歌就被吳天明借調到了西影廠，在那裡，張藝謀被吳天明破格提拔為了導演。在吳天明的支持下，張藝謀於1988年開始拍攝一部原名叫《九九青殺口》的電影，吳天明甚至還塞給他三萬元，讓他去種電影裡所需要的高粱地。這部電影拍得很苦，頂著巨大成本壓力的張藝謀，在拍攝完最後一個鏡頭後，把自己的拍戲時穿破的一雙鞋埋在了當地的黃土裡，併發誓，如果這部電影沒成，他從此就再也不走電影這條路了。
張藝謀成了。
或許就連看好張藝謀的吳天明也沒曾想過，當初花三萬塊種下的那片高粱地，最後居然長成了《紅高粱》，而一位名享世界的中國電影大師，也就此誕生了。這部影片對紅色色調的大量運用，不僅形成了強大的視覺衝擊力，同時也將壓抑環境下，小人物內心的內心的慾望和抗爭凸顯了出來——而這些元素，也奠定了張藝謀最為人所熟知的影像與敘事風格。
《紅高粱》劇照
1988年，《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斬獲了最佳影片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人首次在歐洲大三電影節上獲得最高獎。獲獎的那天，張藝謀激動得一晚上沒睡著覺：“這個‘紅繡球’並不只打在我頭上，我當時感到整個中國都在揚眉吐氣地往起站！”
最終，《紅高粱》一共拿下了11個海內外大獎，自那之後張藝謀進入到了拿獎拿到手軟的時代，此後十多年間裡，他接連憑藉《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著》《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等影片，屢屢斬獲各種國際A類電影節大獎。
除了國際上的認可，張藝謀作品在國內的反響也一度十分熱烈。《紅高粱》作為首部嘗試和中影進行分賬的影片，在電影票價只有幾毛錢的年代，給西影廠帶去了400萬收入；故事原作者莫言還曾回憶到：“1988年春天過後，我走在路上，深夜裡也能聽到許多人大聲唱《紅高粱》裡的歌曲。”
不過，張藝謀的成功，也讓一些老派的創作者們感到十分憤怒，時常有人寫信給中央，抨擊這些影片是“毒草”、張藝謀等人在國際上醜化中國。這些攻擊雖然在當時得到了部分人響應，但也激起了諸多文藝界人士和觀眾的不滿，包括時任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陳昊蘇、作家白樺在內，不少人開始寫文反擊，力挺《紅高粱》。
“最可愛的，是老百姓關心的也是藝術”——這是張藝謀對於那樣一個年代，另一大真切的感受。面對這樣的觀影熱情和文藝創作思潮，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在當時的一篇文章中，同樣給出了極高的評價：“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時代。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人的吶喊遍及各個領域各個方面。”
“中國電影正被票房綁架”
張藝謀在創作上的順風順水，在1994年戛然而止。
1994年，《活著》拍攝完成。這部影片在當年為其斬獲了第4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第48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獎在內的多項國際大獎，而今在豆瓣上也擁有9.1分的高分，是迄今為止，許多海內外觀眾心中，張藝謀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
《活著》的美國、日本、韓國海報
但就是在這創作的巔峰期，張藝謀卻遭受了當頭一棒：因為審查，當年《活著》並沒能在國內順利上映，成為了張藝謀職業生涯中唯一一部禁片，他本人還遭到兩年內禁止與海外投資方合作的懲罰。自那之後，張藝謀在自我表達上開始學會了“收斂”，他坦言：“其實當年我已經知道，要撞牆了。其實可能恰恰從那時候開始，我們這個時代變了，我們漸漸步入了另外的十年。”
“時代變了”。但如果從歷史的高點回望，這一年對張藝謀命運影響最大的，或者說再次推動時代變革的，或許不是《活著》的被禁，而是一部好萊塢大片。
1994年，海外大片引進政策實行，好萊塢分賬大片《亡命天涯》進入中國。過去只能接觸到國產文藝片、劇情片的觀眾，觀影熱情一下被點燃了，當時有媒體報道稱，不少地區原本十分冷清的電影院，門口居然排起了購票長隊。
雖然仍有保守派對於進口大片的進入提出反對和批評，但《亡命天涯》還是在爭議聲中賣到了2500萬，排名當年第一；到了1995年，《真實的謊言》《虎膽龍威3》等大片陸續上映，當年進口片票房佔全年總票房的比重達到了80%；而1996年，年度票房前十的電影裡，只有《孔繁森》一部內地電影，國產影片幾乎沒了生存空間。
面對大環境的變化，和張藝謀同為第五代導演的馮小剛，率先做出了改變。在《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三部作品接連因審查被斃掉之後，馮小剛收起了自我表達欲，做起了商業片。1997年，喜劇片《甲方乙方》大賣了3600萬，成為年度黑馬的同時，也打響了“馮氏喜劇”的招牌。
1998年-2001年間，馮小剛共有4部電影上映，其中三部拿下年度國產片冠軍，總票房累計超過1.5億。但同一時間內，張藝謀卻遭遇了票房上的低谷期，2000年上映的《幸福時光》，只賣了500萬，為此新浪網和《北京晚報》還特地搞了項網絡調查：張藝謀是否已經江郎才盡？南方系的一位記者甚至寫到：“你以為現在還是八十年代，什麼破技術，什麼破思想都能糊弄觀眾？”
張藝謀江郎才盡了嗎？《幸福時光》後，已經50歲的張藝謀，通過安樂的老闆江志強和海外投資商搭上了線，斥資3000萬美元（在當年約2.5億元）拍攝了《英雄》，開始了他的轉變。
這部影片在當時引發了很大的爭議，有人認為張藝謀在“美化秦始皇”，尤其是影片結尾對於秦始皇和長城的介紹。後來張藝謀解釋，是主演李連杰提出，外國觀眾可能對長城的作用有誤解，需要有所介紹，他便採納了這一建議。此外，影片原本拍攝了另一個結尾，但因國外投資方覺得太複雜、觀眾看不懂，而被剪掉了。儘管很無奈，可張藝謀心裡很清楚：“我們在社會和政治的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已經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協和調整自己。”
事實也證明，“妥協和調整”是有好處的。《英雄》上映後，在全年總票房只有9億元的2002年，拉動了1100萬觀眾進入電影院觀看，總共斬獲2.5億票房（全球票房1.77億美元），比《指環王：護戒使者》《哈利·波特與魔法石》《星戰前傳2》《蜘蛛俠》《碟中諜2》5部好萊塢大片當年在中國的票房總和還高。日後央視的一項調查顯示，《英雄》的觀眾中，有八成已經多年沒有進入過電影院。
群星匯聚的《英雄》
靠著一部《英雄》，張藝謀幾乎以一己之力，讓中國電影進入了商業大片時代。
那之後的十年裡，張藝謀和馮小剛，就好像是中國電影市場的AB兩面，前者拍著民族的、華麗的“大片”，後者打造著群眾的、市井的“小片”。但無論題材、內容如何，這二人都是絕對的票房保障。自2001年起，直到2011年，雙方一共9次成為內地影片（不包括港片）的票房榜冠軍，而其餘的兩個冠軍，一次歸屬了陳凱歌的《無極》，另一次則是《建國大業》。新世紀的前十年裡，第五代們仍舊是主角。
順應商業潮流，聽上去十分容易，但做起來並不輕鬆，這意味著這些原本具有批評精神或者獨特想法的創作者，必須放棄很多自我表達的慾望，做出妥協。
以賈樟柯、婁燁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中，就有相當一部分代表性創作者，由於過於重視自我的表達，故而長期受制於審查或者受眾接受度，使其一直與主流的電影商業體系無緣。直到今天，賈樟柯投資額度超過8000萬的《江湖兒女》，還被許多觀眾批評“形式大於內容”、“故事太過於簡單”或是“不知道電影想表達什麼”。
相比之下，很多第五代導演們之所以能夠取得票房上的成功，恰是因為他們更懂得妥協。
籌備《滿城盡帶黃金甲》時，製片人張偉平在劇本就要完工之際，要求張藝謀增加周杰倫飾演的二皇子以增加賣點，進而導致原本選定好的小皇子黃軒被迫換掉，整個故事架構也完全被打亂重改；拍《三槍拍案驚奇》時，張偉平又要求加入因春晚走紅的小瀋陽，為了給他搭戲，整個班底也幾乎換成了趙家班，結果一部“中國版《血迷宮》”被拍成了影迷口中的“春晚小品”；《金陵十三釵》裡，張藝謀則被迫補拍了倪妮和貝爾的床戲……
馮小剛亦是如此。2012年，他將醞釀了十餘年的《一九四二》搬上了大銀幕，可這部成本高達2億的作品只賣了3.7億。受此影響，當年華誼淨利潤僅有2.44億元，同比增長20.47%，是公司上市四年來增幅最小的一年。馮小剛心裡頭過意不去，便拍了豆瓣評分5.6的《私人訂製》。這部影片在2013年大賣7.1億，排名當年第四，馮小剛坦言，就是“為了拍一部能讓華誼賺到錢的電影”。
《一九四二》失敗後，馮小剛經常找張國立喝酒，好幾次喝著喝著就會哭起來。張國立當時的一句感慨，或許能道出當時許多導演所面臨的窘境：“（《一九四二》）如果十九年前拍或者十九年後拍都沒有問題，但現在這個時代要笑聲，不要磨難，大家對這個東西不太感興趣。”
但第五代導演們的轉型，雖然獲得了市場的認可，卻也遭受到了不少業內人士的排斥，其中就包括被譽為“第五代教父”的吳天明。吳天明去世前，張藝謀曾和他有過一次談話：“我們見面的時候，談了很多。但他就不談我最近十幾年的作品，我知道，他那個人很耿直的，他一直是看不上（我後來的作品）。”
年輕時的張藝謀與吳天明
後來，在吳天明導演的追悼會上，導演鄭洞天曾說到：“他（吳天明）一直希望看到藝謀和凱歌再次拿出《活著》《霸王別姬》這樣的作品，可惜他沒看到。”
“中國電影正是被票房綁架的年代，包括我自己。我們拍了不少各種各樣的片子，我們要試水，要兩條腿走路，除了有情懷，也需要有質量的商業電影去佔領這個陣地。”張藝謀自己也承認，自2002年開始拍《英雄》以來，他就一直在被票房所牽扯著，而這種牽扯又是他必須去面對的。
故而在大時代前，縱使是被人們稱作“國師”的他，也顯得有些渺小：“比如說我就拍《活著》，其它啥也不拍，這個類型的我一直拍到今天，也就活不下去了。”
“做回你自己”
“這個時代要笑聲”。在《一九四二》慘敗的2012年——《英雄》大賣後的第十年，徐崢的導演處女作《人再囧途之泰囧》，一部喜劇電影，大賣了12.67億，帶領國產影片邁入了“十億時代”。與此同時，他還第一次將把年度票房冠軍從老一輩的導演手中奪了過來。
對於這樣一次“勝負”所代表的意義，敏銳的人已經有所察覺。不久之後，香港金像獎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老牌導演吳思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便大膽“宣佈”：“大導演的時代已經告一段落了，接下來是新人的天下。”
《人再囧途之泰囧》問鼎後的一年，張藝謀的師妹趙薇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她的“畢業作品”《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賣了7.19億，成為北電歷史上名氣最大的畢業作品的同時，也助她險勝馮小剛（《私人訂製》7.18億），榮升2013年內地單片票房最高的導演。
2014年的國產片冠軍，歸屬於甯浩的《心花路放》（11.69億），從《瘋狂的石頭》裡走出的鐵三角——甯浩、徐崢、黃渤，自此開始成為票房的保障：一年後，徐崢的《港囧》賣了16.2億；多醞釀了幾年的黃渤，也憑藉處女作《一出好戲》成為“10億+導演”；值得一提的是，《我不是藥神》也是由甯浩的公司所主導的一部影片。
《港囧》大賣的2015年，是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這年內地影片的票房冠軍，是青年導演烏爾善的《尋龍訣》（16.79億）；開心麻花的《夏洛特煩惱》意外走紅，票房高達14億，自此之後整個開心麻花團隊就一發不可收拾；陳思誠的《唐人街探案》雖然“只買到”8億元，但這個IP還是被打響了，三年後的《唐人街探案2》直接衝到了33.7億。
但票房市場的熱鬧，卻與張藝謀無關。2012年-2017年間，他僅《歸來》和《長城》兩部影片上映，前者更重立意和內容，可不為市場所認可，只賣了2.92億，排名年度36名；後者雖然在國內就買到了11.73億，但惡評如潮，豆瓣評分只有4.9——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後中國電影票房的上限就已被抬高至56億，20億+的作品更是有一大批，11.73億的成績在《長城》的高投入面前，並不算一個耀眼的成績。
而截止到今天，單片票房排名前十的內地導演，全部是70後和80後，不見張藝謀、馮小剛、陳凱歌的身影。彷彿一瞬之間，中國電影行業的格局就完成了洗牌，第五代們已不再是時代的主角。
單片票房排名前十的內地導演
就像十年前觀眾選擇了《英雄》，在吳思遠看來，這樣的換代同樣是觀眾選擇的結果。“現在的觀眾主要是80後、90後，甚至是00後，他們的喜好有時候不是那些大牌導演能夠揣摩得透的。十幾二十來年，中國電影界來來去去就這些人，觀眾早看煩了，他們迫切需要新面孔、新故事的出現。”
第五代們或許也逐漸意識到了這點，明白自己已經不再可能是時代的中心，於是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放下對於票房的執念，開始迴歸自我。
《私人訂製》之後，馮小剛拍了《我不是潘金蓮》，這部影片也只賣了4.7億，但馮小剛卻顯得比過往輕鬆：“現在票房前十名，二十名，都不是我，所以我覺得我倒反而一身輕鬆。”相傳為了堅持使用圓形畫幅，他還曾和王中磊帶去探班的投資人吵過架：“我就這麼拍，你們不喜歡看別看，沒人投資我投，我自己看。”
輕裝上陣的馮小剛，轉過頭又拍了《芳華》，了了多年的心願。“如果我三十歲我可以妥協，退而求其次，因為來日方長；但我已經快六十歲了，借社會新聞裡經常使用的一句形容‘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我就不願意妥協了，因為時間無多。”反倒是這樣一部《芳華》最終賣了14億，沒人再說小鋼炮只能拍喜劇了。
比馮小剛年長八歲的張藝謀，則是在《長城》失利後，才算真正意識到“順心而為”的意義。在好萊塢，他見識到了全世界最頂尖的電影工業，但也因此而被徹底束住了手腳，從劇本到剪輯，都沒法按照他的想法隨意更改。為此他還一度自嘲，稱覺得自己像個工具，而不是創作者。
從好萊塢歸來，張藝謀說心裡頭只有一個想法：“做回你自己”。
“做回自己”，面對這個命題，張藝謀交出的答卷是《影》。儘管影片一改往常高色彩飽和度的特點，全片滿是水墨風，但熟悉他的人，還是從中看到了曾經的那個張藝謀：強烈的視覺衝擊、出神入化的配樂運用、小人物在命運前的悲愴……當然，還有片方自己打上的“藝術武俠片”這個標籤，時隔多年，張藝謀又一次迴歸到了藝術片。
但比起形式，更符合“做回自己”這一命題的，應該是男主境州本身。
這是一個從小就被剝奪了“身份”，被迫作為他人“影子”而活著的存在。張藝謀認為，這個人物本身，包涵了他最想表達的東西：“我還是喜歡描寫一個平民的掙扎、求生過程。至於最後他是野心家還是拂袖而去，這不重要，有一條很重要，就是他要把命運交到自己手裡。替身境州身上那種生存的意志、那種隱忍，我也有一點點這個感覺。”
張藝謀告訴毒眸（ID：youhaoxifilm），他將自己的血肉、靈魂，都放進了境州這個人物裡。
把命運交回到自己手裡，這是“隱忍”了多年的張藝謀，在70歲到來前的選擇：“很多年來，我一直想拍水墨畫的電影，一直有這樣的衝動，這次終於完成了。”而他完成的，是一個在他心頭縈繞了幾十年的故事：“我記得印象中，就是三四十年以前看《影子武士》的時候（有拍替身這樣一個故事的想法）。”
從結果來看，這樣一次衝動可能並不算“理智”，因為無論是水墨風本身，還是文藝片的敘事風格，在當下的市場環境下，都不會是一個觀眾和市場喜歡的類型。張藝謀也明白這點，所以在被問到對於票房預期時，他就坦言，現在影片的票房“一弄幾十億”，坦率來說拼不過，所以他只求不賠就行。
張藝謀一直想拍水墨畫的電影
“我要是在工廠，早就退休了。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能養家餬口，把愛好和工作合為一體很難的。我就是隻爭朝夕，抓緊時間幹。”
張藝謀在《影》上的這些變化，令張昭感觸頗深：“當年張藝謀第一次去威尼斯時，還在一個純粹地做電影的階段；後來中國產業化後，他也開始做商業電影；到如今拍《影》，可以說又重新做回去了，又回到那個純粹的階段了。”
不再是時代主角的張藝謀，終於做回了自己的主角。
“這算是一種輪迴吧”。張昭向毒眸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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