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平定三藩、收復臺灣後，漢人排滿情緒下降。為有效提高朝廷的運作效率和拉攏漢人，康熙逐漸重視文化功能。為增強漢人參政輔政的意願，在科舉上不提倡蒙、滿參考，歷科鼎甲人物幾乎全為漢人。
自湖廣分設貢院後，湖南科甲出身者不斷增多。“學而優則仕”的教導下，清廷中的湖湘實力逐漸崛起。隨著嘉慶、道光年間陶澍、賀長齡、曾國藩等人高中進士，官至督撫、侍郎的高位，湖湘政治實力群體日益成型。
歷代以來靠著蔭勳、貴戚、軍功、捐納得高官者不在少數，但以文治國的國策下，進士出身代表著學術文化極具才華，學問與名爵齊備使得高官頗以進士出身為傲。清代滿漢之分嚴重的情況下，漢人更看重進士出身這一文化上的驕傲感。孫中山曾說：“官吏非由此（科舉）出身，不能稱為正途”。而湖南與湖北分闈考試以後，湖南文運大昌。
其一，湖廣分闈前後兩個時期，湖南進士狀況是完全不同的。分闈前的78年，清一共開科30次，共錄取7298名進士，湖南進士只有68人。分闈後到科舉廢除的182年間，一共開科82次，共錄取進士19016人，湖南進士667人。這說明了湖廣分闈對於湖南科舉進步的重大影響。
其二，長沙府在分闈後進士人數大增，402名進士不僅遙遙領先全省其他各府級單位，就全國而言也不落下風。曾國藩曾在道光二十五年科考成績公佈後，寫下了“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的對聯，描繪了長沙府科舉盛況。
其三，就鼎甲人物而言，湖南全部13名一甲進士都出現在分闈之後，其中狀元有衡州府的彭浚和長沙府的蕭錦忠。長沙府9名鼎甲人物雖在全國而言尚稱少數，但也反映了長沙府優秀人才的崛起。以湖廣分闈為界限，全省的科舉優勢完全集中到了長沙府，並且長沙府為全國貢獻為數頗多的進士。
湖南擁有很多世出人才的文化世家，在《湖南歷代文化世家》系列書中，輯錄了湖南40餘家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世家。在這些文化世家中，大多都頻出進士，甚至父子同為進士，如長沙府益陽縣的胡達源為嘉慶二十四年探花，其子胡林翼為道光十六年進士。長沙府從科舉和學術厚度而言，都稱得上是文化重鎮。
湖南進士除了家學淵源外，他們或他們父輩之間大多數有師出嶽麓、城南兩書院的同門之誼，在科舉時代師出同門，接受相似的為人處世之道，使得在朝局中他們互相幫助。
船山之學也使湖南進士較之其他地區有濃厚的事功心理，興國人陳秋門曾評論說：“南士（湖南）遊京師者，類能任事務實行，以文章氣節相高，人心習尚如此，欲無興得乎？”這些使得湖湘進士不僅希冀於自己能官至高品，也及其樂意提拔後起之秀。
湖南積攢了百餘年的人才基礎最終在道光朝時蛻變成為群體力量，嘉慶七年的長沙府安化進士陶澍至道光朝時長期坐鎮兩江，嘉慶十三年的長沙府善化進士賀長齡道光時也官至雲貴總督。他們十分注意提拔湖南的人才。
屢試不中的左宗棠被陶澍賞識與陶澍結為親家；年少時玩世不恭的胡林翼被陶澍看重併成為其女婿；魏源也曾就任陶澍幕僚、並幫賀長齡編修《皇朝經世文編》。
錢基博曾說：“清治至道光而極敝，清學至道光而始變。”雍乾嘉時期承平已久的朝局至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後，開始變得越來越動盪。陶澍、賀長齡故去後，道光十八年的長沙府湘鄉進士曾國藩又成為了湖湘新的核心，十年升十級的他在道光二十七年時已經是禮部侍郎，他也注意與湖湘優秀人才結好關係。
與胡林翼、郭嵩燾、劉蓉、江忠源、左宗棠等均結為好友，並注意提拔他們，咸豐元年下詔求賢時，曾國藩便舉薦了與其同師於歐陽厚均的江忠源。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以曾國藩為中心的湖湘文化群體正式施展他們經世致用的抱負。
楊毓麟在其所編寫的《新湖南》一書中所說“鹹同以前，載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一不幾知存所謂天下之責任，知有所謂天下之責任者，自洪楊始。”此語雖有失偏頗，鹹同以前，清廷權力核心在滿蒙貴族手中，地方督撫少見漢人。
再加上國家承平，湖南人有責任意識也無發揮空間。但此語反映出來鹹同之後，湖南開始在全國地位變得重要。“中興將相，什九湖湘”之語反映出湖南人在鎮壓太平天國中的作用，實際上什九湖湘再細分又有什九為長沙府人。湘軍主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為長沙府人，重要將領羅澤南、曾國荃、楊載福等都是長沙府人。曾國藩、左宗棠更是位極人臣，封侯拜相。
此後長沙府還出現了善化翟鴻機這種可以與袁世凱一爭高下的名臣；善化黃興也是與孫中山齊名的革命領袖；湘潭的毛最終結束亂世，創建新中國。長沙府在近代以來是一個政治色彩很濃重的地方，湧現了眾多的政治家，政治重鎮的位置也伴隨著這些人物的活動而確立。楊度曾說“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形象的反映出，晚清時期湖南在全國的重要地位。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如若不是科舉締造的人才優勢，湖南也許在晚清時期依舊是“荊蠻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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