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爾去世後，我總想起讀到的一個段子。話說，2014年上海書展，請來的最大牌的作家就是奈保爾。可惜的是，要麼是年事已高，要麼是旅途勞頓，從下飛機開始，奈保爾都是坐在輪椅上，由他年輕的妻子陪同之下，推著輪椅參加了《大河灣》的中文首發式、接受一連串的採訪，還跟很多中國作家做了對談。據說，上海書展結束後，按照原計劃，邀請方打算送他們去機場回國，奈保爾突然提了一個要求，他說這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來中國，他想借此機會遊歷一下上海。邀請方聽罷此言，趕緊安排了專車，來了一個上海一日遊。
之所以想起這個細節，是因為奈保爾一生中，對遊記的寫作興趣，似乎還大於對虛構作品的興趣。看已經翻譯成了中文版的作品中，遊記佔了大多數。我早年閱讀奈保爾，從他的小說入手，說實話，會心不遠，總覺得他的小說寫得味同嚼蠟，乏味得很。奈保爾看不上海明威，他覺得海明威的那種簡潔風格，開始讓人覺得新鮮，讀多了就沒意思了，所以他要在簡潔的風格上，多玩點花樣兒，比如開始要簡潔，中間為了再次吸引人注意，可以寫得冗雜一些，而且為了給這種白開水般的敘事增加密度，時不時要玩個倒敘，然後倒敘裡面再倒敘。這是他自己的概括，說起來就夠無聊的。但是，對他的小說也不能一概而論，他的成名作《米格爾街》寫得不錯，自傳性的寫作，寫自己熟悉的那些人物，都有很多溫暖的情緒融化在其中。這兩天讀他的《大河灣》，語感很好，在他找到屬於自己成熟的聲音之後，他的小說那種無聊就消失了。
相對他的小說，我很喜歡他的遊記。大概刻薄的人都眼毒。奈保爾的眼毒在於，對他觀察到的人和事物基本沒有憐憫之心，下筆書寫都帶有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刻薄勁兒。奈保爾一生遊歷了很多地方，足跡踏遍了印度、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亞洲等地，每到一處都會有留下很多著作。像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幽暗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和《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早已是瞭解印度文明的必讀書目。奈保爾的寫作飽受爭議之處就在於，他本人是來自殖民地的作家，但是他的寫作中，一直都把自己放在了一個殖民者的高度來審視和分析問題。
比如他寫印度，“印度與西方的差距不僅僅是日漸增大的財富、技術和知識上的差距，而是更為驚人的感知力和智慧上的差距。西方充滿警覺、特徵眾多、千變萬化，面對複雜的現象，他們的作家和哲學家通過不斷的改變和擴展感知力來加以應對，在西方沒有一成不變的藝術和態度。印度擁有的只是未經審視的往昔以及可悲的靈性。釋經是印度哲學家的專長，聖人期望發現的，只是已經被發現過的事物。1967的文學界和1962一樣，他們像學校老師一樣，爭論的不是寫作，而是翻譯古印度典籍時應該遵循的種種規範。印度一直是簡單的印度，而西方卻越來越睿智”。這種分析完全看不出他是一個印度裔作家對自身文明的透視和反省，一直將其放置在與西方的對立之上進行批判，難怪讀起來會讓人覺得不舒服。還有寫他的家鄉特立尼達，“在特立尼達這樣的地方，無論是對黑人還是對其他人而言，種族救贖問題根本無關緊要。聚焦於這個問題只會讓真正的問題變得模糊不清：這是一個獨立的小國，經濟發展不平衡；這是一個只有“消費者”的社會，人們缺乏技術訓練，也沒有足夠的理解力來理解這個社會自身的缺陷。這裡永遠只有消極的政治、殖民地的抗議政治”。
甚至布宜諾斯艾利斯這樣的城市也會被他用殖民與被殖民的眼光審視，“布宜諾斯艾利斯是這樣一座令人不知所措的大都市，要理解它是一座幾乎完全舶來的新城市，要理解它的大都市生活只是幻覺，是殖民地的模仿，要理解它寄生於其他國家、自身非常貧乏，都需要花一點時間”。
批評家詹姆斯·伍德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奈保爾的寫作中，他同時是被殖民者與殖民者，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於，即使他分別調動了雙方去批判對方，但他從未認真想過，對被殖民者來說，除了殖民者意外他們不想成為任何人。
這就是夢想成為殖民者的作家奈保爾。
閱讀更多 說書人思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