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顧準文集》，他寫道，在古希臘，“學問不是‘貨與帝王家’換口飯吃的玩意，而是一種個人的創造活動，這才能夠產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視自己內心世界的思想家。（中國古代的）專制政治不可能設想這種知識的出路，知識無非‘求祿’”（《論孔子》）。他又寫道，“‘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註定了。知識分子不滿意這一套，只好像賈寶玉那樣當和尚去……在西方，政治權威不是至上的權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過那種‘和尚’是研究科學、寫哲學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門，精研幾何、邏輯、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不著。中國，除了倫常禮教，沒有學問。專心知識，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權，只好走老莊禪佛一路”（《科學與民主》）。
閱讀至此，感慨不已。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大約可分兩類：一類是做官的，一類是不做官的。而在不做官的當中，又有做不了官和不想做官的。後者少之又少，史書上將其歸為“隱逸”“逸士”。今日得閒，就把《二十五史精華》中的“隱逸”部分通讀一過。再參照顧準對古希臘知識分子命運的分析，不禁為中國古代這部分知識分子的命運感慨不已。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專制統治下，假如你不把所學知識“貨與帝王家”，簡直沒有出路。而歸隱便是這其中一條若隱若現、充滿荊棘的羊腸小道。《後漢書》《逸民列傳》中這樣概括道：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表面看，隱居是一種主動的行為，其實不然。隱士們之所以這樣做，全是不得已而為之。或為了保全身家性命，或不願“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或對現實政治不滿，以此作為一種不得已的抗議。要知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假如讀書而不做官，那也就自動甘居下流了。范蠡輔佐勾踐滅了吳國後，看穿了越王的為人，棄官不做，泛一葉扁舟於江河湖海之上，後來還成了富可敵國的大商人，這是非常稀少的例子，而且商人的社會地位也不高。有些知識分子不能醫國，就去醫人，但看看華佗的下場，你就知道得罪政治權威是個什麼下場了。無奈之下，只好隱居，絕不與現實政治發生任何關係，哪怕生活清貧一些也沒有關係。
可以這麼說，但凡隱居者，都是些擁有獨立人格的高尚之士，他們或博覽群書，或德性高尚，或多才多藝，為鄉里所稱。他們隱居以後，雖說也留下了大量的詩歌、書畫與專著，比如陶淵明、陸羽等。但對於大多數隱士來說，所學非所用，隨著他們的辭世，其一肚子學問也就隨之帶進了墳墓，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大的浪費。
在西方，教會是與政治權威抗衡的另一種權威，知識分子不滿意現實政治，可寄身教會，衣食無憂地研究科學、哲學、自然科學等等，自得其樂的同時，也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則沒有這麼幸運，一旦選擇了隱居，則衣食住行皆成了問題，要親自“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了。並且，除了琴棋書畫及研究儒道學問外，更無自然科學的內容可供他們研究（無此傳統，即使研究了也沒有出路），其內心的苦悶，可想而知。
好在中國自古就有這個傳統，帝王允許這些採取不合作態度的知識分子逍遙於世俗生活之外，如堯時的許由，周時的伯夷、叔齊等，算是給這些人一個出路。漢光武劉秀就曾下詔：
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隱士中也有具清醒政治頭腦者，如東漢桓帝延熹時的漢陰老父，當漢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只有他“獨耕不輟”，當尚書郎張溫問他這是為什麼時，他回答：
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採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
一席話直說得張溫“大慚”。
更有南郡襄陽人龐公，面對荊州刺史劉表的責問“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這樣回答道：
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何等理直氣壯的隱逸者的宣言！
只是可惜這些知識分子，因種種原因，既不能從政，又不能進行專門知識的研究，而默默終其一生，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巨大損失。
（圖：度郎 稿件：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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