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棒棒》:苦功是不是用錯了方向

紀錄片電影《最後的棒棒》是在2015年的同名紀錄片劇集的基礎上,進行重新剪輯,以及補充拍攝部分鏡頭之後而成。影片在院線的排片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計並不出人意外,影片在拍攝過程中所下的苦功也很難不讓人心生敬佩(詳見《專訪|何苦拍這樣“太苦了”的片子》),然而看完這部時長99分鐘的“偽”紀錄片,除了對影片中所記錄下的幾名“最後的棒棒”們的生活“哀民生之多艱”,也還是不得不說,影片的質量實在是讓人大失所望。

《最後的棒棒》空有一腔熱忱,專業性嚴重欠奉,是典型的努力努錯了方向,看得人心裡發苦,更看得人心裡發堵。影片或許並沒有無節制煽情的主觀意圖,然而最後達到的效果或者說能夠給觀眾留下的依稀印象,卻只剩下對片中人物命運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既無助於觀眾相對全面地瞭解“棒棒”這一職業行當的歷史發展與演變過程,也無助於觀眾深入思考導致片中人物命運現狀的社會、經濟與家庭、個人因素,為記錄而記錄,格局狹小,連帶著讓影片中流露出的悲天憫人情懷,也多少帶著些居高臨下的道德優越意味,為看慣和看厭煽情節目的觀眾所不喜。

《最后的棒棒》:苦功是不是用错了方向

電影版《最後的棒棒》海報

作為重慶地區獨有的職業,“棒棒”與長江三峽的船伕、北平城的人力車伕、泰山的挑山工、峨眉山的滑竿轎伕一樣,都是特定的人文和地理環境下的產物。“棒棒”這一職業最盛之時,積聚在朝天門碼頭與解放碑附近的從業者不下數十萬之巨。顯然這已是相當龐大的社會族群,其組織形態即便鬆散,也絕不簡單。而“棒棒”們的家庭出身、受教育水平、個人境遇等也自然是形形色色,並不適合一概而論。《最後的棒棒》僅僅提供了“棒棒”這一職業瀕於消亡前夜幾個並不具備代表性的從業者樣本的素描,沒有能力也沒有野心予以人類學和社會學上的探討,其實是浪費了片名,也浪費了拍攝期間積累的大量素材。

事實上,影片中所記錄的幾名“棒棒”,是否還能被嚴格稱之為“棒棒”,也多少存疑。通常“棒棒”這一職業稱謂,指代的是使用繫繩的竹棒作為勞動工具、為不確定的服務對象(尤以家庭主婦和老年人等體力較弱者為主)提供爬坡上坎的重物(如袋裝大米、行李、傢俱、電器等)搬運服務的自我僱傭體力勞動者。影片中的幾名“最後的棒棒”,除了滿足體力勞動者這一特徵,其謀生手段已多元化,而不純是搬運服務。

《最后的棒棒》:苦功是不是用错了方向

《最後的棒棒》劇照

社會底層體力勞動者往往傾向於按日結算工錢,因此工作內容也常常應僱主的需求而隨時調整。從影片所記錄的內容來看,幾名“棒棒”所從事的工種,涵蓋了家政服務員、餐飲洗碗工、拾荒者與廢品回收者、建築工人等多個類別,“棒棒”更像是他們在尚未找到相對穩定的工作時,有一搭沒一搭的“接閒活”,已經很難說是他們主要的謀生手段和收入來源。

電影對“棒棒”招攬業務、爬坡上坎、進行搬運等職業活動的鏡頭展現,篇幅過少,固然可以說是“棒棒”行業日漸蕭條這一現實的真實寫照,但也因此喪失了對作為職業群體的“棒棒”而言,其生活狀態的獨特性的呈現,也讓影片顯得文不對題,和其他的關注中老年農民工群體的紀錄片相比,並無新意與過人之處。

電影多少有刻意渲染“棒棒”們工作環境和居住環境的惡劣程度的嫌疑,即使導演本人親自加入“棒棒”群體,與“棒棒”們同吃同住同出工。這種接近記錄對象和“體驗生活”的態度是誠懇的,但並沒有因此而將影片帶向正確的方向。除了讓觀眾陪同導演一起與紀錄片中的人物“感受苦難”,影片無法讓觀眾真正瞭解片中人物的生活和內心世界,提供的不過是廉價的情感體驗——即使這種情感體驗是真實的,又打著“苦難”的名義。

《最后的棒棒》:苦功是不是用错了方向

《最後的棒棒》花絮照片

影片有不少鏡頭讓人印象深刻,但這些鏡頭中所展現出來的苦難,儘管是城市貧民困窘生活的“慣常”,卻並不能歸罪到“棒棒”這一職業上。影片開始不久,便安排下一個鏡頭,表現“棒棒”老黃用手為客戶疏通洗手間管道時的苦、累、髒、臭。這一鏡頭通過引起觀眾的生理不適,激發起觀眾大掬同情之熱淚。但這一鏡頭背後所暗含的價值取向,經不起細究——掏馬桶當然是苦、累、髒、臭的體力活,但體力活只要合理取酬,一樣光明磊落、一樣值得尊敬。影片實質是基於“掏馬桶是低賤活”這樣的認知,而居高臨下地給與被拍攝者帶有施捨性質的同情。

在價值觀上態度曖昧的類似鏡頭不止一處。影片中的“棒棒”們多日不沾油葷,去餐廳“打包”剩菜剩飯。這一鏡頭看著當然也讓人鼻酸,但“棒棒”們甘之若素,拍攝者與觀者也大可不必藉此發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類的道德說詞。此外,電影導演何苦既然在拍攝之初與“棒棒”老黃講明是“拜師”“入行”,也就不應該在是否平攤兩人當“棒棒”的收入這一問題上推來讓去,倒顯得拍攝者從未將被拍攝對象視作與己平等的一方,而是處處低自己一等,需要被“謙讓”和“照拂”。——指出這點並非質疑導演的善意,然而社會工作者經過多年辛勤科普,已幫助公眾漸次意識到在例如“扶貧”等社會工作活動中應當對居於弱勢一方予以充分尊重和平等對待的重要性,《最後的棒棒》仍然在襲用上個世紀部分地方電視臺製作民生節目時的思路進行悲情化敘事,即使這種思路純是不自覺和潛意識下的,也未免太落後於時代理念。

《最后的棒棒》:苦功是不是用错了方向

《最後的棒棒》劇照

即使並不應該不切實際地冀望一個出於個人志趣而進入紀錄片行當的拍攝者成長為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影片的成品所暴露出來的團隊在拍攝和製作上的業餘水準,也還是讓人大跌眼鏡,不能用“努力”作為藉口而搪塞過去。

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紀錄片往往很難做到完全“置身事外”的純客觀記錄,除非是用針孔相機等進行“非正常拍攝”。行業內對於“擺拍”的正當性也一直存在爭議。然而《最後的棒棒》在部分鏡頭上的擺拍痕跡未免太過明顯,已經嚴重影響到影片記錄的流暢性。

片中的多處對白場景,半生不熟的普通話與本地土話參雜,語速明顯偏慢,人物面部表情也拘謹僵硬,即使不是出鏡者在背事先編排的臺詞,也極可能是其在明知對話被錄像的前提下,下意識地對自己的說話內容予以“包裝”,無論其目的是為了“哭窮”又或者“自我美化”。觀眾無從考證片中所記錄的情節究竟多少出於事實、多少出於虛構、多少是基於事實進行的“情景再現”(法制節目常用的視覺化表現手段),然而由於被拍攝者畢竟不是演員,“演技”生硬,識別起來倒並不難。例如,一處表現“棒棒”讀書看報關心國內國外大事的敘事段落,便做作得異常尷尬;而另一處敘事段落,兩名同住的“棒棒”因為吃飯和洗碗的瑣事發生爭執,煙火氣息濃郁,一來一回的搶白,語速既快,用粗俗俚語夾槍帶棒,也毫無情面,八成便是攝像機記錄下的一次真實吵架,而沒有人為排演的成分。

電影從四百多分鐘的劇集剪輯到只剩下堪堪九十九分鐘,觀眾如果沒有看過劇集,無從知曉被刪減掉的內容是珠玉還是瓦礫。然而電影版裡的“廢戲”實在太多,幾名“棒棒”在勞作之外的家庭生活,被剪輯進鏡頭,也並不有助於豐富對人物的多維度呈現,倒使觀眾分神,理不清各人錯綜複雜的家庭關係。

影片中用來作為換場之用的重慶市區繁華夜景航拍鏡頭,想必是為了電影版而特意拍攝,卻比廣告公司拍攝的旅遊宣傳片還惡俗與缺乏審美——影片或許也想以此鏡頭和“棒棒”們所生活的自力巷形成對照,但並未收到反差效果。多處莫名響起的配樂和旁白,更是牽強和自作多情到要讓人啞然失笑的程度。至於影片最後,突兀地用喊口號的方式進行主題拔高,更只會讓觀眾尷尬。

《最後的棒棒》在剪輯上的混亂與缺乏條理,也連帶著讓觀眾對片中所記錄的人物,除了留下籠統模糊的印象,可能都分不清誰是誰——除了一個名叫何南的“棒棒”。不同於其他幾名漸次步入老年的“棒棒”,何南明顯年輕得多。何南嗜賭、好吹牛、飯量大,有底層貧民促狹市儈的生存智慧,讓人想起魯迅筆下的阿Q。何南曾因為飯量大而被自助早餐店老闆娘“嫌棄”,卻意外地被“網紅”公司相中,一度成為“吃播”。這一荒誕現實的經過,被影片匆匆帶過,其實大有深入挖掘的價值,殊為可惜。何南向狐朋狗友逐一打電話借錢,而逐一被拒,這一段落儘管明顯是擺拍,也不乏黑色幽默——果然有一定的“表演”天賦,難怪在影片裡出場的各個“棒棒”裡,數他最能為觀眾過目不忘。

《最后的棒棒》:苦功是不是用错了方向

《最後的棒棒》劇照

比起電影苦澀的基色,影片主段敘事之間,偶有夾雜的一些市井小“無賴”與小“無奈”,既可引起觀眾間或的笑聲,也更見人性的複雜面,即使都是“小聰明反被小聰明誤”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電影中的“棒棒”們給賣往廢品回收站的飲料瓶裡灌水增重,收到假鈔後想辦法把假鈔給花出去,這些小奸小詐的伎倆,雖然經不起道德考量,但觀眾多少會予以理解的同情。不過影片純以看熱鬧的心態進行記錄,很難說不是在放任觀眾可能會有的幸災樂禍心態,“就這素質,活該當‘棒棒’”,諸如此類。

對《最後的棒棒》予以不留情面的批評,並非是要質疑影片拍攝和製作團隊所下的苦功。然而苦功用錯了方向,就只能是南轅北轍,白費力氣。紀實文學之所以是“文學”,紀錄片之所以是一種專門的電影類型,都因為不是有隻筆就可以寫得出寫得好,有個攝像機就可以拍得出拍得好,而是自有其章法與門道。《最後的棒棒》發現了當代紀實文學與紀錄片創作領域的一個極有價值的選題富礦,卻未能披沙瀝金,就連基本的如實記錄,都做得勉強,更談不上深入洞見世情人心,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

觀眾如果對“棒棒”這一職業人群感興趣,倒不妨重溫1997年的電視劇《山城棒棒軍》。《山城棒棒軍》曾熱映川渝地區,儘管故事出自虛構,劇中的“棒棒”,無論是龐祖雲飾演的“梅老坎”、趙亮飾演的“毛子”,還是王群英飾演的“蠻牛”、陳亮飾演的孟小渝,都是基於真實的“棒棒”群體而提煉出的藝術形象,各有性情,又各有代表性,真正踐行了那句“藝術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

《最后的棒棒》:苦功是不是用错了方向

電視劇《山城棒棒軍》海報

《山城棒棒軍》中的“棒棒”群體,多為進城務工的壯年農村剩餘勞動力,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環境下,早已不被視作“盲流”,收入亦比務農提升不少,因此《山城棒棒軍》的基調是昂揚的,如主題曲中所唱,“一根棒棒求生活,有鹽有味不寂寞”。《最後的棒棒》所記錄的年代是2014年,離《山城棒棒軍》中故事的發生年代已經過去了近二十年,是“棒棒”行業被時代淘汰殆盡後所留下的尾聲與餘波,難免苦澀消沉。影片中人物命運的浮沉固然讓觀眾揪心和牽掛,然而時代畢竟在進步,“棒棒”們棲身的自力巷被拆遷,換來高樓平地起與各人生活境遇的改善。電影最後的主題昇華,雖然突兀得不像是真實的,倒有了幾分小人物命運折射時代波瀾壯闊進程的況味。如果將《最後的棒棒》視作對逝去過往的輓歌,輓歌過後,總還是歷史掀開的新篇章。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