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應該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近期各項政策改革掀起了很大的輿論熱潮。各界祈盼新一輪思想解放之際，誰來打頭陣？50人論壇當仁不讓。
9月16日，50人論壇召開“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暨 50人論壇成立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澄清了當前束縛改革的一些重大認知問題，可謂酣暢淋漓的及時雨。
作 者：劉勝軍微財經
圖 片：視覺中國
來 源：劉勝軍微財經
思想解放是改革的前提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336條全面改革，社會各界對改革紅利的祈盼熱淚盈眶。轉眼已經過去5年，改革紅利釋放遠低於社會預期，改革局面趨於“沉悶”。
改革僵局，再加上中美貿易戰，令社會各界陷入空前焦慮，股市一跌再跌。
回顧40年改革開放歷史，每一輪改革都始於思想解放：
沒有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就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和80 年代的改革開放
沒有92南巡，就沒有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對於當前步入深水區的改革而言，思想解放是能否重啟改革的關鍵所在。
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說：
我覺得首先第一條就是要解放思想，現在的改革推進難，突破難，我覺得最主要還是思想解放不夠，就是總書記講的解放思想是永無止境、改革永無止境、思想解放也是永無止境。
所以就要隨著時代的變化，現在要創新了，你要圍繞創新來去改革，你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
89歲的“改革老人”高尚全也說：
改革40年來最成功的經驗是什麼？我想就是解放思想。正因為解放了思想，我們在改革的過程當中，不斷的取得了新的突破。所以可以說，40年改革的過程也是解放思想的過程。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故事就是鄧小平同志對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評價。鄧小平說，這個文件好。好在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講了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一些新話。
思想解放需要各界一起努力
思想解放事後看都很簡單、講的都是常識，但其實每一次“迴歸常識”的思想觀念突破都非常艱難，需要各界付出艱辛努力。
以9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為例為例，當時中國改革開放遭遇最嚴重的一次挫折，經濟增長急劇緩慢，國內市場疲軟，國外受到西方制裁。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批有擔當的國之棟樑推動了思想解放。
1989年吳敬璉寫成《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許多家出版社不敢出版。直到1991年下半年，中國財經出版社的社長和總編輯在此書出版批文上籤下了各自的姓名後承諾：“一旦有事，共同承擔”。
吳敬璉回憶說：
我在1990年7月（在中南海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跟人們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有位領導同志還在我的報告上批示——‘市場就那麼靈嗎？’會後人們把我叫‘吳市場’，其實當時是一種貶義。
1991年2月15日（正月初一）發表在《解放日報》頭版皇甫平評論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和後來相繼問世的《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等四篇文章，銳意推進改革開放，犀利破除“新的思想僵滯”，衝破囿於姓“社”姓“資”的詰難，大膽提出發展市場經濟，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爭議。
1991年10月至12月中央密集召開11次專家座談會。每次會議均由江澤民主持，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出席了其中一些會議。
江澤民在一開始就明確指出，這個座談會是內部研究，他在每次會議過程中都有簡短髮言或插話，多次引用參會人員的觀點，並就一些問題提出了初步意見。
會議充滿自由討論的氣氛，會議沒有桌籤，與會專家到會議室後自由選座位，發言順序不是預定的，都是臨時要求發言，還可隨時補充。多數人都不是念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而是敞開思想著重講自己的意見，也有即席發言，一般要求會後提供書面發言稿。
1992年1月18日 - 2月21日，對各界爭論觀察良久的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發表重要談話，“一錘定音”，迅速引爆“新一輪改革”。
50人論壇打響思想解放第一槍
各界祈盼新一輪思想解放之際，誰來打頭陣？50人論壇當仁不讓。50人論壇備受矚目，不僅因為劉鶴是發起人，而且因為論壇擁有吳敬璉、吳曉靈、楊偉民等影響力十足的人物。
9月16日，50人論壇召開“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暨 50 人論壇成立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澄清了當前束縛改革的一些重大認知問題，可謂酣暢淋漓的及時雨。
1、不堅持“市場化、法治化”，經濟就會出問題
88 歲的“吳市場”吳敬璉說：
我認為40年的主要的教訓就是一定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
在這40年中，凡是我們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推進得比較好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都表現得比較好，人民群眾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較多的提高，社會和諧的這種氣氛就能夠保持甚至改進。
反過來說，當改革進行得不順利的時候，甚至出現了曲折的時候，那麼我們整個社會主義的建設的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的進步出現了減慢甚至出現了倒退。我想這是我們一個基本的教訓。
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會確定了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了50條綱領，確定了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提議，使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個決定的貫徹使得中國經濟真正騰飛了。
可是到了本世紀初，21世紀初期，特別是2005、2006年又出現了新的曲折，就是認為要強調國家的管理，強調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現了某些國進民退的現象。
2、穩增長只會加大風險
在貿易衝突的背景下，刺激、寬鬆信號再起。對此吳敬璉提醒：
我們把它形容為一種翹翹板式的經濟運行狀態。也就是說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資去拉動經濟增長，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槓桿率的過高，造成了系統性風險出現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之下，宏觀經濟政策就很難處理，你要降槓桿，增長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長率，槓桿就上去了，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就增大。
那麼有沒有出路呢？關鍵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夠提高效率，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能夠解決。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歸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這些決定，看來落實不是很容易的。我建議一下我們 50人 經濟論壇可以一項一項來討論，上一次我已經說過一次，336 項一項一項的討論，需要調整的就調整，在我看來總體來說是適當的、是正確的。
對刺激的依賴，也引發社會對改革誠意的質疑。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說：
最近一個時期社會上對改革的質疑多了起來，這裡邊有來自國外的，也有國內的。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新時代不是要還改革，而是必須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虛改革，必須要啃硬骨頭。不是假骨頭，必須落地有聲。
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要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因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現在我們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個時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大量的資源配置還是在由政府決定。
所以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關係，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干預、直接配置，這個其實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但是 336 條裡沒有這句話，沒有這件事，沒有人去落實。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多一些市場說了算。
3、痛批“經濟恐怖分子”吳小平
近期“吳小平”提出私有企業應該“退場”，引發輿論鞭笞。
吳敬璉：
如果說這些東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應該堅決的貫徹。現在出現有些現象值得注意，比如說今年年初說是要消滅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這都是一種不諧和的聲音。
楊偉民：
今後我們應該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如果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爭來爭去，就很難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像國企、國資、土地制度、農村宅基地、科研人員擁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等等，改革就很難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楊偉民：
長期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後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馬建堂直言：
大家都在主張、呼籲、期盼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那麼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有沒有標誌性、試金石性的改革，有沒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有沒有真正讓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話，對民營經濟地位、作用、認識的再深化，可能是一個領域。
最近這幾天，吳小平的這篇文章觀點引發了很多討論，固然和吳小平這篇文章觀點比較糊塗、錯亂有關係，當然也和當下，大家特別是民營企業有一些擔心有關係，和對一些經濟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說的更重一點，不滿有關係，信心不夠，擔心可能是對公平競爭和公正執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擔心，對於產權真正保護的擔心，有一些意見可能主要也體現在對減負負擔沒有明顯減下來、融資貸款仍然很難有關係，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怎麼看待民營經濟。
非公經濟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民營企業創造了60%多的 GDP，民營企業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民營企業創造了80%左右的就業崗位。它和我們國家、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有什麼關係？是不是執政基礎的一個部分、一個主要的內容？如果在這些認識上、在這些探討上有進步，我想民營經濟的信心就會增強，擔心就會削弱，然後與它相關的那些改革很多就會倒逼，就會順勢而成。我說完了。
對這個問題最為憂慮的當數民企企業家群體。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昇說：
40年改革開放，我的觀點是政府應該逐步退出在經濟中的作用。
其實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爭論，所有大家的對立和差異，政府在經濟裡面的作用，政府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進程當中，該扮演什麼角色，其實本質是這個，國企我不認為是問題，國企的問題來自於政府，政府又是一個要素的組合者、參與者，國企又是它的一個腿和它的一部分，其實政府的強勢是通過政策、通過要素，同時又有國企在扮演角色。
我認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下一步的開放，中國所有的問題，四股力量中政府應該處在什麼角度上，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其實大家都心裡是明白的。
“中關村之父”段永基也呼籲：
改革要深化還得進一步解放思想。目前的經濟形勢從我接觸的民營企業，感覺到的是形勢日趨嚴重、信心大減，四個字“哀鴻遍野”，所以到底深化改革怎麼搞？確實現在信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被調到國有企業幹過，市委市政府很重視讓我幹，但是組織部的意見是，讓段永基管中關村是黃鼠狼看雞窩，我們就不明白，我們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毛澤東思想撫慰的，我們怎麼成黃鼠狼看雞窩了呢？所以不是那麼樂觀，國有企業混合經營下，我們也是很難的。
我們老講國有企業是黨的執政經濟基礎，如果國有企業是八路軍，至少民營企業是新四軍，可是老把我們當忠義救國軍，就給番號，既不給糧草，也不給彈藥。產權制度改革思想不解放，阻礙了深化改革，希望經濟學家在這方面多做一點重量級的呼籲。
4、減稅勢在必行
當前各界對改革、減稅的呼籲已達到沸點。
樓繼偉：
我們回顧一下世界經濟的發展史，比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爾改革”等，都是結構性改革，都是危機推動的被動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
“撒切爾改革”的時候，英國叫做“英國病夫”，“里根改革”的時候，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稅率超過 70%，企業不願意投資，經濟出現危機。
近年來，我們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顯現，但是總體來看，改革還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還有進一步加快的空間。
盛洪：
我們要提出一個警告，我們的宏觀稅負已經高到了可能會使我們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
5、不能用“運動式執法”代替改革
當前官場出現一個現象：官員不作為；不作為導致問題和風險，然後就訴諸“運動式執法”、“一刀切”。這在金融、環保、去產能等領域都引起了企業的投訴。樓繼偉說：
“三去一降一補”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現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標、任務當手段。“去產能”就下指標，給各省下指標。這個就是採取傳統的辦法，靠行政手段，屬於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並轉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易方達基金總裁劉曉豔說：
所有的各個部委、各個條線的改革措施，是不是應該更加統籌一些。當你規範的過程當中，堵後門、側門的時候，前面要打開。各種改革規範措施，能不能考慮不要疊加。打企業打一拳可以，連續打五拳，不是變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趴下了。這種要考慮。
對歷史性的一些問題，還是要有一些尊重，有些問題是 30 年，甚至更長時間形成的，想用短短一兩年時間去改變，有時候治病用重拳，這個不太符合中醫的原理。
法制沒有問題，非常歡迎用法制，要解決兩個前提，科學立法，有些時候，特別是一些行政規章，沒有那麼科學的時候，去嚴格地執行，其實行政管理要有一定的解釋權的，而且這個解釋權最好是職能部門和職能崗位去解釋，如果說你是換了一個非職能的部門和非職能的崗位去解釋的時候，你會發現執行起來，整個社會就會繃的很緊，沒法再做下去，所以這一點是不是也是整個改革過程當中需要注意的，要不然的話，有些政策為什麼一出現會覺得譁然，覺得很奇葩，誰在解釋一些行政規章，怎麼樣做到更科學的立法，這是我們整個法制化的前提。
6、市場化改革的重點是要素市場
楊偉民認為：
過去的改革我們在商品市場化方面取得了極大的進展，但是相對於商品市場要素市場化的改革是明顯滯後的，戶籍制度改革制約了勞動力和人才流動。
資金運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視，很多金融機構用所謂的政治正確、政治安全代替市場規律、金融規律，導致資金配置效率越來越低下，城鄉土地無法自由流動，農村基地建設用地和農村宅基地還沒有進入市場等等，所以新時代的改革必須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7、減稅更須“減機構”
如何從“大政府、小社會”向“小政府、大社會”過渡，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李克強總理曾言，“養了人就要管事啊”。可見，政府自身的“精簡”是繞不過去的。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說：
在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時代僅僅是“簡化”這種簡政放權還不夠，需要同步的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
比如減政就是要減少政府機構。我們各級行政單位應該減少行政層級按，現在我們老說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實不到位，所以檢查是越來越多。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層級太多，現在是五級行政，應該逐步改為三級行政，中央、省、市（縣），市縣同級，這樣可以大幅度壓縮行政建制單位，大幅度減少鄉鎮和行政村的建制，適當增加城市建制，減少行政事業單位，省級特別是市縣級的政府沒有必要一樣粗的層層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權設置，都是幾大班子幾大班子，沒有必要。
8、警惕漸進式改革的後遺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奉行了與俄羅斯“休克療法”截然不同的漸進式改革。隨著改革步入深水區，漸進式改革的挑戰日益凸顯。王一鳴說：
中國的改革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我們過去自以為是比較適合國情的，就是在雙軌制基礎上的漸進式改革，我們是先農村後城市，先在國企外圍培育一塊體制外力量，倒逼國企改革。
改革現在也帶來一系列後遺症，新體制的成長和舊體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於過去傳統體制遺留的這種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較大的慣性，所以你會發現，改革過程中時不時遇到一些問題，就是政府對資源的配置干預又會強化，就是存在干預過多的問題，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要下決心向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進。
9、“國進民退”後果堪憂
最近幾年，在四萬億、去產能等一系列因素影響下，出現新一輪“國進民退”趨勢。2016 年國企佔據 78% 的新增企業貸款，而民企只佔新增貸款的 17% ；但是 2017 年國有工業企業淨資產收益率只有 9.9% ，遠低於民營工業企業同期的為 19.6% 。國家金融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憂心不已：
最近隨著整個經濟大的格局發生變化，國進民退這個事情比較突出。我接觸了一下廣東，尤其是深圳管國資的領導，以及浙江管國資的領導。得到的印象是說，他們這幾個我們印象中是民企，民營資本是最發達的大本營，現在國資在凱歌行進，覺得這是不得了的，趕到一個好時候。
大致上四個原因。
第一，整個形勢今年是有變，穩中有變，這個變還是不小。首先受衝擊的是民企，過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補，使得產業鏈條相對的優勢地位發生變化。在上游的賺錢，國企賺得不得了，那是因為供不應求。但是廣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
第三，影子銀行受到了抑制，過去民企大多數靠影子銀行來融資，資管新規是斷了它的財路。
第四，雖然說我們的主流政策上強調要給小企業、要給民企不歧視，但事實上是歧視的。所以很多企業過不下去了。這一輪我覺得民企是尋找國企做庇護傘。我寧願說它是在面對經濟下行劇烈壓力下的一個自救措施。
弊端恐怕也是顯然的，因為不管怎麼說，這是一個定論吧，國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還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來收益率不錯，但是是很特殊時期，而且是在政策保護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覺得它怎麼樣了。特別是我們看到有一些改變之後，開始派領導了，開始往這樣一些民企派領導、派書記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來的生命力。
這正是一個契機，是我們推進國企改革的一個契機。國企改革實際上我們是有現成的章法的。第一，管資本不管企業。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這個機會搞一搞混合所有制，因為國企改革這兩個方向應當是非常正確的。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
我覺得借這樣的機會我們恐怕要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如果在這樣一次浪潮裡，我們不認真落實國企改革的基本戰略的話，過兩年後果是比較令人堪憂的。
10、法治才能避免“黃宗羲定律”
改革勢必會突破法律法規，但在依法治國的今天有不能不遵守法律。這似乎是一個兩難。更令人憂慮的是：
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一些部門將法律當成“擋箭牌”或者出現“部門利益法制化”。央行原副行長吳曉靈呼籲：
改革進入各方利益優化配置期，只有通過法律手段調整各方利益，維護各方權益，社會才能避免無序動盪。只有在司法實踐中尊重律師的辯護權、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權、尊重社會輿論的監督權，我們才能不斷完善法律法規，讓良俗賞罰引領社會風氣的淨化和社會秩序的優化。
近年來，司法改革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離黨所提出的讓人民群眾從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還有不小的差距。未來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過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穩定社會預期，增強社會信心。
通過立法、司法博弈，調整利益，才能奠定社會穩定的基石。讓國家全面進入法制軌道，才能有效防止貪腐，避免中國陷入黃宗羲定律。
11、不能因為貿易戰打亂改革開放步伐
中美貿易戰是一場世紀博弈。中國應該以怎麼樣的心態面對特朗普的磨刀霍霍？
中國社科院張曙光認為：
孟母三遷。等到孟子長大，讀私塾，成為大儒，世稱雅聖。可見孟母眼光之遠大，心胸之開闊，決策之明智。這個故事說明，環境對於一個人的學習和成長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正可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也是一樣。
從1949到1978年，我們實行了一邊倒的國策，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為友，並與之結盟，進而國內政策也以其為楷模。搞了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結果反覆折騰，幾經危機，老百姓還填不飽肚。
政權的合法性還發生動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改變了國際戰略，對發達國家開放，與發達國家為友，向發達國家學習，也推動了國內體制和政策的調整，結果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社會面貌也大為改觀，以至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之列。這就是40年的基本經驗和基本道路。
集40年之經驗，全方位開放的主要方向應該是對發達國家開放。在中國成為發達國家以前，這個主要方向不能動搖、不能改變。在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後，可能更不是問題。向其他方向的開放，不應喧賓奪主，更不應成為改變和對抗主要方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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