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常餐廳中不尋常的一夜
木質地板，黑鋼天花板，深深淺淺的棕色傢俱，聖路易斯的柯克伍德車站酒館與其他美國餐廳並無二致，四臺液晶顯示屏同時播放著實時新聞或重要的體育賽事，讓人們在一天的辛苦工作之餘，可以與朋友在這裡暢飲小聚。
但是今晚，2015年9月最後一個星期三的晚上，人們似乎不是來這裡看棒球賽的，許多人不惜穿越幾十公里來到這兒，為了學習地質科學：岩石變形研究——壓碎岩石來探尋地球內部的奧秘。
除少數人外，大多數觀眾都參加過這樣的“科學在身邊”活動，他們會專注地聆聽主講人講授並積極與其互動。當天的主講人菲爾·史凱墨（PhilSkemer）是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的地質學教授，他向觀眾分享自己第一次一手拿著麥克風，一手端著啤酒做講座的場景，博得臺下陣陣笑聲。
史凱墨教授的講座是很好的向非專業觀眾進行科學傳播的例子，他很擅長運用類比來將晦澀的知識變得生動，比如在解釋加熱岩石來檢測粘性的時候，他說“烤麵包機就像是一個通過石墨來傳播電流的設備”，他的講授中充滿奇聞軼事，比如他將橄欖石（Olivine）說成是十月（October）出生的石頭。原本難懂的科學通過他的講授變得生動易懂，連餐廳服務員都被深深吸引了。
科學在身邊
“科學在身邊”是由華盛頓大學辛西婭·惠克爾曼（Cynthia A. Wichelman）教授發起的活動，每月一次，這也是科學咖啡館的本地化嘗試。
科學咖啡館興起於英國利茲，並逐步在英國其他城市及北美傳播開來，至今已有超過15年的歷史。科學咖啡館的流行使得人們不論職業，只要對科學感興趣，都能每月聚在一起，在品嚐咖啡或茶的同時，與業內人士探討最新科學和技術發展。
本質上來說，這種活動讓科學家有機會與非專業觀眾對話，通過輕鬆愉快的方式，共同討論他們的研究和發現，這是許多科學家多年來都在試圖創造的機會。
但並不是所有的科學傳播都必須在“科學咖啡館”這樣的實體環境中進行，科普作家和博客撰寫人同樣是科學傳播的有效主體，臉書（Facebook）中的“我愛科學（IFLS）”主頁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到2015年11月底，IFLS共有22,751,460位粉絲，正如它的名字，IFLS為科學愛好者提供了接觸科學的平臺，讓他們可以定期瞭解科學前沿知識，並向世人大聲地說出“是的，我就是熱愛科學！”
除此之外，科學還可以通過政府機構（比如美國國家航天局）、科技協會或者學術期刊來向公眾、媒體和政策制定者們進行傳播。然而，也有一些不嚴謹的科學傳播，常常會違反最基本的科學規範，這包括，對批判和自我校正的擁護，對研究方法和數據侷限性的說明，對證據的闡述以及對關鍵術語的定義，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教授賈米森（Jamieson）也在一篇文章裡表達了對這種情況的憂慮。
科學傳播者面臨的挑戰
事實上，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層面，科學傳播還面臨許多問題與挑戰。
微觀來說，在我們通過信息做判斷時，會產生一定的認知偏見。其中之一就是共同知識效應，這種效應誇大了我們與他人共享知識的程度，同時，也造成了溝通中的差距，使我們無法說出那些不那麼明顯的事實。另一個則是錯誤共識效應，我們往往會高估別人同意我們觀點的程度，實際上，儘管所得到的信息相同，不同的人還是會有不同的判斷。
宏觀來說，科學傳播者不僅要吸引公眾對於科學和技術問題的注意力，還要對其“加以正確引導”。這裡就有一個誤導公眾的例子：2004年禽流感H5N1病毒曾盛行一時，這種病毒可以通過禽類排洩物或血液向人類傳播，在疫情得到控制後，研究人員對於健康專家和技術專家進行了調查研究。
兩組人員的調查結果顯著不同。其中一個問題是讓兩組專家判斷禽流感病毒在未來三年變異為人際傳播的可能性。健康專家顯得比較理性，給出的結果是10%，而技術專家在參考了健康專家和媒體觀點後，更傾向於憂慮的一方，給出了近70%的可能性。在進化論、氣候變化和幹細胞研究等問題上，也經常會出現科學共識與公眾感受不符的情況。
我們需要“科學的”科學傳播
2012年，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迪特蘭·舍費爾（DietramA. Scheufele）在《“科學的”科學傳播》學術研討會上，分析了一些科學傳播中常見的直觀假設，並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這些假設的錯誤性。
舍費爾教授首先談到了知識“缺失”模型，也就是說“公眾對於科學技術的懷疑與敵視都是由於信息缺失所引起的”。這一模型假設，如果公眾可以獲取足夠的知識，就能夠消除對科學的懷疑，但舍費爾教授和他的同事們通過實證研究，推翻了這一假設。
以幹細胞研究為例，舍費爾教授實驗發現，宗教虔誠度低的人中，掌握一定科學知識的人比不掌握的人對幹細胞研究的態度更積極。實驗還發現，對宗教虔誠度高的人來說，科學知識的掌握程度並不會直接影響其對幹細胞研究的態度。也就是說，公眾的知識水平對科學傳播的效果有一定影響，但並不絕對，也要考慮其他因素的作用。
舍費爾教授提到的第二個假設是公眾對於科學家的不信任。但是根據2007年的一項民意調查，公眾對於科學家的信任要遠高於對於媒體和宗教機構的信任。比如納米技術的益處問題，公眾最信任的信息來源便是高等教育機構的科學家。全國民意研究中心也有數據顯示，在過去30年中，公眾對於科學家的信任程度一直是最高的。
舍費爾教授提到的第三個假設是，在科學問題辯論中，人們必須“像科學家一樣思考”，也就是說，人們要用科學家一般的嚴謹度來打磨自己的論據。除去普通人並沒有接受相關的教育不說，舍費爾教授還從以下三個方面解釋了這個假設的不合理性：
第一，非專業人士對於一些科學問題的看法往往會受到自身認識的侷限；第二，即便是真正的科學家也不可能總是“像科學家一樣思考”，他們的判斷也會被其政治立場所左右；第三，媒體對於科學問題的描述與呈現會嚴重影響我們對於科學的認識。比如，大多數人在生活中都沒有機會接觸一位真正的理論物理學家，所以他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理論物理學界都是像《生活大爆炸》中謝爾登（Sheldon）和他的朋友一樣的人。這也是大眾傳媒影響我們認識的一種體現。
在發言的最後，舍費爾教授強調，今後實證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公眾怎樣接受並消化科學傳播的內容”。他說，科學傳播者、研究機構和政府需要“圍繞新興技術進行持續努力”，建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正式化對接”。毫無疑問，這將是一項歷時長久的艱鉅任務，但好消息是，這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這將會使我們及我們的後人能夠真正享受科學帶來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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