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現在回想起來，除了他們那一代的軍人，又有誰會如此時刻胸懷憂國憂民的使命呢？
劉若英的祖父劉詠堯是國民黨高級軍官，一生經歷曲折：1924年8月，15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1925年2月隨該校學生軍東征。1925年12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七班深造（注：該班當時被稱作中大的“理論家班”，共20人，鄧小平是該班班長，其餘還有左權、李卓然、潘自力、林伯生、屈武、谷正 綱、谷正鼎、康澤、鄧文儀、蕭贊育等人，雲集後來國共兩黨的重要成員）；1929年北伐後，任少將；9月進階中將，那是不過20歲。1949年1月代理國 防部部務；5月在廣州任代理國防部長；9月任國防次長。1951年5月授陸軍上將。
在劉若英的筆下，這些大開大合的歷史都被隱去了，即使提到了拜會老朋友的“李先生”（應該是李登輝，拜訪背後應該另有故事），也是作為一個祖孫故事的由頭。 劉若英把大人物還原成了普通人，“將軍公公畢竟不是無時無刻只有民族大義，孫女也是很寶貝的”，這些其實也是大歷史下不該遺漏的細節。
從有記憶以來，家裡的院子裡就有一棵桂花樹，每年秋天一到，整個院子就會飄起陣陣淡香味。
最記得小時候的一個畫面就是公公老愛站在樹下拎著一杯水在那兒漱口，然後口裡唸唸有詞地不知道說些什麼，我老以為那棵樹會跟他聊天。
我是跟著祖父母長大的。毋庸置疑，我就是家裡的小祖宗。由於公公是一位將軍，他的副官便封我為“將軍的將軍”。由此可知我那一生在戰場出生入死的公公，是如何地拿我無可奈何。
有一年，一位李先生到一些老朋友家拜會，碰巧我放學回家看到一輛黑車子離開家的巷子，我跑回家問副官又是誰來了？然後看到桌上一個牛皮紙袋，我二話不說就拆開來，還沒來得及看清楚內容為何，就聽到一聲雷聲響起，公公大發雷霆地斥責我的行為。
我以為他是罵我亂拆他的東西，沒想到他竟然說我把他的牛皮紙袋拆壞了，那個袋子是可以再使用的，然後就一陣什麼浪費國家資源啦，不愛惜東西等等的名號全給我套上。
我備感委屈地哭了起來，不過就是一個破紙袋嘛，他說得我好像犯下滔天大罪！我不只哭，還從樓下哭到樓上給我婆婆聽，再從樓上哭到樓下的房間，然後再遵照八點檔的劇本，把房門反鎖起來。公公罵得越大聲，我就哭得越歇斯底里。
當 時大概整條巷子都被我們祖孫的二重奏給淹沒了。之後慢慢地聲音小了，我把耳朵挨著門板朝外聽，屏息間聽到公公走近我的房門，故作輕鬆地說：“袋子裡頭不就 一張照片嘛，有什麼好看的？那麼醜！要就給嘛！何必把我的袋子給拆壞了呢？”說畢，我就瞧見一張八開大的臉從門縫底下給塞了進來，上面寫著：
××同志惠存，某某敬上。
公公16歲就進了軍校，而後在戰場上與日本軍兵刃相見，幾度死裡逃生，可以說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國家。老來過著半退休的生活，也仍是一概與俗世無爭的氣魄。
如 果你問他最喜歡的歌是什麼？他可能會回答你他惟一知道的一首通俗歌曲《綠島小夜曲》。如果問他會唱什麼歌？那他一定毫不思索地回答你《黃埔軍校校歌》。而 這種耿介幾近可愛的個性，也會表現在一些不那麼恰當的場合。只要是任何婚喪喜慶要找他致詞，他一定可以跟民族大義扯上關係。我常常覺得，那一對對的新人一 定搞不懂他們兩個人結婚跟國家的前途有什麼關係？就像我每一次去大陸拍戲，離家前跟他辭行，他一定會語重心長地叮嚀：“這一趟你去大陸，是身負重任，兩岸 的和平就全靠你了！”聽罷我總是尷尬地跟祖母扮個鬼臉。可是現在回想起來，除了他們那一代的軍人，又有誰會如此時刻胸懷憂國憂民的使命呢？
我 從來沒有想過公公也會有老的一天，曾幾何時他不太大聲說話了，連路都開始懶得走，坐在那一張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慢慢地連飯也不肯自己吃了。看著他如此 氣若游絲，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跑到他跟前逗他，要他猜我是劉若玉還是劉若英？然後逼他說他最愛的就是我……早些年我在外頭受了委屈，我就靠在他胸前，撒嬌地 跟他告狀說有人欺負我，然後要他拿槍替我斃了他們！他會含含糊糊地回答說：“好！好！好！”可是後來，他的眼睛只看著遠方，嘴裡唸的常只是一些大陸老家的 人、事、物；再後來乾脆完全不說話。
身 體虛弱的公公進進出出醫院好幾回，直到那一天我正在參加舞臺劇記者會的當兒，接到消息說醫生送他進了加護病房。當我再見到他時，他的全身已經插滿了管子。 第一次，我聽到醫生不是對我說：“過幾天就可以出院了”；第一次，我聽到醫生對我說：“如果可能的話，家屬請不要離開醫院，怕通知不及”；第一次，我聽到 祖母用一種幾近哽咽的語氣求醫生，希望至少能撐到兒孫到齊；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感覺到公公會永遠地離開我。
在 加護病房的那幾個夜晚和白天，我仍然需要工作，我隨身帶著行動電話，每到一個地方就急著確定電話一定收得到。每一次鈴聲一響起，我的心跳就幾乎要同步停 止，一直要到對方的聲音正常地出現我才能回過神來。每次收工衝到醫院，看到祖母還坐在外頭唸經，我才能感受到自己還在正常地呼吸。
漫 漫的長夜裡或者跟祖母一起禱告，或是回憶公公的點點滴滴。等到加護病房會客時間一到，我們才能進去看他。每次進去，圍在他身旁一堆熒屏上的數字就掉落一 點。那一點點，就如我的心被刮掉一塊般。祖母不是握著公公的手，就是摸著他的頭，輕輕地跟他說說話，要他安心，然後在他旁邊為他念經。有時候公公像是聽懂 了似的，看著祖母點了點頭，有時還不自主地流下淚來。我不懂祖母哪來這麼大的力量可以承受這一與她生活了半個世紀的男人即將要離去的事實。祖母要我給他唱 歌，我依偎在他耳朵旁唱《綠島小夜曲》，卻怎麼也唱不準音。他倒也像是喜歡地點了點頭。我撲在他的身上哭了起來，第一次，他沒有話語安慰我……
就在那幾天中，家裡人告訴我，院子裡的那棵桂花樹，那棵跟我公公聊了一輩子天的桂花樹枯死了。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號上午十一點多，他終於不願意跟機器作戰了，熒屏的畫面歸零。
過 了幾天，在替公公整理東西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用過的牛皮紙袋，上頭寫著：“劉若英小朋友收”。旁邊公公還用毛筆附加寫上“代若英孫女保存之郵票一九七一 年”。我都忘記了自己曾經收集過郵票，打開來看，全是一些完完整整一套一套的舊郵票，還有幾張我在讀幼稚園時老師發的只有手掌般大的、上頭印著“獎”的紙 片。所以將軍公公畢竟不是無時無刻只有民族大義，孫女也是很寶貝的。望著這幾個簡單的毛筆字，我彷彿不經意間窺見了他堅毅的軀殼裡那柔情的心靈。而牛皮紙袋，每一個珍惜使用的紙袋，原來可用來包裝他無微不至的心意。
我帶著這份再珍貴不過的牛皮紙袋走出門，看見那棵確已枯掉的桂花樹，竟聞到撲鼻的桂花香。只是，今年滿溢的香氣不再出自院子的桂花樹，而是從更深更遠的地方飄過來，穿過千山萬水，從我公公所在的地方飄過來。
（選自《今年桂花不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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