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美國的James P。 Allison以及日本的Tasuku Honjo，以表彰他們在腫瘤免疫療法中的卓越貢獻。
至此，包括Tasuku Honjo在內，已經有26名日本或日本裔學者獲得諾貝爾獎。其中，自2000年以來，日本已經有16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不含日裔美籍科學家）。 18年，16人。這個數字著實驚人。人們不禁要問，為何日本人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獲得如此多的諾貝爾獎呢？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重要論斷。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閉幕式上發表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用詩一般的語言宣告：“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時至今日，言猶在耳，然時光已逝近四十載。 中國的科學技術也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過，在諾獎的自然科學領域，只有屠呦呦一個人獲此殊榮。這不僅讓人想起了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近幾日，圍繞大隅良典獲獎的事兒，不少學界大咖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曾在日本九州大學短暫工作了近5年的時間，那已是1997年至2001年之間的事兒了。之後回國，在中科院工作至今。憑藉這份經歷，作為一名普通的科學工作者，也湊個熱鬧，發表點管窺之見。畢竟，我也是那些培養不出來的人才之一，深感責任重大。 憑心而論，我本人對Tasuku Honjo的獲獎並無特殊感覺。科學是一門實證主義哲學，需要的是自由開放的創想和勤勤懇懇的工作，播什麼種，開什麼花。我想結合自己的經歷，談談日本科研界的三個特點。
先定一個小目標 記得我剛剛到日本工作之初的幾個月，對於日本人的科學工作方式和目標非常不解。例如，我所工作大學裡的研究所，其中不乏國際知名學者。但他們給所帶博士研究生出的論文題目，卻沒有什麼宏偉的目標，而是實實在在的一個具體的“小問題”。更為奇怪的是，不止一個學生，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如此。當時，我在想，也許日本人真的很笨，大問題他們是做不來的。在日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也和一起工作的日方同事廝混熟了，於是就問他們為何給學生們如此定題目。 然而，出我所料的是，日本教授反而對我如此之問大感興趣。他們反過來問我，那麼你們是如何給學生定題目的呢？我就將我所知告訴了他們。他們聽後，大為驚訝！他們認為，出這麼大、這麼難的題目，學生們怎麼可能在短短三年內做出結果呢？他們的另一個疑惑是，中國人為何人人都想成就一番大事業，人人都想當大人物呢？在日本人看來，每個人只要儘自己所能，盯住一件事，持之以恆，一生做出一點點實實在在的事兒，就足夠了。 聽後，感覺他們說的也頗有道理。“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我們老祖宗雖然早留給了我們這樣的警句。但在這浮躁的現在，在一些領域，我們卻越來越好大喜功了。各種宏偉的規劃滿天飛，各種人才頭銜層出不窮。然而，人們似乎忘記了，大目標的實現是由無數小目標的實現為基礎的。在科學麵前，沒什麼大小問題之分，只有已解決和待解決問題之別。而一個科學問題的解決，往往又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探索。這一方面要求科學工作者能坐得住冷板凳，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和大眾的支持與信任，讓科學工作者有板凳可坐。現實的情況是，科學工作者不斷被要求提出新想法，一個計劃完成了，得到一些可喜結果後，如果希望接著做下去，就會被認為想法不新了，很難再獲得支持。
對待“錯誤”的態度 另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是我第一次參加實驗室內的小組會（seminar）。在組會上，每個人都要彙報近期的工作，將做過的實驗和計算結果拿出來，一起研討。其中，讓我驚訝的是他們對待所謂“錯誤”結果的態度。他們會非常認真地研討結果錯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錯。但他們不會對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評。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個道理人人皆知，日本人真正做到了。與此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往往壓制失敗，動不動就追責。那麼以後，誰還敢去嘗試新的東西呢？甚至，誰還敢說真話呢？
在科學和技術之間架設橋樑 接下來一個問題是，如何將科學研究成果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在這方面，我認為日本人也有其獨到之處。日本的會社，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公司，會僱傭很多擁有博士學位的員工。其中大部分進入公司所屬的研究所，研製新產品。但這些人不只是埋頭於實驗室中工作，他們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去參加各種學術會議，目的是瞭解本領域內重要的科學進展。如果他們一旦發現可用的學術思想，就會聯繫相關學者，請他們幫助研發新產品。問題的關鍵是，這些學者只負責貢獻學術思想，協助形成新產品技術路線，但並不參與全部的研發過程。一旦產品研發上市，學者會從產品最終獲得的利潤中得到相應的報酬。這種做法，迅速架起了科學和技術之間的橋樑，其核心是知識產權的保護和誠信的社會意識。 中國現在正鼓勵科學家從象牙塔中走出，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但可能帶來的問題是，科學家擅長的是研究科學問題，如何將科學成果轉化為產品是另外一門學問。如何在政策和社會意識層面搭接好科學和技術之間的橋樑，是我們需要重視和研究的問題。 就科學而言，其精髓就是實事求是，不能以人之好惡，左右科學的研究過程。對於科學活動的管理更需要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去研究科學活動的內在規律。 管窺之見，未免有失偏頗。如其中一點能有助於人們的思考，實為我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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