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爾的遊記好在哪裡?

奈保爾的遊記好在哪裡?

2014年,上海書展請來了2001年諾獎得主印度裔英國作家維·蘇·奈保爾。1932年出生的奈保爾,此時已經顯得老態龍鍾,長期的旅行,讓他顯得疲憊不堪,再加上不斷地趕場,密集的活動和對談,參加《大河灣》中文版的首發式,他只能由他的夫人推著輪椅,一併行進。那大概就是我對奈保爾的最初印象,說句不好聽的,那次書展之後,就覺得接下來的幾年,大概我們再也見不到奈保爾了。在書展期間,還聽到過一個段子,在活動結束,即將回國的時候,奈保爾突然提出了一個要求,說他可能以後再也沒機會來中國了,他想在回國之前遊歷一下上海。邀請方立刻安排了車輛,讓奈保爾來了一趟上海一日遊。

獲悉奈保爾去世的消息後,我的腦中總是反覆出現這個段子。對遊歷的激情,大概是奈保爾在寫作之外最大的愛好。他十一歲的時候就夢想成為一個作家。這種對寫作的激情是由他的父親賦予的,他的父親,西薩帕德·奈保爾自學成才,是特立尼達殖民地的一個記者,也是一個失敗的作家,但終生對文學的痴迷不改,他向年輕的奈保爾灌輸了對文學的抱負。十八歲,奈保爾靠政府的全額獎學金去了牛津大學讀書,學習英語。很小的時候,他就知道,他要走出去,他知道外面有個更遙遠的世界,而他生活的殖民地世界只是它的一個陰影。在英國的日子,並不好過,他是一個異鄉人,生在英國的殖民地,來到了宗主國求學,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在後來的集結出版的《奈保爾家書》中,他反覆提及的都是一種如影隨形的空虛感,“我覺得我正在一條兩頭都被封死的隧道中掙扎。我的過去——特立尼達,還有我父母的命運,被我拋在腦後,我沒有能力幫助任何人。我的未來——儘管不怎麼樣——是整整四年之後的事”。

奈保爾的遊記好在哪裡?

四年之後,他去了倫敦,懷揣著作家夢,成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BBC加勒比頻道找了一份兼職,開始給《新共和》雜誌寫書評,維持生計。奈保爾的第一本書《通靈的按摩師》就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但是因為沒有出版的機會,他只能繼續寫自己的第二本書《全民選舉》。對一個年輕作家來說,大多數嘗試性的寫作都是一個很艱難的時期,奈保爾當然也不例外,他找不到自己的聲音,他對寫作有著某種模糊不清地認知,但依舊困惑。比如小說就是虛構和編造的東西,但同時又應該是真實的,要取材於生活,如何權衡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呢?他後來逐漸琢磨出了小說的某種寫法,按照他的定義,小說就是對虛構的部分揚棄,或者說,我們要透過一部虛構的作品看到了某種現實,這才是好小說。正是在《米格爾街》,他的第三部書的時候,他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聲音。他從自己的經驗中取材,回憶家鄉的人物和故事,在真實人物的基礎上,進行虛構和想象力的加工,最終完成了十七篇家鄉的人物肖像。這本書1959年出版之後,助他獲得了第一個文學獎,1962年的毛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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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一個年輕的作家來說,缺乏經驗是必然的事情。我們的人生閱歷不足以支撐足夠多的自傳性的寫作,所以寫上幾本書之後,素材就覺得用空了。當然,對很作家來說,重複利用同一種素材,進行各種變形的書寫也是可以的,但是對一個年輕的作家來說,他的文學野心自負到無法在同一種素材中重複尋找寫作的靈感。這就是奈保爾轉向了遊記寫作的一個動因,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成年生活幾乎都是在鄉村度過的。在那些地方,我是個異鄉人。作為作家,我無法超越那種經歷。為了忠於經歷,我不得不寫一寫處在那個環境下的人。我找到了我的寫作方式,但我一直都覺得那是個約束。如果僅僅依靠小說這一文學形式,我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沒有辦法繼續寫作了,儘管我自學了敘事性散文,對世界和人充滿了好奇心。”

1960年9月,奈保爾回到家鄉特立尼達進行三個月的訪問,在此期間,受當地政府委託和建議,讓他寫一部關於加勒比地區的非虛構作品,這就是奈保爾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遊記《重訪加勒比》。當然,重新開啟一種寫作形式也並不順利,他說他開始搞不定這些形式,他不知道如何為了寫作而旅行,旅行,就好像自己在度假,然後掙扎著尋找故事。但是,逐漸地,他發現自己在寫作遊記上的天賦。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他寫了無數遊記:《幽暗國度》《黃金國的沒落》《印度:受傷的文明》《信徒的國度》《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我們的普世文明》等等。他會在遊記中運用學會的寫作技巧,透過多種印象瞭解人類的核心故事。這些遊記,在我看來,高於大多數奈保爾的虛構作品,這些遊記所留下的關於多種文明,尤其是殖民地文明的記錄,大概是許多固守書齋的作家難以企及的。

奈保爾的遊記好在哪裡?

奈保爾之前有許多作家也都寫過遊記,比如赫胥黎、勞倫斯、伊夫林·沃等等,但是奈保爾自覺地將自己與他們區分開來,他說他們都是來自宗主國的作家,而他是來自一個殖民地的居民,他在殖民地遊歷的時候,就相當於回到了家鄉,他的眼中沒有新奇和陌生之物,他的觸目所及,就如同從遠處打量自己社區形象。大概正是因為這種浸入式的觀察,讓他的寫作對身邊的那些腐敗、落後、人民,都帶有一種責之深,痛之切的深惡痛絕。還是借用另外一位作家,也是《紐約書評》新任主編伊恩·布魯瑪的話說得更好,奈保爾寫印度、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亞洲的書,不屬於旅行文學的另一大類型——自我表現型。奈保爾筆下的世界,全靠他的雙眼和雙耳。他嫌棄大而化之的概括,他聽人們說話,不光是他們的觀點,還有他們的語調,他們對詞彙的精確選擇,甚至他們的閃爍其辭。他的雙眼同時記錄下一切,服裝、姿態、表情、那些能讓他進行精準白描的物理細節,就像一個鱗翅目學專家研究蝴蝶。然後他那警覺、從不感傷、對浪漫主義矯情充滿懷疑的大腦會對這些細節觀察進行過濾。

布魯瑪發表的這番評論,主要針對的是奈保爾的傳記《世事如斯》。這本傳記2008年出版之前就已經引發了軒然大波。奈保爾此時已經功成名就,他是英國文壇的“移民三雄”之一,他拿過毛姆獎、布克獎,還獲得了200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但是在2008年,隨著他的這本傳記出版,人們發現了他的另一面,他公開承認招妓、他承認自己有過情人,他不但家庭暴力,還虐待妻子,奴役情人,他對自己的私生活毫不諱言,授權傳記記者帕特里克·弗倫奇調取自己的任何文件來完成傳記,而且絲毫沒有改動。他的私生活變成了文壇的一大丑聞。但是對奈保爾來說,坦白自己的汙點並不是為了獲得原諒,他只是覺得應該如此,這是屬於他自己創造的一種神話。也許這就是他想表達的,一個作家歸根結底並不是他寫下的書,而是他創造的神話,而神話存在於保存者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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