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西北問題」的前前後後


解決“西北問題”的前前後後

“西北問題”是指1935年西北根據地(包括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肅反”所遺留的歷史懸案。1983年,中央顧問委員會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主持解決“西北問題”。

解決“西北問題”的前前後後

一、“西北問題”的背景

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是中共在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創建的兩個“紅色蘇維埃”根據地。劉志丹、謝子長分別是兩個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是西北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當時的舊中國,西北陝甘一帶是最為貧窮落後的地區之一。土地貧瘠,天災不斷,盜賊蜂起,民不聊生。官僚、軍閥、土匪、豪紳以及幫會沉璨一氣,明爭暗鬥,橫行霸道,欺壓百姓。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根據當地社會特點,在發動群眾、解救群眾的同時,始終堅持在軍閥、民團、土匪、幫會武裝中開展工作,採用爭取改造、分化瓦解與打擊懲處並舉的方針,反抗黑暗勢力的統治,培育、創建革命力量。經過起伏再三的鬥爭和犧牲,最終拉起了黨領導的革命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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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階段,由劉志丹領導創建的根據地稱為“陝甘邊根據地”,由謝子長領導創建的根據地稱為“陝北根據地”。西北黨和軍隊創建成長的過程不但格外艱難曲折,而且有自身獨到的特點。

由於多是本地人在當地發起革命,憑藉各自的社會基礎和艱苦鬥爭創建了相對獨立的組織和武裝,領導人的領袖地位和個人威望在各自創建和領導的隊伍中格外突出。於是,圍繞劉志丹、謝子長兩人,在事實上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其間所發生的一系列糾紛和衝突,也多是發生在這兩個派系之間。

劉、謝二人都曾根據環境和任務的需要,以不同的面目、不同的策略開展工作。謝子長曾自辦武裝民團,自任團總,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手中的力量開展鬥爭。劉志丹也一次次打入地方軍閥部隊,曾官至團長、旅長,藉以掩護身份,展開兵運鬥爭。他們拉起的隊伍,成分也比較複雜。既有揭竿而起的貧苦農民,也有倒戈起義的舊軍隊官兵;有改造整編的幫會或民團,還有幡然投身革命的流寇武裝。當時黨內和部隊內部對一些鬥爭策略始終存在著不同看法,相關各方彼此也有較深的成見。各支隊伍之間一直存在著相互猜忌和排斥情緒,甚至發生過武裝火併,流過血,死過人。所以,出身西北的黨政軍幹部戰士之間的矛盾和積怨,由來已久。因為局勢和鬥爭發展的需要,西北黨和軍隊的組織機構和編成又經常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更進一步構成了錯綜複雜的各種關係。

發生在1935年的“肅反”,固然與全黨當時的政治路線有關,但西北革命力量原有的內在矛盾,也是促成浩劫重要的內因。這次“肅反”,進一步激化了舊有矛盾,新舊怨憤全面爆發,一度把西北革命事業推向崩潰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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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35年秋的“肅反”運動

儘管西北黨和軍隊建設成長一波三折,但在劉志丹、謝子長的堅強領導下,陝甘邊和陝北的革命力量在對敵鬥爭中,終歸以大局為重,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粉碎敵人一次次圍剿,取得一次又一次勝利。在劉、謝的積極推動下,於1935年2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謝子長任工委負責人兼軍委會主席,兩片根據地實現了黨政軍的統一領導。

1934年8月,謝子長在戰鬥中負傷。西北工委剛剛建立,謝子長就因傷勢惡化犧牲。劉志丹繼任西北軍委會主席,5月兼前敵總指揮,成為西北黨和軍隊的首要領導人。至1935年8月,陝甘邊、陝北兩片根據地終於連成一片,並日漸鞏固起來。

然而,正當西北革命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候,與當時其他根據地一樣,也經歷了一場自上而下、自相殘殺的內部“肅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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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期間,正值全黨“左傾”政治路線氾濫成災,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共北方代表無端指責西北根據地的土改政策是“富農路線”,軍事方針“右傾”,搞“槍桿子萬能”,部隊是“土匪色彩”。謝子長的戰友、陝北出身的郭洪濤,時任陝北特委組織部部長,他對劉志丹所堅持的方針政策早有看法。他寫信給中共北方代表,附和以上指責,舉報劉志丹及其領導下創建的紅二十六軍所謂問題。他的立場和做法,頓時得到北方代表的支持,對日後“肅反”的矛頭所向具有重要影響。

1935年7月,北方代表指派朱理治、聶洪鈞作為其代表抵達陝北,全面領導西北地區的黨政軍事務。在朱、聶的策劃運作下,首先實行黨政軍領導機構改組,很快撤銷了西北工委和陝甘邊特委,成立中共陝甘省委,朱任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聶任軍委主席。與此同時,來自鄂豫皖的紅二十五軍和陝北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由原二十五軍軍長徐海東任軍團長,程了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這些安排的用意之一,是旨在削弱劉志丹的領導地位和影響,為“肅反”做組織上的準備。

9月,“肅反”全面鋪開。朱、聶、郭和西北根據地保衛局局長戴季英等組成“肅反”領導小組,成為整個運動的策劃者和組織者。“肅反”的矛頭首先指向劉志丹和陝甘邊出身的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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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一開始,就大肆採取無端懷疑、刑訊逼供、株連定罪等手段。不到兩個月,已有二百餘人被殺,被逮捕、關押的人不計其數,其中絕大部分是自己的同志和進步人士。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主要處決手段竟是刀砍和活埋!隨著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等領導人陸續被捕關押,原紅二十六軍和陝甘邊的主要骨幹基本被一網打盡。其中包括劉志丹的胞弟劉景範等。人人自危、濫捕濫殺的氣氛籠罩著整個根據地。互相懷疑、互相戒備、互相敵視的氣氛迅速蔓延,宗派主義情緒愈演愈烈。

正在此時,情況悄然發生了變化。首先,諸多案子純屬捕風捉影,查無實據,使運動領導人的心中疑竇叢生,情緒動搖。郭洪濤後來回憶說,抓了張秀山後,他就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和作為。他對旁邊的人說:“殺了我的頭,我也不相信他們(指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等)是反革命!”而且,有跡象表明,紅軍內部隨時有爆發武裝衝突的危險,西北根據地的命運危在旦夕。這更使運動領導人心存顧忌,感到恐慌。

更為重要的是,大家已經獲悉,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即將結束長征,抵達陝北,為混亂、迷茫的局面帶來了希望。在這種情況下,運動開始收斂起來。

10月底,郭洪濤、程子華代表西北黨組織前往甘泉,迎接中央紅軍,向中央彙報了西北的情況。當聽到“肅反”的情況時,毛澤東、張聞天等大為震驚,急令西北領導人“刀下留人”。

緊急磋商後,中央成立五人委員會,全權解決西北“肅反”問題。五人委員會中,中央代表是董必武、李維漢、王首道,中革軍委代表張雲逸,西北代表是郭洪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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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的敦促下,在五人委員會的果斷干預下,運動很快收場,劉志丹等人被解救出來。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決定,停止“肅反”,釋放所有被關押人員。但在中央決定中,仍然認定“紅二十六軍有些負責同志犯了右傾取消主義以及對反革命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的錯誤”,“進行嚴厲的肅反是必要的”。之後,對原紅二十六軍和陝甘邊出身的幹部在政治上和任用上,仍然遺留著歧視,許多被枉殺的人也沒有及時做出結論。於是,在“肅反”中受到冤枉迫害的人和主持“肅反”的朱、聶、郭等人之間,從此結下更深的宿怨。

劉志丹被解救後,先擔任西北軍委會後方留守處副主任,後任紅二十八軍軍長,率部東征。1936年4月,劉志丹在戰鬥中犧牲。在為他撰寫悼詞時,查閱檔案的同志看到,他的檔案封面上赫然標註著一行大字:“此人犯有嚴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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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北問題”結論的反覆

1935年底,中央雖然制止了西北“肅反”,但由於當時局勢的嚴峻,特別是對於統治全黨數年之久的“左傾”路線還缺乏完整、清晰的認識,所以對運動沒有及時做出客觀、公正的結論。

1942年,中共中央在清算全黨“左傾”路線的基礎上,召開了西北局高幹會議,對1935年西北的“肅反”運動進行重新審理,從“路線鬥爭”的層面對“肅反”進行反省和清算。會議為劉志丹等人正式徹底平反,撤銷一切不實之詞。同時,對朱理治、郭洪濤等“肅反”主要負責人予以組織處分。12月,中共中央頒佈《中央關於1935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和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決定》指出:“劉志丹等同志所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而朱理治、郭洪濤所執行的路線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至此,西北“肅反”的性質和責任等重大原則問題終於有了一個完整的正式結論。但是,在《決定》中,又指責郭洪濤等人是“有意陷害同志”。所以,被處理的朱理治、郭洪濤等人覺得委屈,對這次結論並不完全接受。

在之後的革命歲月中,出身西北的廣大幹部各奔東西,在不同的戰線和崗位上,為革命的成功,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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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6年起,直到文革結束後,郭洪濤等人多次給中央寫信,為自己在1935年“肅反”中的作為和責任進行申辯,對1942年的中央《決定》提出申訴。

促使郭洪濤等人提出申訴的是1954年的“高饒事件”。高崗自殺,被定性為“反黨集團分子”。自1941年起,高崗就擔任中共西北局書記、中央審幹委員會委員,位高權重。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議和中央制定“肅反”問題的《決定》,高崗都是主要主持人。

根據郭洪濤的反覆申訴,主要還是高崗問題的定性,使中央有關部門的觀點出現反覆。中央監委於1959年、中組部於1978年先後發文,改變了1942年的口徑,認為郭洪濤等人只是犯有“肅反錯誤”,不再提“路線錯誤”;對郭洪濤認定自己“在內戰時期所執行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說法予以默認,並下結論稱郭“不是肅反的主持人”。這就使已有的結論更加模糊起來。1959年中央監委重作結論的還有朱理治。

1981年,郭洪濤連續公開發表文章,雖然承認當時的“肅反”是錯誤的,但談到自己時,迴避1942年的《決定》,只提1959年中央監委和1978年中組部先後修訂的結論,以證明自己不應承當“肅反”的領導責任和“路線錯誤”。

這些情況,尤其是郭洪濤的文章,招致許多健在的當事人的強烈不滿,雙方爆發了爭論。

針對爭議,當年的中央代表李維漢在一次談話中,鄭重重申他的意見:“一,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議的路線是正確的;二,高崗在邊區黨委和西北局的工作中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三,土地革命時期陝北有兩個革命領袖—劉志丹,謝子長。”

但是,他的話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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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顧委主持解決懸案

從1981年開始的爭論日漸激烈,一些老同志不僅僅對郭洪濤的態度和“肅反”結論的反覆表示不滿,又把二三十年代的舊事翻騰出來,越翻騰越生氣,開始影響到廣大西北出身的幹部之間的關係,並引申出如何評價西北革命歷史的問題。這種情況引起中央的注意。

1982年,黨的十二大成立了中顧委。由於健在的當事人大多是中顧委委員,中央就把解決這起歷史懸案的任務交給中顧委。1983年4月,中央指定由中顧委副主任李維漢、常委王首道、委員馮文彬、秘書長榮高棠和中組部秘書長何載組成五人小組,具體負責這項工作。李維漢、王首道都是當年中央五人小組成員,是歷史的見證人。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宋任窮出席了五人小組的第一次工作會議。會議決定,由原來陝北、陝甘邊各推舉四位代表,和五人小組一起,以座談會為主要方式,澄清歷史,交換意見,共同商定解決辦法。解決問題的方針是:分清路線是非,不再追究個人責任,不再糾纏枝節問題,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最終結束爭論。

經協商,原陝甘邊方面的劉景範、張秀山、張策、張邦英,原陝北方面的郭洪濤、賀晉年、崔田民、李鐵輪等,分別作為雙方代表,參加座談會。除李鐵輪外,其他七人都是中顧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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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小組先行組織兩次座談會,分別請各方代表參加,一方一次,以求充分聽取雙方意見,摸清情況,核實史實。爾後,在事實基本清楚,雙方意見趨於一致的基礎上,召開第三次座談會,雙方代表共同參加,統一認識,做出結論。

經過近兩個月的工作,通過座談、查閱檔案、個別交談、分別做說服工作等方法,西北問題的史實和原則是非基本水落石出。雙方都願意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遵照五人小組提出的方針解決問題。

在認定事實、澄清是非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分析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議的結論和中央的《決定》,不可避免地要談到高崗的作用和責任。

王首道在一次座談會上說:“高崗在陝北和劉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是有功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前,一度把他們當右派都抓起來。是我們給他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崗是很感激的。是後來個人主義極端發展,走上了反黨、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李維漢和王首道的意見很明確,對高崗的歷史表現要作實事求是的歷史分析,對西北問題的結論同樣應該實事求是。

6月,五人小組起草題為《對於解決西北歷史爭論問題的分析和方針》的工作報告,呈報中央書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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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認為,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為中國革命立下重大歷史功績,應當載入史冊。根據地創始人和領導人劉志丹和謝子長,都是西北革命的領袖人物。這是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

1935年9月、10月間發生的錯誤“肅反”,使革命陷入嚴重危機。

在黨的幼年時代,在曲折的鬥爭過程中,犯有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各地發生的錯誤,只有性質和程度的不同,沒有有無之分。當時,“左傾”路線正在統治全黨,各地都難免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受到影響。1935年的西北“肅反”,是“左傾”路線的產物,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產物。對此,1942年中央的結論是正確的。

報告特別指出,劉志丹是一位一向胸懷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領袖。郭洪濤所提供的有關紅二十六軍和劉志丹的不切實際的報告,事實上成為整肅劉志丹的根據之一。他是受當時“左傾”路線所控制的北方代表的指派到陝北參加領導工作,實際是來推行“左傾”路線的。他對待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特委和紅二十六軍,採取的是“左傾”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因此,郭洪濤確實是“左傾”路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對於西北“肅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報告同時指出,郭洪濤曾說過:“殺了我的頭也不相信他們是反革命”,後來又表態說“不是有意陷害他們”,都是可信的。幾十年來,郭洪濤也接受了歷史教訓,勤勤懇懇地為黨做了許多工作。希望他能正確認識30年代的路線是非,從過去的錯誤中解放出來,丟掉包袱,輕裝前進。報告的這一認定,實際上糾正了1942年中央《決定》中關於郭洪濤個人動機的相關說法。 報告明確指出,對於歷史問題的爭論,要從全局上和根本上來看。事情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除了路線是非必須分清以外,對其他許多具體問題的分歧不要再糾纏不放。否則,既不利於團結前進,也有違劉志丹和謝子長同志生前的願望。

報告提議,有關同志應把一切有礙於黨的團結的爭論,特別是在黨外進行的爭論終止下來。至於殺錯的人,一律由中組部和民政部平反,不要再算細賬。對西北問題的認識,都應以這次座談會的一致認識為準。凡不符合這一精神的文件、文章,不能再擴散。凡是有關這一段歷史的黨史、軍史著作,都應交中央黨史研究室審定。

6月9日,中央書記處聽取李維漢的彙報,討論並原則同意五人小組的報告,並再次重申:過去文件中凡有與此報告相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一律作廢;在1935年錯誤“肅反”中被害的同志,尚未得到平反昭雪的,一律正式平反昭雪。

6月20日,五人小組和雙方代表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舉行全體會議,會議由王首道主持。與會各方代表對五人小組的報告和中央的決定一致表示贊成。郭洪濤當場作了自我批評,並向被傷害的同志當面道歉。他的態度得到大家的歡迎和諒解。最後,雙方代表遵照中央要求,簽署了同意報告的意見書。

解決“西北問題”的前前後後

1983年7月,中共中央以中委(1983) 28號文件向全黨轉發五人小組的報告和雙方代表簽署的意見書,文件發至全國黨政軍機關和社會、群眾團體黨組、黨委。歷時近半個世紀的一樁黨內鬥爭懸案,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最終得以端正和澄清,相關紛爭也平息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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