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掀起关于历史、宗教、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热烈讨论，人们开始关注当时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一群宗教徒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留下的刻板印象——远离世俗，“不食人间烟火”“视钱财如粪土”，正在“埋头苦干”，努力工作挣钱，游走于市井街巷，不断积累财富。
这些人便是这本社会学著作所书写的对象——那些以工作为“天职”的新教徒。在韦伯看来，这些新教徒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宗教气质，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动力。
丨马克斯·韦伯德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与卡尔·马克思齐名
其人其书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一生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此人“上知神圣，下达世俗”，既关注于探究神秘的宗教现象，又论及众多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行为，对后世影响巨大，与卡尔·马克思、爱米尔·涂尔干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韦伯于1864年出生在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青年时代，先后进入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和柏林大学就读，学习法律、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等。获博士学位后，韦伯先后获聘为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教授。
1903年，韦伯与同事维尔纳·松巴特创办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并在期刊上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其中就包括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克斯·韦伯参加军队服役。1919年，韦伯应聘为慕尼黑大学教授。1920年，韦伯在慕尼黑逝世。
韦伯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等诸多学科，主要论著有《中世纪商社史》《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国家法和私法的意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犹太教》等。
“神秘力量”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书于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在韦伯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具有独特的属性，不仅遵循获利动机与货币核算的一般常态，更引人注目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中存在的理性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兴起，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来追求财富，不是对财富的无限贪欲，而是对无限贪欲的抑制及理性调和，其获利行为是和平中寻求获利机会，理性中追求赢利。简而言之，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在韦伯看来，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特性依赖于某种能力和气质，这种能力与气质则深受宗教力量，以及其中的伦理责任观念的影响。这种“来自西方的神秘力量”究竟如何促进“君子气质”的形成？二者之间有何关系？这便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讨论的主要问题。
丨16-17世纪基督教国家出现的教会革新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对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发起猛烈攻击。这场运动被认为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旗帜下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
经过详实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加以缜密的逻辑推理，韦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基督宗教的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宗教徒，勤勤恳恳工作，与习惯于劳作的态度不一样，他们追求财富却又富有理性，努力劳动却不是为了满足贪欲，这种视劳动本身为目的的态度，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发展了资本主义精神。为了论证这一设想，韦伯从新教的“天职观”与“苦行主义”两方面层层推进，“以理服人”。
“工作使我快乐”
所谓“天职观”，是指以劳动本身为目的，视劳动为天职。这种“天职观”是教育的产物，传统主义认为挣钱是屈从于习惯，并不是什么“天职”，那么“天职观”是不可能来自于传统主义的教育。
“天职”是随着宗教改革而出现的崭新思想，韦伯认为天职观念基于新教的核心教义，即完成个人在尘世中的位置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人的天职。
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认为，履行职业劳动是教会兄弟之爱的外在表现，职业劳动是践行耶稣教导与命令的必行之道，
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
丨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抨击罗马教皇出售赎罪券，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之后改革运动在欧洲各国迅速展开
把尘世生活视为使命，这一宗教动机无疑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新教徒笃信唯有履行这一天职才能得到灵魂的救赎，获得救赎是所有基督教徒永恒的盼望与追寻，
为了达到彼岸的救赎，就必须在此岸践行上帝的教诲，唯有此岸不断地努力，才能得到彼岸的赏赐，即救赎。在韦伯看来，这种“天职观”无疑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资本主义伦理最重要的特征是职业责任。人们并非天生爱挣钱，资本主义精神不是贪婪和对金钱无法抑制的冲动，促进获利需要通过责任感以及工作态度，这就是“天职”观念。
那么谁具有这种天职观？韦伯根据职业统计数据发现，商界领袖和资本所有者以及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绝大多数是新教徒，职业分布体现出宗教关系与经济状况两者之间的关系：天主教徒倾向于接受人文主义教育，他们乐于留在手工业行业之中；新教徒则倾向于前往各种现代工厂工作。
丨17-20世纪陆续颁布的资本主义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其结果是新教徒更多地继承了财富并拥有更多的所有权。这一现象，归根究底是由于两者所处社区、家庭的宗教气氛差异甚大造成的，宗教气氛决定职业选择，决定其职业生涯。“新教徒宁愿大饱口福，天主教徒则更想安然入睡。”
也就是说，韦伯认为从新教徒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的职业气质与获得的经济盈利来看，这些新教徒必然具有某种“独特气质”，这种气质促使他们积累财富，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种气质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这种气质便是“天职观”。
“工作也是修行”
苦行主义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斯多亚派中，他们主张要将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限度，仅仅保留最基本、最自然的需求，提倡一种回归自然、没有欲望、内心平静的生活，后来逐渐与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有的宗教徒认为，苦行主义的生活能够更好地抵抗来自世俗世界的不洁诱惑，能够更加亲近神灵， 使自己“分别”出来，显示出出世的态度。
韦伯所说的苦行主义，是指基督教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对于信徒的心理约束力。“预定论”是加尔文宗的核心思想，分为“堕落前预定论”和“堕落后预定论”，无论“前预定论”还是“后预定论”，都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上帝早已预定了一部分人永恒的生与另外一部分人永恒的死，前者称之为“选民”，后者则为“弃民”。
丨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
根据韦伯的分析，加尔文宗认为，为了获得这一“拯救的确证”，人们需要通过辛勤劳作，荣耀基督的生命。是否得救的焦虑常常使得信徒陷入孤独与忧愁之中，于是他们在生活中严守职责。天主教徒则不同，私人告解可以给予阶段性的罪恶感释放，他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忏悔与哀恸，获得饶恕与自由，甚至出现了中世纪恶名昭彰的赎罪券。加尔文教徒只有通过“做主的工作”来释放自身压力，而且这还不是单一的和暂时性的，而是系统性的和永恒性的。
辛勤劳作、创造财富、积累财富，这是在进行宗教修行，是在世为人所应做之事，不是为了地上的财富，而是为了天上的财富，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乃是为荣耀神。这是一种入世的苦行主义，不同于修道士在修道院清贫节俭的生活，也不同于天主教徒奉祈祷、诵唱为重点的灵修生活。
韦伯认为，天职中的劳动是一种苦行主义，财富会使人懈怠，因财富增加而离经叛道的教徒比比皆是，然而工作能解除疑惑和堕落，将劳动本身视为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能使信徒随时保持清醒，明白勤勉工作和积累财富都是上帝的旨意，工作修行是苦行美德，是证实神圣恩宠得救之确证，为上帝而劳动，依上帝指示获利，而不是为了财富而冲动。教徒以工作积累财富，也在修行中进行着宗教实践。
丨加尔文宗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又称为“长老宗”“归正宗”“加尔文派”。图为“五月花”号上的
最后韦伯得出结论，苦行主义完成了促进物品生产的使命，资本主义精神由于它的影响得以发展。但是很快，资本主义更加依赖机械，已不再需要苦行主义的支持。至于资本主义精神失去苦行主义的支撑是福是祸，要在时代的检验之中才能知晓。
反对与启发
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韦伯的观点。麦克勒尔在《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及其特征》一书中，就引用加尔文本人的言论，以证明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精神不仅不是促进，反而是阻碍。
美国华裔学者杜维明在《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一书中，也分析了儒家伦理与现代精神之间的关系，认为并非只有资本主义精神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中国学者对于韦伯思想也有批评。有些学者分析指出，按照韦伯的分析逻辑，中国因为不存在与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宗教伦理，所以，中国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这明显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韦伯的研究曾启发了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就明确说，他探讨中国“儒商”们精神世界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论文集就是受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他一方面，并不赞同韦伯对中国社会的评论，另一方面又认为，韦伯探讨问题的方式，对认识中国历史，有很大帮助。
读此类书籍，既痛苦也快乐。痛苦在于要花费脑力、心力、时间，沉浸下去才能读懂一二；快乐在于每本书都是一场思想的盛宴，借由它们，平凡人得以突破自己智慧的局限，从现象进入本质，更深地理解社会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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