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抗擊下一場全球金融危機?

編者按:現在距離上一場金融危機已經過去10年。但是危機造成的影響尚未完全消除。現在土耳其、阿根廷等地方又開始有經濟惡化的跡象出現。我們已經真的吸取了教訓了嗎?下一場危機還會發生嗎?如果發生我們做好準備了嗎?彭博新聞一篇文章對此進行了分析,結論不容樂觀。

如何抗击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雷曼兄弟倒下10年已經過去,麻煩又在醞釀當中,儘管這次美國並沒有陷入衰退。其實美國的增長實在是太過強勁,以至於美聯儲正試圖加息來預防通脹,這又吸引了世界其他地方投機的投資者來到美國——從而給新興市場造成了連帶傷害。阿根廷和土耳其現在的壓力最大,其次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俄羅斯、南非等。黑石的基金經理Pablo Goldberg說:“我們對新型市場產生了信任危機,情況有擴散之勢。”

不管麻煩的源頭來自何方,現在的問題是對於應對下一場金融危機,全球是否已經做好了比10年更好的準備,不管這會不會到來。大多數國家的銀行已經對衰退的到來未雨綢繆。但無論新的保障措施如何到位當危機不可避免地爆發時,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們很難為抗擊做好準備。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們的準備程度甚至還不如以前——其手腳已經被新的法律以及左右翼反對救助的聲音所束縛。

雖然並不認為會很快到來,但達里奧(Ray Dalio)對全球抗擊下一場大危機的準備情況感到擔憂。身為橋水基金創始人兼聯合首席投資官的達里奧說:“這裡存在著一個週期。他們現在是制訂減少金融危機產生機率的監管政策,但此舉同時又極大地限制了應對危機的靈活性。”

跟美國的次貸不同的是,這次新興市場經濟體成為了主要的擔憂。國際金融協會稱,2017年底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外債(如美元或歐元形式)已經超過8萬億美元,比10年前的5萬億美元增加了不少。2005年預言了上一場危機的印度儲備銀行前主席Raghuram Rajan說,又一場災難的“傳統成分已經就位了。要我打賭的話,是的,我們將目睹事故的發生。” Rajan現在是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經濟學家,他說:“這次又會有多糟呢?沒人知道。”

哈佛經濟學家Carmen Reinhart警告說,土耳其的麻煩可能會外溢到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因為這些國家的銀行借了很多錢給土耳其公司。2009年Reinhart曾與人合著了反映債務危機的權威著作《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她補充說:“我一點也不相信對於意大利或者希臘來說,2008-09的危機已經過去了。”

這次又會有多糟呢?沒人知道。

金融危機之所以總令我們感到吃驚,原因之一在於大家並不像經濟學入門課程說的那樣總是充滿理性。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Andrei Shleifer以及米蘭博科尼大學金融學教授Nicola Gennaioli在新書《A Crisis of Beliefs: Investor Psychology and Financial Fragility(信仰危機)》中寫道,無論情況是好是壞,投資者往往都會添油加醋。他們說監管者應該調查一下投資者,看看他們是不是有過於樂觀的跡象。他們屬於呼籲監管者在市場出現泡沫時要加強監管的陣營。前美聯儲主席耶倫在一篇書評中稱他們的辦法是“預防未來金融危機的新的強大工具。”

過去10年立法者和監管者有一件事情是做對了,那就是堅持銀行必須有更大的安全緩衝,相對於10年前資產必須要比負債多出很多。如果銀行因為不良貸款而虧錢,所造成的損失必須更有可能由股東承受而不是讓納稅人去承擔風險。銀行的流動性也必須加強,也就是說必須能夠馬上籌集更多資金。

但是做了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就夠了呢?據明尼阿波里斯聯邦儲備銀行的計算,下個世紀之內發生另一場重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仍有2/3,比新舉措之前的84%的可能性有所下降。明尼阿波里斯聯邦儲備銀行估計,如果採取它的提議,即對銀行設立更大的股本緩衝,以及對“影子銀行”板塊機構(如對沖基金、金融市場基金等提供類似銀行職能的機構)的借貸徵稅等,可以將這一風險降低至9個百分點,這個效果比通過降低長期大規模失業和減產的機率的自救手段還要好。

上一場危機中很多的國外銀行因為美元形式的借貸太多而陷入麻煩。美聯儲直接放款給他們供應美元換取其本國央行的貨幣。不過那些銀行似乎已經忘記了這種瀕死體驗。在今年6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篇博客中,該組織的專家警告稱非美國的銀行正在又一次地依賴美元資金來源,而這種來源“在出現金融市場壓力的情況下會迅速乾涸。”

我們齊心協力花錢救助罪人和聖徒的能力已經下降

過去10年有一件事情大家沒有忘記,那就是救助那1%的人。拯救金融公司永遠不會受到歡迎,但政府的做法猶如火上澆油,在懲罰壞傢伙這項基本工作上政府做得很不令人滿意,而另一方面普通人卻失去了自己房子。在那場危機中沒有一位美國的金融高管鋃鐺入獄。銀行是受到了鉅額罰款,但那些錢是股東繳的,不是做了壞事的那些個人。一些高管甚至在泡沫破滅後還拿到了分紅。然後政府又捨不得施加財政刺激,而這本來可以縮短衰退期的。斯坦福商學院金融與經濟學教授Anat Admati說:“公眾的憤怒被任由惡化,然後再被轉移。他們並沒有聚焦在對的事情上。”

華爾街綁架了緬因街的普遍感受產生了持續的後果。普通的納稅人決定再也不跟這幫騙子玩下去了。儘管這種情緒可以理解,但是卻是一種危險的態度,鑑於幾乎可以肯定有朝一日某個地方需要救助以免大家陷入到更加的危機之中。畢竟,消防部門還得滅火,哪怕是有人在床上吸菸引起的。地產經紀公司Redfin Corp的CEO Glenn Kelman說:“我們齊心協力花錢救助罪人和聖徒的能力已經下降。”

因為得到了國會兩黨的一致支持,2010年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剝奪了美聯儲對危機做出響應的部分自由。剩下的自由被侷限在第13(3)條這條關鍵條款上,即允許該央行“在異常及緊迫的情況下”向範圍很廣的一群非銀借貸者放貸。正是因為有了第13(3)條,美聯儲才在雷曼兄弟申請破產1天之後提供了高達850億美元的信貸用於救助AIG。多德-弗蘭克對信貸對象的資格進行嚴格限定,意味著如果今天另一家AIG即將倒閉的話,美聯儲並不能單獨對其予以救助,而是要等到那一類金融公司都陷入麻煩之後才能獲得救助的資格。

民粹分子對救助的抵制已經剝奪了監管者另外兩項關鍵的救助工具。根據多德-弗蘭克法案,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現在被禁止在緊急情況下予以銀行未買保險的存款人以及其他債務人提供全額保障——哪怕這是2008年阻止銀行擠兌的關鍵要素。而按照2008年的《緊急經濟穩定法案》,美國財政部再也無法像2008年那樣動用匯率穩定基金來為美國的貨幣市場互助基金提供擔保。

這可讓監管者喪失了許多彈藥。多德-弗蘭克法案的確為FDI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設立了一道程序來關閉銀行控股公司等正在失敗的複雜金融機構,其本意是讓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公司倒閉。但是當大量銀行一起出問題的時候(就像2008年一樣),這種所謂的有序清償制度能否見效令人懷疑。

危機期間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後來擔任奧巴馬政府財政部長的Tim Geithner(蓋特納)在9.11出席一場布魯金斯學會的會議時說,尤其是13(3)條賦予美聯儲的權力,這一條“非常酷非常重要。”他說在這一新的法律下,“事情必須走到了不歸路之後方能採取行動。”

出席那場會議的還有危機期間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以及擔任喬治布什政府財政部長的保爾森。保爾森在一次接受採訪中談到自己跟蓋特納有同樣的擔憂,擔心監管者在下一場危機中會被束縛住手腳。他說:“很多事情最終要取決於誰坐在位置上以及引起的政治熱度有多高。”

走出這一困境的唯一辦法是有效監管以免再度陷入相同的情況。

為資深決策者和學者提供諮詢的30人小組在9月6號發表了一份報告,認為國際上為應對危機所做的準備甚至還要不足。2008年德國財長佩爾·施泰因布呂克一口咬定這場危機是“美國人的問題”,他顯然沒有意識到德國的銀行也岌岌可危。銀行比重很大的效果陷入了泥潭。愛爾蘭因為突然為自家銀行的一切債務提供擔保而讓政府財政健康陷入危險。相比之下,冰島受到的打擊太過巨大,以至於英國和荷蘭的保險基金一開始必須承擔那些國家公民因為存錢到有問題冰島銀行而造成的損失。

尚不清楚不同國家之間互如何分擔對比方說一家在倫敦和紐約均有運營的歐洲銀行或者亞洲銀行的救助行動。很容易想象這將是一場混戰,會發生多個國家監管者爭奪同一資產的局面。Bloomberg Intelligence的政策分析師Benjamin Elliott說:“我們陷入到下一場危機時很可能會沒有解決框架。”

對拯救計劃缺乏共識令人擔憂之處在於,當金融危機發生時我們並沒有相互指責或者拒絕援助不值得救助對象的時間。橋水基金在2007年8月就過熱市場對客戶發出警告時很有預見地提出:“在那樣的時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要重要的是,予以輸血以保持系統當中影響全局的關鍵部分的存活性。這才是大事。”橋水基金的CEO達里奧在新書《A Template for Understanding Big Debt Crises》中提到了這一點。

2008年最可怕的一天並不是雷曼兄弟的倒下。最可怕的那天是2周後,那天美國眾議院投票否決了一項7000億美元的一攬子救助方案。儘管喬治·布什警告稱如果不通過的話“我們的國家將會經歷很長很痛苦的衰退。”他所在的黨大多數成員都拋棄了他。喬治亞共和黨眾議員Paul Broun說:“這就像一顆棉花糖插在了一堆牛糞上,我才不會為了吃那顆糖而嚥下這一團牛糞。”投票當天標普500指數幾乎下挫了9%,這是在那場危機中它的最糟糕表現。

因為對市場的反應感到震驚,國會最終還是通過了該舉措的一個版本。鑑於這個國家當前的積怨和分裂程度,今天要想讓一個救助方案獲得國會通過恐怕還要更難。類似地,鑑於特朗普對美國傳統盟友開火造成的破壞,對救助的國際協作也會更難實現。再加上現在利率已經很低了,央行降息來刺激增長的空間也更少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作者Adam Tooze說:“走出這一困境的唯一辦法是有效監管以免永遠不再陷入相同的情況。不幸的是,在這位總統的治下,一切都正好朝相反的方向發展。”

要密切注意安卡拉、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地方的動向。因為當下一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它將很難阻止。

原文鏈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9-13/how-to-fight-the-next-financial-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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