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羅潔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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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岡憲子的家在一條陳舊的鐵軌旁邊，每當電車駛來，兩條長杆子就放下禁行。 紅燈時間很長，電車很慢，行人很少，那是7月8日的黃昏。日本律師三上了資先生領著我拐進巷子裡，在盛夏餘熱中，汗流浹背地走進一個米色的公寓樓群。樓房低矮，裝修簡單，陽臺是長長的走廊，映著餘暉。四處無人，悄然無聲，在一樓的盡頭，我們輕輕地敲響了緊閉的房門。
了資是我在京都訪學期間認識的律師朋友。6月份的時候，我向他請教日本超級老齡化社會存在的侵權問題。他說，日本實施了《高齡者虐待防止法》和《障害者虐待防止法》之後，越來越多高齡者意識到日常所遭受的待遇屬於虐待，包括精神虐待、肢體虐待和經濟虐待，甚至語言虐待。而且，日本還修改了成年人的後見人制度，完善了“後見人”的角色，幫助處理重大事情，例如入院治療、管理財產、實現遺願等。
“後見人”的語義是一個站在身後的人，注視和關照，在委託者失智、失能的時候，忠誠地代理私人事務，管理財產，類似中國法律上的監護人。後見人可以是機構，也可以是在地方家庭裁判所登記在冊的個人，大部分都是獲得職業資格證的社會福祉士。
日本的老齡化是全世界最嚴峻的，65歲以上的高齡者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失智症比例高，最容易淪為弱勢群體。在核心家庭為主流的日本社會，鮮有三代同堂的模式。2000年4月，日本推行長期介護保險政策，把家庭主婦從照顧老人的義務中解放出來了。大部分長期介護的產品，例如日託機構，上門服務的護理員，這些費用的90%由保險覆蓋，個人只需要支付10%。兒女們從贍養老人的經濟負擔中解放出來了，甚至“贍養”這一觀念已經淡化甚至消失。少子化，則讓這種現象得到了強化。
為了保證“老有所養”，日本財政超負荷地保障退休年金；在老人拿到年金之後，為了預防老人失智失能無法自理，或者被虐待、被侵佔財產，日本又進一步完善了“後見人”制度。中國沒有類似法律。初次聽說，我深受觸動，想了解這道最後防線在日本是否行之有效。
了資律師說，他可以幫我。他常和社會福祉士合作，為高齡者提供法律服務。這個米色公寓樓就是他們不定期聚會的地方。早在6月份，他就提前邀請我，很友好地說將為我舉辦一個歡迎家宴。
開門迎客的是女主人天岡憲子，60多歲，穿著白色短袖上衣，戴著圍裙，短髮往後梳，露出明亮的雙眼。鞠躬致意之後，進門換鞋，左側是衛生間，再穿過一個門簾，就是家的全部，一個十多平方米的空間。一排白色書架上是疊放緊緻的衣物和布匹，旁邊是一臺縫紉機，柔和的日光透過白色的短紗窗。房子中間是兩張拼在一起的長木桌，旁邊坐著兩位早來的男客人，一胖一瘦。大家很客氣地安排我坐在離立式空調機最近的位置，女主人遞上凍成冰棍一樣的溼毛巾讓我擦汗降溫。桌上擺著一瓶1升裝的日本清酒、啤酒和葡萄酒。清酒是胖的男客人帶來的。他是愛喝酒的內科醫生，在診所的冰箱珍藏了很多日本好酒。他話不多，雙眼迷濛，臉泛酒意，低頭獨自續杯。了資說他醫術很高明，常常為精神障礙人士和高齡者看病。高高瘦瘦的客人是河上高志先生，他曾是政府公務員，負責和高齡者商談，瞭解需求，解決難題。退休之後，就專職做後見人。
在談話的間隙，又一個男客人和兩個女客人走進來。他們坐在我的身邊，互換名片，男客人叫高島康伸，40多歲的模樣，皮膚光潔紅潤，是來自奈良市的社會福祉士。兩個女客人都是司法書士，是代寫法律文書的職業。高島端詳著我紅色的名片，理解了“正午故事”之後，又很認真地問界面新聞的“界面”是什麼意思。我回答不上來。在尷尬的時候，天岡憲子用高腳杯為我們倒上葡萄酒，陸續從廚房端出精美的日本料理，其中一道是像櫻花一樣爛漫的天婦羅。
2015年9月21日，日本東京，中老年人拿著木啞鈴鍛鍊，慶祝敬老日。政府稱，預估日本80歲以上的人口首次突破1000萬（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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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岡憲子喜歡在家做料理，把吞拿魚、芹菜、鮭魚籽等食材平鋪在廚房的灶臺上，專注地琢磨，神情果斷自信，雙手靈巧。她說，在精神病院護理病人的時候，她就愛琢磨，愛想事情。退休前，她在京都府立大學的精神病院做了25年的護士。當女兒還是嬰兒的時候，她清晨把孩子送去保育園，再去精神病院上班照顧病人。
在她的理解裡，認知症的發病是直線向下的，精神障礙呈M字型的。她在精神病院目睹了很多精神病患者猶如進了旋轉門，病情反覆，出院再入院。她認為社會對他們的照顧是不夠的。她想了解政府對這個群體有什麼福利政策。於是，她去大學參加業餘學習，考取了社會福祉士的資格證。2004年，她55歲，決定提前5年退休。在京都府的地方裁判所登記註冊，獲得資格認定，專職做“後見人”。京都府登記在冊的後見人共有約250名，天岡憲子的客戶主要是高齡者和精神障礙者，共14個。那些人的故事都是日本社會的日常。
幾年前，她服務了一個老母親，其兒子是精神病障礙者，患綜合失調症。老母親是喪偶的家庭主婦，每個月享受主婦年金66000元（約4400RMB），因其丈夫曾是公司職員，所以她每個月還有12萬日元（約8000RMB）的遺孀年金。儘管生活有保障，但是隨著年邁體衰，照顧兒子越來越難。根據日本的長期介護保險政策，她本來可以享受上門的護理服務，自己只需支付10%。可是，兒子拒絕外人進家門。某天病倒，叫了急救車，需要住院治療三年。支付了入院費用之後，她就一直拖欠費用。最後，她下定決心告訴醫院，兒子控制了年金的銀行賬戶，她希望聘請一個後見人。
依據法律，她兒子的行為屬於經濟虐待。經地方裁判所決定，天岡憲子擔任了她的法定後見人，幫助把年金轉移到新銀行賬戶，並且把積存5年的遺孀年金取出來，還清住院費用。為了改善客戶的晚年生活，天岡憲子把她轉移到特殊養老院，接受專業護理。那個兒子失去了母親的年金，生活陷於困頓，一度被停水停電，只能去便利店買水，用手電筒照明，去公共澡房洗澡。後來，經地方裁判所同意，她和那個兒子見面，也幫忙安頓了他的生活。
這些服務都是可以領取酬勞的。法定後見人的收費數額，由家庭裁判所根據客戶的積蓄、年金等財產狀況作出決定，從銀行賬戶劃撥，每年支付。如果客戶的財產不夠，欠缺部分由政府財政補足。另一類是任意後見人，是客戶在意識清醒，有足夠判斷力時，自由選擇後見人，約定委託事項，酬金也由雙方自由約定。
天岡憲子在家中
天岡憲子在廚房中準備食物
晚宴上的精美食物天婦羅，由天岡憲子親手製作
天岡憲子親手製作的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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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葡萄酒來赴宴的是河上高志先生。他是天岡憲子的老朋友，相識20年，同為社會福祉士，從事著後見人的職業。他的言行舉止很沉靜，挺直腰板地坐著。
他喜歡電影《小偷家族》，認為情節很寫實。電影講述了年輕的夫婦用老母親的年金作為生活來源的故事。甚至，當老人去世之後，都不辦理通報手續，選擇在家裡秘密埋葬，繼續騙取年金。在他的客戶中，很多人都遭受經濟虐待。對高齡者的經濟虐待，類似“啃老”。在日本，沒有工作的高齡家庭主婦，每月拿到66000日元（約4400RMB）的年金，除此之外，還有可能申請8萬日元（約5300RMB）的生活補助。如果是公司職員的遺孀，還可以每月領取12萬日元（約8000RMB）的遺孀年金。有了遺孀年金，就不能享受8萬日元的補助。年輕時工作的女性，會有自己的年金。
關於經濟虐待，河上高志先生認為，很多日本年輕人屬於非正規僱傭，不是長期合約的職員，工作不穩定，經濟基礎太脆弱，沒有條件結婚，就和父母合住。相比於身體虐待，經濟虐待比較隱秘。很多情況下，都是為高齡者提供服務的人先察覺的。在日本的每個社區，都有為高齡者設置的支援中心，有介護經理（Care manger）為遇到困難的老人提供諮詢和幫助。他們分屬於政府委託的各個私營公司，為老人提供一對一的服務，推薦介護服務，制定長期護理方案。另外，長期介護保險可以提供上門服務的人（Helper），一個星期有幾次幫忙做飯，打掃衛生。高齡者還可以去日託養老設施接受淋浴、換紙尿褲和練習健身操。儘管長期介護保險可以覆蓋大部分的費用，他們仍然要支付10%。如果他們拖欠，就會暴露出他們的年金被侵佔。從事介護服務的人，都屬於觸覺靈敏的群體，如果發現了虐待情況就會給地方家庭裁判所報告。隨後，裁判所會組織調查組去核查虐待是否屬實。如果屬實，受到精神虐待或者身體虐待的老人有可能被安置到養老院；受到經濟虐待的老人就可能被家庭裁判所指定一個法定後見人。在河上高志先生的印象中，被虐待的高齡者中，女性居多，部分原因是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是86歲，比男性高出約8年。另外的原因是女性和子女更親近一點，合住的可能會更高。
餐桌上酒意正酣，房間的門鎖“咔咔”地響了一下，門被打開。透過門簾，我看到一個人的身影，趴在門口。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心裡猛地驚了一下，其他人都沒反應，氣氛如常。我靜待那個人進來。那個身影跪著，稍等片刻，換完鞋，徑直迅速爬到餐桌邊上，鑽進桌子底下，我沉住呼吸。很快，那個人就坐在我對面的輪椅上，我才看清那是一個穿著格子襯衫的短髮女子。經旁人介紹，才知道她是天岡憲子的女兒，天生殘障，剛剛下班回來，趕上晚宴。
我們吃飯喝酒的時候，天岡憲子一直和另一位婦女在廚房忙碌，像流水席一樣，陸續端出鮭魚仔壽司，牛油果鮮蝦沙拉，紫蘇炸壽司，還有各種我喊不出名字的日本料理。偶爾，她會走進餐桌旁邊，一隻手叉腰，另一手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就像一個在舞池跳累了的女人。
女兒回家後，她端來一大杯清酒，笑著說，這個女兒食量大，酒量大。旁邊的客人也幫忙往她的菜盤裡夾菜，哄著這位晚歸的小主人。女孩26歲，牙齒很白，頭髮很短，笑聲爽朗。在她的臉上，看不到一個單親家庭和殘障女孩可能出現的愁苦。她用冰凍的溼毛巾擦了臉上的汗，舉起那杯清酒，一口就喝了一大半。放下酒杯，大聲喊，“太渴了，太渴了！”我問她，平常坐公交車上班難不難。她說，公交車一般會有一個升降臺，輪椅能上去。可是，有的壞司機不願意等，看到她招手，也視若無睹。我問她，會不會很氣憤。她樂哈哈地說，從小到大，習慣了。看到家裡有記者在，她很興奮，也很好奇。她約我數天之後吃下午茶，在家裡繼續接受我的採訪。
在約定的下午，我帶了家裡做的醋炆牛腩去天岡憲子家，是粵菜。她的女兒說，愛吃中國菜，最愛吃餃子。可是，我不會做餃子。河上高志先生也來了，帶了幾個新鮮的菠蘿包。天岡憲子把菠蘿包切成四小塊，夾了紫色冰淇淋，變成夏日可口的點心。伴隨而來的，還有油浸橄欖點綴的吞拿魚小脆餅和三文魚塔，精緻美味。
河上高志先生認為，年輕人沒錢結婚，沒錢養孩子，是日本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日本經濟不景氣，公司都願意低成本聘請臨時工，而年輕人也覺得，臨時工的責任少，沒那麼辛苦，如果只是養活自己，這些錢就足夠了。天岡憲子的女兒在旁邊插話說，媽媽那個年齡的人，可以拿到年金，生活有保障，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很多都是臨時僱傭，連自己的年金在哪裡都不知道，是否有能力拿到年金都不知道。如果連自己的老年都保障不了，還去結婚生子，何必給自己添煩惱 。她說，“我們這一代人看不到光明的未來”。
河上高志先生說，社會養老的壓力轉嫁到年輕一代的身上了。年金制度就是讓年輕人交稅養他這樣的父輩老人。他今年68歲。當他年輕的時候，日本社會也存在買房結婚的概念。職場上，上司會利用權力從精神上壓迫下屬，大部分自願或者被迫地加班，晚上十一點才回家，壓力很大，自殺率很高。現在，社會變了，年輕人認為不需要買房了，結婚生子也不是必需的了。但是，他認為，一個社會缺乏孩子就會失去活力，應該維持一定數量的孩子。
日本的少子化現狀，讓他感到很遺憾。他問我，中國的計劃生育也導致了人口數量過少。隨著中國人口的老齡化變得嚴重，以後中國人如何養老呢？
河上高志
天岡憲子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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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的時候，高島康伸坐在餐桌最裡面的位置。酒過三巡，臉上已經泛起酒意。他愛笑，禮貌但不拘謹，有一種讓人舒服的穩重和真誠。他來自奈良，在那個城市，早在千百年前，鹿就和人們和平共存，自由自在地漫步在屋前院後，村間田舍。因為鹿的緣故，奈良遊客眾多，但是，常住人口並不密集。15年前，他在奈良開了社會福祉士事務所，開展後見人業務。去年，他開始在京都市開展業務，因為人口更多，有更多潛在的客戶。晚宴後的十幾天，我就在他京都的辦公室再見面，進行了數個小時的採訪。我給他帶了一小盒中國茶葉當見面禮，他拿出京都鼓月的點心來款待。
他有一位很特別的客戶，一個86歲的退休女保險經理。第一件見面的時候，她78歲。那時候，她看起來很寂寞，有心臟病，隨身帶著藥物。在社區養老支援中心，他和她談了一個小時，一個社工陪著她。
她出生於上世紀30年代，在日本東北地區，兄弟姐妹都在一場自然災難中去世了。高中畢業後，她去了大阪的保險公司，後來讀了大學。她一直從事保險業，升遷至經理的職務。在日本，女性謀得高職位，意味著一定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高島康伸說，她一直奮鬥，某一時刻突然發現已經錯過了結婚的年齡。日本戰敗後，男性占人口比例低，很多女性都難以找到適婚對象。她獨居，一直單身未婚。
她喜歡佛教，30多歲的時候就走了中國的絲綢之路，去敦煌看佛像。她特別喜歡，總共去了三次。遇見高島康伸之後，她簽署了任意後見人合同，委託他處理身後事，其一就是要把部分骨灰撒在敦煌，留在她最喜歡的那片土地上；其二就是把剩下的骨灰安葬在京都郊區嵐山的常寂光寺。那裡有一塊墓地，安息著經歷過戰爭、終身未嫁的日本女性。
合同的酬金和工作義務是雙方自由約定的，可以分階段的。在身體健康，判斷力無礙時，客戶可以簽訂代理契約和任意後見契約；當身體微恙時，代理契約就開始生效，在地方家庭裁判所登記後，受委託的人可以代理生活中辦理入醫院，聯繫養老院等活動；當客戶的判斷力開始缺失時，經醫院診斷，後見人向家庭裁判所報告，經判決後，任意後見開始生效，後見人開始管理財產。在必要的時候，家庭裁判所還會指定監督人來監督後見人的行為。
女經理至今肢體健康、意識清晰，高島康伸只需要每個月去養老院探望一次，關心她的生活需要，一個月收取1萬日元；雙方約定，等她身後，再幫忙安置遺體，實現遺願。高島說，客戶有錢的話，酬金會高一點，但是要求他處理的事情也會複雜一點。例如，這位女性就給他留了一筆去中國旅行的費用。對於去敦煌撒骨灰，他說，沒想太複雜，覺得應該挺簡單的。他從來沒來過中國，不瞭解情況，但是他擔心，如果把骨灰埋葬，會被中國政府懲罰。估計在某個漆黑的夜晚，把骨灰輕輕地揚在沙漠裡，會容易點。每年春天，日本關西地區都有從中國吹過來的風沙。他覺得和中國還是有不可言說的聯繫。
高島康伸說，自從簽了後見人合同之後，客戶的心臟病好了很多，安心了，至今不需要他真正出場。每個月去探訪，按次收費。有一年，她在家摔跤骨折。他就幫忙送去醫院，辦理手續。因為她獨居，骨折之後很難自理，於是他就聯繫了很好的養老院，把她送過去。他認為，日本很多普通的養老院很難維持對生命的尊嚴。養老院缺乏勞動力，就算床頭有緊急鈴，按了很多次，也沒有人來。他談到橫濱市一個護士涉嫌在3個月把消毒水注入點滴毒死50名老人的案子，認為如果日本不能解決介護人才的短缺，虐待老人的行為會越來越多。
每月一次的交談，可以感到女客戶對死亡並不恐懼。現在，她86歲了，也沒有認知症，精神一直不錯。她覺得自己一輩子想做的事情已經做了。去了三次絲綢之路，工作到退休，人生滿足了，好像死都不怕了。她曾說，如果精神更好一點，想和高島康伸一起再去敦煌。儘管說不畏懼死亡，可是，仍然害怕病痛。骨折的時候，一個星期要他陪著跑三次醫院。在活著的時候，後見人仍然是她的依賴。
高島康伸深切地瞭解老人對他的依賴。上世紀90年代，他大學畢業後在商場的營業部工作，經常去客人家裡營銷，問客人需要什麼物品。一個地方做了8年，他觀察到客戶的生活變化，很多人越來越老，生活越來越不方便。一旦衰老了，就不能再獨自旅行，甚至不能再獨自參加宗教活動。
很多老人邀請高島康伸一起去旅行，那是他們在生命末期的強烈願望。他們中的多數人都不和兒女同住。高島因為工作去不了，那些老人也就一直去不了。哪怕他們不缺金錢，在生命終止之前，仍然不能完成願望。高島認為這是社會制度的缺陷，想自己努力去嘗試一下，但是不知道怎麼開始。他去看各種職業資格證書，發現了社會福祉士的資格證。
2000年，他辭了商場的工作，白天在一個老人院工作，學習介護知識，業餘完成了三年的社會福祉士育成課程，考了社會福祉士資格證書和介護福祉士資格證。他實現了最初的心願，陪幾個客戶去了夏威夷、韓國，以及日本的其他城市。
最讓他難忘的是，2005年的一次旅行。有5兄弟相約去夏威夷，後來，最小的弟弟在60多歲時中風，在家臥床了3年，日子沉寂無望。最後，他們決定要實現當初的約定。高島康伸要求對方簽署了免責條款，跟著他們登上了飛機，在旅途中專門照顧那個弟弟。
到達夏威夷之後，那個弟弟很開心，很興奮，什麼都想吃。可是汽水、牛排都不是中風病人可以吃的流食。高島康伸想滿足他的心願，就把汽水放進碗裡，一直攪拌，讓碳酸散發出去。漢堡包也被切成小塊，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漢堡包的樣子。確定安全了，高島把食物遞過去，最小的弟弟很享受。旅行回來之後，他不再鬱鬱寡歡了，喜歡和別人分享旅行中開心的事情，一直到5年後去世。高島康伸覺得很欣慰，在生命結束前，客戶減少了一個遺憾。
還有一個癌症末期的客戶，需要在意識清醒時，緊急安排遺產繼承，聲明安樂死的態度。高島康伸辦理了遺言公證手續，在客戶臨終時，給醫生看客戶簽名的安樂死宣言，放棄延命治療和餵食。在宣言裡，還可以包括選擇去世的場所。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一個月之內。
在執行任意後見人合同的過程中，客戶什麼時候失去判斷力，後見人開始管理財產，需要家庭裁判所作出最終決定。通常情況下，後見人觀察客戶的變化，覺得其明顯失去判斷能力，就要去醫院開證明，向裁判所提出申請，由家庭裁判所決定，是否啟動後見行為。後見人是否及時向裁判所申請鑑定客戶的判斷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其良心。如果客戶有認知症，判斷力不足，後見人有可能不及時向裁判所申請，侵佔客戶財產，高島康伸認為，這是後見人制度最大的缺陷。
至於法定後見人合同，客戶一般是認知症老人，由家庭裁判所直接指定後見人。日本法律規定這類合同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解除的，旨在不被日常情緒干擾，確保老人的經濟利益。
後見人每年需要向地方家庭裁判所提交報告書，每筆錢都要說明去向，解釋財產的運用情況。一旦發現侵佔客戶財產，後見人的職業資格就會被撤銷。高島說，他會很小心翼翼，因為這是他賴以生存的飯碗。
在辦公室的高島康伸
高島康伸擔任後見人的工作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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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得到保護，對於很多失智症老人來說，是很艱難的事情。高島康伸的同事，今井昭二先生見過很多這樣的故事，其中一個發生在京都市的某個居酒屋。幾十年前，一對夫婦共同經營，居酒屋的營生繁重辛苦，需要熬夜。生活細碎，夫妻不合，日久生恨，丈夫出走了。妻子獨自繼續經營，拉扯著四個兒女。由於是個體經營，不能享受退休年金，年邁體衰之後，關閉了居酒屋，就從政府領取每月約13萬日元（8600RMB）的高齡補貼。但是，長子控制了她的銀行卡。
她一輩子沒買房，後來是租房獨居。長子曾經給她交納房租，後來就一直拖欠。社區的介護經理（Care manager ）每月上門商談，經過長期觀察，發現80歲的老人患上了認知症，缺乏食物，欠房租，生活境況糟糕。於是，打電話給她的長子，要求把錢退回給母親，但是遭到拒絕。
介護經理把這種情況投訴到家庭裁判所，老人的遭遇被認定為虐待，時長已經有一年多了。今井昭二成為了她的法定後見人。在第一次見面時，那位老母親抱怨沒食物可吃，沒錢花，買不起便當，但她也不是很信任陌生的後見人。經過一段時間相處，她才慢慢接受今井昭二來管理她的財產。
今井昭二把她長子控制的銀行賬號凍結了，重新管理，還了她的房租和配送便當的欠款，以及借鄰居的錢，每個月再給她安排了5000日元的零花錢，慢慢改善了她的生活條件。在日本，在多數情況下，是窮人用法定後見人制度。傳統的養老模式主要是兒媳婦承擔義務，自從2000年實施長期介護保險之後，兒女贍養的觀點越來越稀薄。無論獨居還是喪偶的老人，如果依賴年金生存，後見人制度無疑是他們的最後一道生存保障。
在高島康伸的眼裡，後見人制度固然是保障，最重要的還是健康的生命。如果為了迎合別人而生存，生命就沒有意義了。生命短暫，日本是個自然災害多發的國家，無論地震還是海嘯，生死就在一線間。人為自己而活，要好好地生活，不能僅僅是呼吸著。
工作中的今井昭二
2015年3月21日，日本東京，老人的手錶和信件。這間公寓中有一位85歲的老人已經死去一個月，屍體一直留在房子中。期間沒有家人回來，直到遺體散發屍臭才被鄰居發現。在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的日本，許多空巢老人孤獨死去，無人知曉。日本如今有500萬左右的空巢老人，老人死在家中無人問津這樣的事情也只會越來越多（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 完 ——
題圖來自視覺中國。018年4月26日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總務省最新人口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0月1日，日本總人口為1.27億，較上年減少22.7萬人。日本人口連續7年呈下降趨勢。
本文除特別註明外，圖片均由正午記者羅潔琪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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