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在復旦的時候，和預防醫學的同事做了回同學，這才學到了“治未病”這個詞。現在大家都瞭解，孩子打疫苗就是預防那些“瘟疫”病的主要手段。恰巧手上有一本書與此有關，不僅談到小小的病菌，談到病菌對人們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還談到了我們這些天刷屏背後的心病——權力。
我們的“分級歷史”公眾號前兩天才推薦過《麥克尼爾全球史》（1962年），這是威廉·麥克尼爾的成名作，不過那時他名聲還不夠大，直到14年後，他的《瘟疫與人》出版，麥克尼爾才真正成為世界級的史學家。
1967年，克羅斯比發表了一篇16頁的小文章《征服者與瘟疫：第一次世界性流行病與印加帝國的衰亡》。文章中，他說起，在歐洲，天花已經是一種地方病了，每年穩定致死3%-10%。這對於當時的歐洲人來說，這個死亡率還不會導致文明的滅亡。當歐洲征服者到了美洲之後，帶去的天花襲擊了“與世隔絕”的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其死亡率之高，基本就滅亡了印加文明。1972年，克羅斯比將他的研究擴展成了《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一書，震撼世界。必須承認，麥克尼爾深受克羅斯比的影響，不過一位有創造力的史學家是不會只模仿克羅斯比的思路的。
1976年《瘟疫與人》出版，麥克尼爾把人類文明分為狩獵時代、上古農牧業時代、歐亞文明時代（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蒙古帝國時代（1200-1500年）、跨洋交流時代（1500-1700年）、近代醫學實踐時代（1700年至今）。他要談談在不同的世界歷史時期，傳染病的影響，病菌與人類的互動史。
如果只看到作為生物體的病菌和人類之間的關係，那就算不上智慧的麥克尼爾了。在該書中，麥克尼爾先是盯住了“實在之物”，即病菌的存在與傳播途徑，之後就將它視為一種比喻體，盯上了人類的頑疾“權力慾望”：征服與統治。為此，麥克尼爾創造了兩個概念來統轄全書：“微寄生”與“巨寄生”。
簡單的說，病毒、細菌這種微寄生物與其宿主（包括人類、鳥類、鼠類等等，抱歉，不懂生物學用語，只能用用口頭語）存在的寄生關係就屬於“微寄生”要討論的。例如，人要是沒有被病菌殺死，往往是因為它激發了人體免疫系統，免疫系統要麼殺死了病菌，要麼和它達成了平衡共存。
巨寄生指什麼呢？我們都瞭解生態平衡和食物鏈的概念。麥克尼爾說：“當食物的生產成為某些人類社群的生活方式時，一種可調節的巨寄生方式就成為可能。”這句話引導出來了麥克尼爾的創新之處。人類社會中，就存在著“食物”與“生存”的關係。想想我們自身是如何思考“食物”與“生存”的問題的？想想在我們身處的社會系統之中，誰從你這兒獲得“食物”，而你自己又如何賴以生存？或者說，你以誰為“食”了嗎？誰又以你為“食”呢？這樣，我們就很明白，寄宿在我們身上的那些病菌是誰。
蠶食孩子和家長、蠶食弱者，“巨寄生”無處不在，它是征服與統治的代名詞。
人類的智慧有一些滑稽之處。對於微寄生，科學家們研發了疫苗，牢牢地把一些流行病控制住了；對於巨寄生，人類也想控制，但進展緩慢，以至於我們今天還能夠看到，有的人可以通過玩弄疫苗，來體現他們在巨寄生系統內的殘忍，他們把自己命名為“病菌”。
生命對於每個人是何等重要，但他人的生命對於某些作為“病菌”的人而言，只是他們的宿主。可是，我們的文化裡有沒有可激活的免疫系統？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天花每年致死歐洲人3%-10%，在中國的歷史中，人們在巨寄生系統裡是不是也達成了這個平衡？後來，近代科學進步了，天花幾乎被預防醫學滅絕了，可是我們還沒有為巨寄生系統中的這些“天花”找到疫苗。可見，近代科學的進步代替不了人文的進步，我們的人文，的確還停留在前近代。3%-10%死亡率，這在古代，或許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概率，今天，我們不能接受了，至少我們需要努力，將那3%-10%的致死率降低到0.3%吧。這是一位研究生物與歷史的學者可以給我們的啟發，“巨寄生”才是人類真正面臨的問題。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