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夢也沒有想到這輩子我會跟琵琶有緣。
1965年的冬天，我們文工團在一個鄉區演出。縣文化館館長黃忠厚帶來一個戴著眼鏡的比我年齡大些的姑娘。說是彈琵琶的老師，姓陳。黃館長介紹完後，大家立即邀請陳老師彈一首曲子。她沒有推辭，從套子裡取出琵琶，又要了點熱水燙燙手，然後戴上指甲。她說：“我彈一首《彝族舞曲》吧。”她用右手划動了四條琴絃後靜坐了片刻，一串清脆、優美的音符有如跳躍的小溪從她手指間流淌出來。
圖注：琵琶女
只見她五個指頭飛速轉動，“大珠小珠落玉盤”。那音調時而和風細雨委婉輕柔，時而狂風暴雨般的歡快激越。在場的人都聽呆了。用“如聞仙樂耳暫明”來形容一點兒也不過份，曲終了都還沒回過神來。
在大家的要求下，她又彈奏了《十面埋伏》，公元前200多年前那場楚漢相爭的古戰場上，人喊馬嘶、鐵騎突出、刀槍撞擊的聲音，把大家聽得如痴醉。
我驚歎她那麼文雅、那麼瘦弱，怎麼會爆發出如此強大的力量。
後來我才知道：她的父親陳濟略老先生是四川音樂學院民樂系教授、西南琵琶王。他不僅把自己的藝術傳授給了女兒，還把她送到著名琵琶演奏大師上海林石城和其他造詣很深的大師那裡去深造。加上她自己的天賦和勤奮，才鑄成今日的藝術成果。
圖注：文工團
說實話，我們這幫十多歲的年輕人大都沒有經過正規院校和專業表演技能培訓的，都在排演過程中相互學習、自己摸索而逐漸適應工作的。如今來了這麼一位老師，還要培養學生。這是一個多麼誘人又是多麼巨大的喜事啊！
前不久，我們就聽說要來一個琵琶老師、要培養兩名學生的消息。誰也沒有多大的興趣與渴望。因為，在我們的印象裡，琵琶不過就是像二胡一樣的民族樂器罷了。二胡，幾乎人人都會殺雞殺鴨（形容拉得難聽）地弄整幾下。那時要求一專多能，除了擔任演員角色，還要學樂器。二胡便宜又便於攜帶，絕大多數人都在學。所以大家認為，學不學琵琶都無所謂。
聽了陳老師的演奏，才覺得這才叫音樂、這才叫藝術。而這藝術將在我們女生中的兩個人身上播種，不知這天大的幸運會降臨到誰的頭上。大家都期盼著。
團長好像是故意吊大家的味口，壓根兒不提這事。我們乾著急也無法。
那陣我們工作、生活的條件是相當艱苦的。縣上成立這麼一個專業文藝團體，是為了開展農村文化活動的需要。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上山下鄉，為貧下中農送戲上門和輔導農村業餘文藝表演。那陣的交通條件不像現在這麼好，從縣城到鄉下全是爛泥路，從鄉上到各生產隊的路就更不用說了。我們得揹著被蓋和演出用的服裝、道具、煤汽燈等步行到目的地。
圖注：琵琶女
大家考慮到陳老師剛來，想要照顧她，爭著幫她拿東西，但她卻不讓，堅持和我們一道背東西、拉鐵絲、裝臺、掛幕布。有一次安排女生住宿，團長要把她安排到一個條件相對好點的農民家。她說啥也不答應，硬是搬了出來跟我們一起睡在豬圈旁邊的保管室。團長還在會上表揚她說：人家陳奉從大城市來，一點兒也沒有資產階級嬌小姐的味道。
選擇學生的時刻終於來到了。那天下午，團長把全部女生喊到一起，讓陳老師一一看手，聽說彈琵琶要手指長。那天晚上，我沒有睡著，估計所有的女生都沒睡著。好容易盼到天明。盼來了團長讓我和另一個女生到陳老帥那裡去。
成了。我放下手裡的飯碗就跑。沒被選上的當然不好受，有位女同胞竟在夜裡把我琵琶上的四根弦全部扯斷，以洩心中的氣憤。
發生這事可真是情有可原。那時學習樂器，教的人不成問題，在上級專業團體呆過拉得較好的沒有教不會的。但樂器都是自己買。我們學員每月工資15元，不但要供自己還要供養家庭。要拿出幾元錢買二胡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們學琵琶，老師是請來的，琴和琴絃都是團裡買的。這麼多的好處全被我們佔了，人家心裡平衡嗎？所以，我沒有把這事彙報給團長。只說是我自已不小心弄的。如果實說了，那位同事肯定要賠，還要被重重批評。
圖注：琵琶獨奏
陳奉老師教學非常認真，特別是對基本功，彈、挑、輪、滾、按弦、換把姿勢的正確，要求非常嚴格。她為我們定下每一個音符上的指法，指序、把位符號，一個也不能錯。如果一點不正確，她會讓你重來無數遍，直到對了為止。
她的語音很輕很柔，與她的外表協調地形成一種儒雅、高貴的氣質。聽她說話也有一種美的感覺。有時候我會故意出點錯，聽她用那溫柔、優美的聲音表達她的意思。
當我們會彈幾首簡單的樂曲時，團長要求上琵琶彈唱。陳老師為我們編選了兩首彈唱歌曲，一首叫《學習焦裕祿》，一首叫《送公糧》。《學習焦裕祿》內容大致是這樣：“拔動琴絃高聲唱，焦裕祿是咱的好榜樣，毛澤東思想紅燈高高舉呀，照得革命的道路亮堂堂……《送公糧》裡有一處撐音“得兒”就像四川清音裡的顫舌音。要轉很多彎，有八拍之長，陳老師一遍又一遍地示範，學得我們舌頭髮麻，最後好歹“得兒”圓了。陳老師高興得像孩子一樣。
圖注：琵琶女
不久，有人悄悄問我：陳老師琵琶彈得那麼好，按理說到中央、省歌舞團都行，為啥到我們這個縣班子來？
我回答說：是黃館長請來的，黃館長認識她父親。
她說：才不是呢。她父親有歷史問題、當過敵偽電臺臺長。
我當時一驚，覺得這的確是一個事。是什麼事，自己也說不清楚。那個時候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已經濃濃的了。
其實我們文工團的人90%家庭都有點問題。我父親就是黃埔軍校畢業後當了國民黨軍官的。其餘的不是有類似的問題，就是地富反壞右（時稱黑五類）的子女。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凡是這樣家庭的子女都有一種“先天不足”的惶恐。領導搞政治排隊，總是被排在二、三類。這種做法雖然我們非常反感，但心裡又不得不承認自己有“根不正”的缺陷。
有的人為了表現自己與本階級劃清了界線，而以極左的面貌出現。記得有次參加一個生產隊的憶苦會。一個男演員衝上去，把一碗水潑在一個50多歲的地主分子臉上，另一個則上去揍了人家幾下。
沒過兩天那位同事又對我說：陳奉來綿竹前曾在部隊文工團，還隨團到廣州參加中南區匯演，一曲《彝族舞曲》征服了所有觀眾。可惜不久，因查出她父親有歷史問題把她退回了成都。
緊接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演出停止了，鬧革命。大串聯，成都、北京到處跑。再來後，我們都回家去了，陳奉老師一個人住在公園裡一間又黑又溼的小房子裡。作為她的學生、而家又在綿竹的我，卻沒有常去看看她。
圖注：琵琶女
我們再次相見已經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了。在長長的三十年中，我們沒有任何聯繫，為了生存各自忙碌。1973年文工團恢復時，她沒有回來，那時她已成了家，有了孩子。
在這三十年中發生了很多事，明白了很多事，理清很多情感，雖然我們沒有聯繫上，但我在心中卻實實在在地為她留下了一個位置。
我知道她在這長長的三十年中，為了生計東奔西走，做過街道工廠的手工產品，經歷過不敢想像的的艱辛、磨難，最後，她終於成為了四川音樂學院教職工隊伍中正一員。但卻不是以琵琶演奏家或民樂系教授的身分。這，絕不僅是她個人的失落與悲哀。
圖注：琵琶女
但她並沒有與琵琶絕緣，如今，她的女兒像她一樣彈得一手好琵琶。還有我這個也帶了學生的她的學生，在給學生上課的時候我會告訴他們。你們老師的老師叫陳奉，她曾彈得一手比你們老師好得不知多少的琵琶。（張嘉慧/文）
張嘉慧，四川綿竹人，省作協會員，有《嘉慧小說》《母親的歌》《凝重的樂章》等作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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