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是一部大佬們的創業發家史, 提供了有關人才問題的理性思考。作為首腦人物的曹操、劉備、孫權在人才大戰中的觀念、政策及個人魅力之得失, 呈現為一系列規律性涵義。由此，我們陸續推出《三國演義》深度解讀——“三國”CEO智慧的深層較量，此篇為最後一部分！

——前言

良禽相木而,賢臣擇主而事，用人者的風神氣度直接作用於人才走勢!觀念的較量,政策的較量,說到底還是用人者個人魅力公開透明的競賽。

魅力,是一種綜合效應。一個人的魅力,是其自然屬性、社會屬性相互推動下生髮的、獨具特色的、相對恆定的、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成功人物的個人魅力,往往透過表裡貫通的獨特風神和兼容幷包的恢弘氣度展現出來。比如,曹操的魅力得益於他的雄才大略,劉備的魅力得益於他的寬仁厚德,孫權的魅力得益於他的坦誠磊落;而三位神采各異的風流人物卻共同擁有一種海納百川的博大胸襟氣度。於是,自然而然,他們成了大動盪年代吸引各方人才的大贏家。

1.劉備

寬仁厚德,是一種永遠的魅力。這是劉備留給後人的經驗和財富。或出於先天秉賦,或出於後天教養,或出於秉賦、教養與人生經驗的合一,劉備自始至終高揚著一面旗幟:溫良恭儉讓。“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曹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耳。”這是劉備的著名宣言。

儘管這一宣言的內涵豐厚而複雜,儘管從宣言中可以嗅到濃濃的策略性、手段性、面具性味道,但它畢竟是很打動人的;再加上他在“三辭徐州”、“攜民渡江”、“不奪劉表”、“摔阿斗”等場面中那些不乏真誠的精彩表演,劉備的獨特魅力已顯而易見,並形成一種強大的輿論力量。以至於連他的政敵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寬以待人,柔能克剛,遠得人心,近得民望”的無敵英雄。趙雲投奔他,是看中他寬仁厚德,是“用人之人”。徐庶投奔他,是看中他“仁德及人”。龐統投奔他,也是看中他是“寬仁厚德之主”,“必不負平生所學”。張松投奔曹操受挫後,轉投劉備,同樣是看中他“仁義遠播”,“寬仁愛客”。

有論者說,劉備對人才的吸引,與標榜“大漢宗親”有關;作家、作品對他的“漢朝苗裔”與“皇叔”身份異乎尋常的在乎。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書中動輒挑明劉備的漢家血統,劉備自己亦動輒拋出“漢室末胄”、“漢朝苗裔”、“漢室宗親”這張王牌。凡此,均與作者、修訂者的正統觀念脫不了干係。

當袁紹讓手下人為劉備“取坐”並“命坐”的時候;當陶謙病重之際想將徐州託付給劉備的時候;當徐庶之母痛斥徐庶不該進曹營的時候;當諸葛亮力排眾議舌戰群儒的時候;當喬國老動員吳國太招劉備作女婿的時候;當劉備的謀士們朋友們為他招徠人才的時候;都不約而同,亮出劉備“乃漢室宗親”這張牌。

然而,這畢竟不是最打動人和最基本的因素。否則,就無法解釋,同是“漢室宗親”、而且“名稱八俊,威震九州”的劉表,還有資歷、實力遠在劉備之上的劉璋,何以後院起火,眾叛親離?何以被曹操斥之為“虛名無實”、“守戶之犬”?又何以眼睜睜丟掉了經營已久的偌大地盤?

要之,劉備的魅力主要不來自血統,而來自一種獨特的、恆久的、濃濃的親和力,一種畢生不曾放棄的、既是倫理追求又是倫理面具的寬仁厚德風神。

2.曹操

雄才大略,也是一種永遠的魅力。這是曹操留給後人的經驗和財富。如果把劉備的魅力簡稱為道德魅力,那麼,曹操的魅力則可以簡稱為才智的魅力。是一位氣壯山河、才具眾長的大創業者對人才的呼喚和吸引。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對曹操有一中肯評價:“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荀、郭嘉雖為曹操效力,但皆非阿諛之輩,他們在不同場合對曹操與袁紹的優劣,作出過十分精當的概括,著名的“十勝十敗”說,可為代表。曹操異乎尋常的才略以及由此激活的生機勃發的風采是有目共睹的。

曹操的這種魅力在不同階段上又有不同的亮點：

早期,即會盟討伐董卓時期,突出展現其勇武精神和組織能力;中期,即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時期,突出展現其進取精神和樂觀情緒;後期,即大宴銅雀臺、戰馬超、平漢中時期,突出展現其中庸精神與清醒頭腦。

前兩個時期的曹操,無疑洋溢著無可爭議的雄才大略風神(姑從略);後期的曹操,已歷練成一個恪守中庸精神的智者,這是其雄才大略在特殊階段上的延伸。

正如他在大宴銅雀臺時所坦言:他的人生價值追求是逐步升級的。“始舉孝廉”,只想避亂讀書,以待天下清平而後仕。被朝廷召“為典軍校尉”後,便萌發了“為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徵西將軍曹侯之墓”的念頭,即渴望青史留名。沒想到事情越做越大,戎馬關山,東征西討,一統了三分之二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然而,曹操畢竟不是王莽,他畢竟沒有篡漢。毛本於此處增補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半首:“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不倫不類。曹操還特意告訴對他“妄相忖度”,疑他“有異心”的人,他們的擔憂是多餘的。他從不曾產生過篡位改元的打算。不過,想讓他怯於流言,委捐兵重,乖乖地蟄居一隅,也是萬萬不可的:“誠恐一解兵權,為人所害”;而且“孤敗則國家傾危”;絕不扮演“慕虛名而處實禍”的笨伯。臨終前不久,他還告訴那些慫恿他“早正大位”受命稱帝的人,他絕不會利令智昏,把自己架到爐火上去烤,絕不會做出授人以柄,“必起兵端”的蠢事。

這正是中庸精神。是儒家政治、哲學思想主要支撐點之一。其核心是處事待人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論語·雍也》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集解》說:“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李大釗《民彝與政治》說:“判其曲直,辨其誠偽,校其是非,必可修一中庸之道”。這是中庸精神的本義。把中庸解讀為平庸、妥協、保守、不求進取,是後來的事。曹操後期,不畏人言,不憚風險,也不利令智昏,不篡漢改元,恰恰是其智商情商及其意志力超群絕倫之處。

儘管人生路上,有某些特色人才先後棄他而去(如陳宮、孔融、崔琰等),還有兩位功勳卓著的戰略性人才(荀、荀攸)因諫阻其封公封王而遭冷遇,甚至悲劇性地死去,但他還是眾望所歸,“才”源滾滾。有志於建功立業者紛至沓來,在三方三國中構建了最雄厚最燦爛的人才星系。有論者說,曹操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名為漢相”,“奉天子名號”的緣故。

這也是無庸置疑的事實。當年荀為曹操設計的“不世之略”的重心,便是“奉天子以從眾望”;程昱勸諫曹操時也強調說,“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張昭勸孫權降曹時,亦以“曹操挾天子而徵四方,動以朝廷為名”作說詞(;關羽走投無路、暫且降曹時,也鄭重表白“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這種自相矛盾語無倫次的聲明,客觀上也把曹操和漢室摻和到一塊去了)。“奉天子以從眾望”的設計,確實幫了曹操的大忙。

然而,這畢竟不是曹操足以永遠吸引人才的基本點。否則,就無法解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在戰亂紛爭的年代裡,擁有曹操般社會名分的人比比皆是,可是,如同曹操那樣,“憑藉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除殘去穢,定亂扶衰,統一大半個中國併為後人的一統九州準備下一大批人才者,何以如此稀罕?

在《三國演義》中,在曹操權傾朝野之前,也曾出現過董卓挾天子、李郭汜挾天子的局面,他們又何以不能憑藉權位優勢成就一番讓人讚歎讓人詛咒讓人爭議不休的業績,卻在短暫得不能再短暫的日子裡,煙消雲散,化作無聲無嗅的歷史垃圾?

毛宗崗在抨擊曹操的時候,執著地把曹操定位為“奸雄”的同時,也不得不痛苦而清醒地欣賞其雄才大略,欣賞他“知人”,“得士”,“不弒君,不篡漢”的超級智慧與清醒頭腦。如同劉備的寬仁厚德一樣,曹操的魅力也是獨特的、個性的、恆定的,並不是有了權柄和名分的人物,都可以應運而生。

3.孫權

磊落坦誠,更是一種永遠的魅力。這是孫權留給後人的一種經驗,一種財富。

孫權出場最晚,也最年少,但吸納人才的自覺程度與增長速度,卻十分驚人。孫策26歲病逝之日曾安慰其母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此話並非敷衍之詞。孫權受命後第一次與周瑜對話的主題,正是事業與人才的關係;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正是以滾雪球形式組建高層智囊團;他還創造性地開設“賓館”,派高級謀士專職“延接四方賓客”,等等,從而,迅速出現“江東稱得人之盛”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在用人的全過程中,在選才、用才、識才、惜才的各個環節上(除誤拒龐統外),孫權從未發生過大的失誤。

再換個角度看。全書最引人矚目的三大戰役,即官渡之戰、赤壁之戰、亭之戰中,有兩次戰役是孫權所任用的統帥導演了中國古代戰爭史上最輝煌戲劇,留下了以至弱當至強、以少勝多的精彩戰例。僅次於三大戰役的荊州之戰中,又是孫權信用的呂蒙吸收了陸遜等的集體智慧,戰勝了神勇將軍關羽,動搖了諸葛亮“隆中對”所設計的一統天下的根基。

尤為感人的是,孫權與部屬之間已形成一種本真自然、同聲同氣的莫逆關係。他聽聰,視明,公正,敦大,即使偶而作出一時糊塗的用人決策,也能兼聽而不惑,將失誤化解在萌動之初。如荊州決戰前夕,他曾召呂蒙商議,讓呂蒙與孫皎“同引大軍”,共同指揮戰局。此意向被呂蒙斷然拒絕,呂蒙的坦直,讓原本磊落的孫權當即“大悟”。為避免內耗與扯皮,遂“拜呂蒙為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而令孫皎“在後方接應糧草”。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孫權的風神怎能不激發部屬的知遇之感與效命精神?

此外,與周瑜之間一生一世的親密無間;與魯肅“同榻抵足而眠”的和諧與隨意;以及撫周泰之背、“淚流滿面”地讓他將“如同刀剜,盤根遍體”的槍傷“與眾將觀之”、“一處傷令吃一觥酒”的款款深情等,無不真摯可信。

一個有趣的現象也請稍加留意。孫權在世之時,江東的文臣與武將、老臣與小將、重臣與偏將之間,在內外決策中也出現過大大小小的分歧,有時甚至關係到生死存亡大計(如赤壁戰前的那場大辯論),然而,卻始終不曾出現過一個讒邪之徒。這一現象,或許是作家不自知的疏忽而失於簡單化,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否與孫權坦蕩磊落的人格魅力有某種關聯?

成功人物儘管風神各異,但往往有一個共同點:氣度恢弘。一種海納百川的博大派頭。

氣度恢弘的人,大都用人不疑,從而讓部屬有安全感。如劉備之於趙雲孫權之於諸葛瑾,等等。氣度恢弘的人,大都能從諫如流,從而使部屬有成就感。如曹操之於郭嘉、程昱,劉備之於諸葛亮(徵吳例外),孫權之於周瑜、魯肅、呂蒙、諸葛瑾,等等。

氣度恢弘的人,大都能寬以待人,推功攬過,既保護了部屬的參與意識又激勵了其使命感。如曹操遠征烏桓凱旋歸來,重賞先曾諫阻其遠征者,等等。

氣度恢弘的人,大都能體恤人才,允許其來去自由,從而使離去的人懷有眷戀感。如劉備泣送徐庶,感動得後者終生不為曹操出謀劃策;曹操禮送關羽,從而釀就了義釋華容的動人故事等等。

氣度恢弘的人,大都不是絕情之人。對曾經奉獻過才智與生命的部屬,沒齒不忘,從而,讓活著的人會永遠感動。如劉備之哭關羽(徵吳的決策失誤另當別論);孫權之哭周瑜,哭太史慈,哭陳武、董襲;曹操之三祭典韋,三哭郭嘉,等等。

毛宗崗對曹操的惜才愛將一貫持保留態度。他說“操之哭典韋,非為典韋哭也。哭一既死之典韋,而凡未死之典韋,無不感激”。毛氏或許自以為是誅心之論,其實,是他自己把大人物的情感流動看簡單了。關羽死節之後,劉備痛不欲生,不惜以“萬里江山”為代價,傾全國之兵為關羽復仇。這裡面,除了盡義於桃園誓詞之外,難道絲毫不包含著“失荊州”的憾恨與創痛?世上本來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郭嘉和典韋對曹操及其事業的不可或缺,與曹操痛失他們的情真意切,存在著必然的同一性。

在這類現象中,人情味與功利心,懷念亡靈與渲洩自我,實已難解難分。退一步說,一位成功的創業者對已逝功臣的持續不斷的緬懷中,即使摻雜了做給活人看的“故意”動機,並由此激起生者的獻身熱誠,那也是無可指責的,甚至是可尊敬可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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