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豐年 蔣立冬繪
人生的音樂
老樂迷辛豐年確實是有資格談音樂的。他對音樂的痴愛，用驚天地泣鬼神來形容也不算太過分。他的家庭同音樂毫不搭界，他的青少年沒有什麼音樂氛圍，更糟糕的是，他連初中二年級都沒有上完。60多年前，他讀到一本豐子愷所著音樂普及讀物中關於《月光曲》的描寫，心嚮往之，想方設法買來唱片，這一聽非同小可，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開始了自學音樂的生涯。一開始的時候，他向同學借了一隻小風琴，買了開明書店出的《洋琴學習法》和《洋琴名曲選》，摸來摸去，竟然硬是把《月光曲》給磕磕碰碰地摸出來了。辛豐年的哥哥有一把從來沒有拉過的小提琴，他也拿過來，沒有什麼教材，就知道豐子愷《音樂入門》上提到過的“GDAE”的定弦，慢慢地也能拉一些“故鄉的親人”之類的民歌了。這還沒完，他又開始自學古琴……
但是辛豐年心中還有一種更大的音樂，那是歷史和理想的聲音。他自學音樂，也自學唯物主義，積極參加抗日青年組織的地下活動，最終偷渡到了解放區，參加了革命的隊伍。在那些艱苦轉戰的歲月裡，辛豐年一直對他的音樂忠心不貳。那個時候，他非常相信巴托克關於民歌是音樂真正的靈魂的說法，部隊每到一個地方，他就拿著筆記本到處採集民歌。當形勢開始好轉的時候，他偷偷地與尚在國統區的家裡取得聯繫，託人把一些鋼琴譜帶了出來，塞進了行軍的背囊。1949年，部隊解放了蘇州，他專程去拜訪了劉雪庵先生。劉先生就是《何日君再來》的作者。那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劉雪庵先生正在蘇州社會教育學院給學生講授和聲課，教室就是拙政園裡一個四面環水的亭子。辛豐年立在亭子外面，一直聽到下課人散，然後進去向劉先生請教，問了他一些關於中國和聲的問題。在蘇州他還拜訪了錢仁康先生，向他借了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響曲》的譜子回去連夜抄寫，可惜還沒有抄完部隊就上路了。
解放後，辛豐年在福州軍區文化部和報社工作，他還是把省吃儉用的錢和所有業餘的時間都用在了書和唱片上。文革中，因為家庭出身的緣故，辛豐年吃盡了苦頭，被開除黨籍和軍籍，遣送回原籍勞動改造，在一個公社磚瓦廠裡剷煤和揀草根，月薪24元。就在那最艱難的日子裡，辛豐年依然痴心不改，竟然把電唱機的機芯藏在一隻紙箱子裡，輾轉千里，和幾張死也不肯拋棄的老唱片一起帶到了改造地。我那時候有幸和他在一間頹破的草頂屋子裡生活過幾年，房屋的牆壁被煤油爐燻得漆黑。後來我們搬出來不到一個月，那間屋子的西牆就倒塌了。我還記得，如果是上日班的話，到了晚上，辛豐年常常會拿出他自學了幾十年的小提琴，拉聖桑的《引子與迴旋》、德爾德拉的《回憶》、舒伯特的《小夜曲》，而窗外則會聚攏不少好奇的眼睛和耳朵。
也許是受了辛豐年的影響吧，我後來也變成了一個音樂愛好者，我也接觸過不少喜歡音樂的同好，可是我確實沒有遇到過一個像辛豐年這樣愛音樂愛得如此深切的人。他愛樂真的可以說是愛到骨髓裡，音樂是真的滲透到他的靈魂裡去了。不過，即使是愛樂成痴，是否就有資格來對音樂說三道四了呢？當然不見得。音樂是一個很特殊的東西，它是給人“聽”的，不是給人“說”和“讀”的，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難“講”清楚的東西。很多談音樂的文字，我覺得真是越說離開音樂越遠。但是辛豐年的文字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拉短了我們和音樂的距離，在他的筆下，抽象縹緲的音樂變得可觸可感，平易近人，讓我們可以從容出入。無論如何，辛豐年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文字。那是一種日常、親切、樸素而又感性的文字，一種飽含樂音的文字。我有時會想，這樣的文字固然是深厚的文史功力錘鍊得來的，但會不會也是因為長期受了音樂的浸潤而獲得了樂器般的音色？辛豐年談樂的文章會讓我們產生這樣的幻覺：也許語言文字和音樂之間的鴻溝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巨大。我們有理由珍視這樣的文字。
從新世紀的標準來看，辛豐年的音樂口味不是沒有問題的。他對現代派的音樂坦言“聽不懂”，對某些音樂家的看法也失之偏激。由於歷史和物質條件的限制，他聽賞的範圍不算很廣，一部作品可以幾百遍地聽，但是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則知之不多。這裡面也是有太多的無奈，因為即使是到了90年代，他還是主要依賴磁帶、收音機、和自己的彈奏。還有一點有爭議的是，辛豐年談的不是抽象的象牙之塔中的音樂，在他的音樂文字中有太多的歷史和個人的感受和想象。我自己算是“純音樂”派，認為音樂最高的境界就是音樂，同其他東西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知道，辛豐年之熱愛音樂，同他愛歷史、愛生活、愛人類是一個意思，所以我尊重他對音樂的理解。
音樂就是一切，一切都是音樂
其實，我是最早對辛豐年的文體和修辭提出批評的人。在某篇文章中，我認為辛豐年的文字過於錘鍊，文氣太緊，信息量過於密集，總是夢想把大量的內容濃縮在最少的文字中，有峻急之嫌，犯了時文的大忌。其實這樣很是吃力不討好，要讓讀者始終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把讀者搞得很緊張。所以辛豐年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家。但是他的寫作態度極端嚴肅，誠實，敬業。
這是指他過去在《讀書》上的文章。最近幾年，他寫得少了，因為８０多歲了，有嚴重的帕金森氏症，手抖得很厲害，寫起來非常吃力。有時候我真的希望他一個字也不要寫了。但他還是在寫。收在這個集子裡的，都是他最新的文字。這些文字比過去的怎麼樣？
對某些人，我永遠有堅定的信心。這樣的人真是越來越少啦，但是這樣的人永遠存在，其實這和他是不是我父親沒有關係。不要指望辛豐年這樣的人會拆爛汙。永遠沒有這種可能。我有時候真的覺得非常感謝他，卻不知道到底要感謝他什麼。
還是要自我剋制一下，否則又要搞不清楚自己在寫這篇文章時候的角色了。回到主題，辛豐年這些最新的文章到底怎麼樣？ 沒問題，還是那種融樂感，樂識，歷史，個人經歷於一爐的錘鍊文字，信息量依然密集，但是這裡面有一些很不一樣的東西。他的風格變了。
怎麼說呢？從前他的文章也很個人化，但是有一種分明的緊張，有一些過多的雕琢和剪裁。我知道他從前一篇小小的文章也往往要改好幾稿，每一稿都要認真地用圓珠筆在稿紙上謄清。現在的這些文字呢，大家可以品味一下，更多的是自由靈動，隨意揮灑，韻律和節奏變化多端，不拘一格。那種意思，是更加親切而可近。字裡行間每每有出其不意的靈光閃現，讓人驚喜而微笑。
據說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寫到第七卷的時候，進入到一種"海闊天空我自飛"的境界，我估計就是差不多的意思。或者，換用一種音樂的說法，《讀書》時代的辛豐年，風格接近貝多芬。走進新世紀的辛豐年，風格更接近莫扎特。不去爭辯孰好孰壞，一個八旬的老人，依然努力進取，努力求知，努力超越，這是難得的。
朋友們如拿到這本書，我建議可先翻到《處處有音樂》這一篇，便知道上面我這些話的意思。這篇小文，從張愛玲的《封鎖》談到音樂的"活"，談到《羅馬泉》的"神"，談到張岱，又從魯迅的"瘦"談到浪漫派音樂的"肥"，再回到張愛玲的"立體"說，用老柴的《胡桃夾子》來印證，從這裡又說到中國的山水畫。從希爾頓的小說《再會，契普斯先生》中聽出敘事曲，又聯想到《浮生六記》，最後在宋徽宗的《草書千字文》中"看"到快板(Allegro)的速度。當真是天馬行空，酣暢淋漓，那樣的文字，可以說是與他所講述的對象融為一體，難分彼此，而全篇不過三千來字。
愛音樂，愛文學，愛書法，愛繪畫，更愛生活和歷史，這是辛豐年不變的主題。
又如《瓦格納造訪羅西尼》，從內容看是對同名書中兩大師會面情景的濃縮敘述，我卻懷疑比原書還要生動具體可感，當真是情景交融，繪聲繪色，當事人的語氣和心態呼之欲出，如在眼前，可視為一出活戲劇。更難得的是這劇中分明還有第三個角色，那就是辛豐年！
辛豐年談音樂，確已近臻化境。反正在他眼裡，在他耳中，無一不是音樂。比如我在家中與他閒談，外面某人騎車而過，車鈴響時，辛豐年會一躍而起，到鋼琴邊按一個音，然後欣慰地說，是高音C5，相當準（或不準）。
就連音樂辭典他也會看得津津有味。1980版的格羅夫音樂大辭典，20卷，2000萬言，辛豐年就像卞之琳《白螺殼》中的那條銀魚，從A一直穿到Z。我不知道全世界有幾人把這鉅著通讀，但我知道他是真的讀完了，某些辭條還不止讀了一篇。比這更不容易的是他讀完了辭典也沒有變成冬烘先生。我相信現在的人不會傻到再去通讀格羅夫的，但是別擔心讀了辛豐年的《閒話格羅夫》會變傻。感受感受這篇談辭典的文章中的靈氣，趣味，和感情吧。
書裡也有很多地方提到自己愛樂的歷程，在一個個艱難的時代，紙上彈琴，夢裡聽音，多少熱情，多少渴望，多少遺憾！不知道現在的朋友們能從中讀出什麼樣的幸福，什麼樣的苦難？今天，寫音樂美文的好手越來越多了，我常常驚歎於他們對各種版本、風格、指揮家、演奏家的精通，但是很少在他們的文字中看到像我的辛豐年那樣對音樂的無限的熱愛。有時候我會想，他是不是愛得有點過分了。音樂值得一個人這樣去愛嗎？
但是瞭解辛豐年的人都知道，他愛的不僅僅是音樂。讀一下《美食可膩，人樂偕老》，我就會想起"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就會知道他愛的音樂，就是人，就是生活，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到了這個程度，很多東西之間的界限就開始模糊了，對辛豐年來說，音樂就是一切，一切都是音樂。
像音樂一樣美好
無論在他生前身後，我想到父親的時候，最常有的感覺是驚奇：世上怎麼會有這樣的人，世上竟還有這樣的人。我不是感嘆他的學問有多好，文章寫得有多好，而是驚訝還有這麼好的人。
我當然知道，作為一個兒子，用“好人”來形容自己的父親，這沒有什麼意義，在今天更是如此。在一個假道德、非道德、反道德、後道德混雜的時代，對道德的冷感和犬儒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對道德理想主義依然抱有信念，因為我身邊確實有一個真實的例證。
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也是接觸過他的所有人的印象。中國人有替他人揚惡隱善的習慣，通常對文化老人會有溢美之詞，但是我看別人寫他的文章，深知對他的所有美好回憶都是真的，而且只是滄海一粟。
驚訝之餘，必有疑惑。我常常想他那樣的人究竟是怎樣煉成的。是父母教的嗎？好像不是。他的母親很早就去世，他的父親是一個威嚴而粗暴的小軍閥，民國時代做過上海警備司令兼上海警察廳長和上海衛生廳長——我小時心目中標準的“壞人”。是學校教的嗎？他初二就肄業了，其後全靠自學。
那麼是另一個巨大的熔爐嗎？他確實像同時代的許多青年，響應了時代的強烈呼喚。對於家族，父親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羞恥感和贖罪心，這種原罪的意識，從四十年代接觸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盡苦頭，一直到發家致富光榮的改革開放的今天，他從來沒有改變過。
還有家國之恥。父親說，他當年跑到解放區，是因為家不遠處和平橋就是日本憲兵隊，每次經過那裡都要向日本人鞠躬，感覺非常屈辱。他總是繞道躍龍橋，避開日本人。他也不喜歡蔣介石，因為常去鄒韜奮的生活書店看進步書籍，特別在青年會圖書館（在大世界隔壁）看了華崗的《大革命史》，痛恨蔣的屠殺，從此對國民黨幻滅。
但是最直接的動因，是一本叫《罪與罰》的小說，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0年的時候父親有一天打電話說他把這本書的英文版又看了一遍。他還告訴我，當年他投身新四軍，最初不是因為讀了馬克思的書，而是因為震撼於《罪與罰》呈現的罪孽。無論如何，推動父親一路走來的是一種對人間的絕對正義的追求，一種刻骨銘心的悲天憫人的情懷。他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道主義者。
還有音樂，終生自學，終生摯愛。戰爭年代，父親在部隊所到之處，會尋訪當地音樂人，向他們請教和借樂譜抄寫。在他的行軍揹包中，還放著德沃夏克新世界交響曲的總譜。原江蘇文聯秘書長章品鎮先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1945年他們一同從上海坐船到蘇中分區參加新四軍。兩人相約仿效巴托克，隨軍每到一處，即以紙筆記錄當地民歌。我曾見他們在異地交流採風的信件。對於他們那一代的文藝青年來說，革命是最浪漫的詩篇；對父親來說，革命是最宏偉的交響樂章。
雨果在《九三年》中說：“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我父親的一生，實踐的就是雨果的這句名言，並且再加一句：在這兩者之上，還有一個絕對美好的音樂。
我的父親辛豐年
辛豐年是怎麼樣的人呢?比較難回答。不過我們可以從辛豐年不是什麼開始。辛豐年不是音樂家，不是音樂評論家(在中國，音樂評論家還沒有出生呢)，不是作家，不是評論家，不是學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識分子，因為他的學歷是初中二年級輟學，在今天，無論去哪裡應聘，都會比較麻煩。
讓我們直奔本質吧：首先，辛豐年是一個老幹部。這樣說可能稍微有點剎風景，特別是在辛豐年的讀者圈子裡——一支以大學生、音樂愛好者和白領麗人組成的風雅隊伍，這些人大概寧願把辛豐年想象成頭戴無簷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騷客，就像徐遲那麼英俊——對不起，讓你們失望了。辛豐年是一個其貌不揚的瘦老頭子，頭髮花白而不多，面目質樸而慈祥，常穿一件似中山裝非中山裝的廉價舊衣服，袖口微微有一些油跡，這是因為每天要做很多家務活的緣故。
老幹部這個詞早已風光不再，充其量給有懷舊癖的人幾絲憐憫的回想而已。不過，也正因為冒充老幹部已完全無利可圖，我才敢大膽地承認這一事實。其次，辛豐年是一個老而不大的幹部，四十多年前國家開始實行行政級別制度的時候，一勞永逸地定為十五級。官職麼，好像最大也就做到副科長(因為是軍職，所以比現在的副科長可能稍微值錢一點)。辛豐年大概是很不會做官，因為到他“文革”被打倒為止，似乎從來就沒有被提升過。但是，從所有他的老同事、老戰友嘴裡，我知道他是一個對工作極為勤勉認真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無比信仰，對革命事業無限熱忱。真的信仰和熱忱。據我看來，這種信仰到今天也沒有絲毫的改變。
辛豐年又是一個老軍人。小時候我曾經對這一點充滿了自豪，但是很快就幻滅了：辛豐年雖然1945年就參加了新四軍，可是一個壞人也沒有殺過，因為他先做文化教員，後來又到文工團，也不過是演演《李闖王》(好像是阿英寫的吧)中的顧君恩這類的小角色，據說上場的時候還忘了摘手錶。我後來甚至懷疑他是不是會打槍，但他說他曾經用機槍掃射過——當然是打靶。從前家裡有一個小盒子，裡面有一些渡江戰役紀念章之類的東西，還有一個三等軍功的獎狀。不過，任何一個當兵的，差不多都會有類似的玩意吧。無論如何，辛豐年身上軍人的痕跡還是很濃的，在60歲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廁所。另外，有時候說話間也會帶出一些當兵人的粗口。家裡三分之一的書是和軍隊有關的：從拿破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聶榮臻回憶錄。我的弟弟和我從小就是看《紅旗飄飄》《星火燎原》和《志願軍一日》這樣的書長大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辛豐年本來是個逍遙派，因為看不慣一個林彪在他們軍區死黨的飛揚跋扈，說了幾句話，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本來也不至於此，但要命的是他的出身不好——非常不好，這個我在後面還要提到——於是他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一切(區區的)職務，發配回他的老家監督勞動。那個地方叫作江蘇省南通縣石港區五窯公社磚瓦廠。他的工作，一開始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廠裡的工人取暖用。後來下車間，做輪窯製造磚瓦的第一道工序：用大鏟子把煤屑鏟到泥土攪拌器裡。知道嗎，光有泥土是燒不成磚瓦的。這是很累的力氣活，結果是到現在胳膊上還留下了健美的疙瘩肉。後來，不知怎地就受了優待，讓他做另一道工序：把已經到了傳送帶上的混合土中的草根之類的東西撿出來。
其實，那樣的生活並不見得比現在的生活壞到哪裡去。那裡的工人(其實也是農民)和幹部對他還是不錯的。每天下了班，吃了晚飯(晚飯者，食堂裡打來五分錢的青菜和飯混合起來，添一點自己熬的豬油和油渣，在家裡用煤油爐加工而成的鹹泡飯是也，極其美味。但總不是太夠。8歲的兒子每次吃完了自己的一份還會舔舔嘴唇，看著父親的那一份發呆。還要嗎?於是，再從自己的那一份裡挖出一些來),辛豐年就會牽著兒子的手，到田野裡去散步。鳥兒在晚霞裡歌唱，風吹著家家戶戶的竹林沙沙作響，辛豐年就會對兒子講米丘林、高爾基、聯共布黨史、布瓊尼的第一騎兵師，一邊對迎面打招呼的農人含笑作答。
到了晚上，如果沒有夜班的話，就會讀魯迅和《英語學習》之類的書。從福州帶到鄉下的竟然也有兩三百本。看書看得吃力了，就會拿出小提琴來拉上幾段，最經常拉的是薩拉薩蒂的《流浪》和馬斯南的《沉思》，後者是他最喜歡的音樂之一。經常還拿出歌本來唱歌。唱的是在石港區新華書店新買的《戰地新歌》和從福州帶來的一些戰爭年代革命歌曲集裡的歌。最經常唱的是沈亞威的《刺槍歌》：
我一直認為這首歌的價值超過了近二十年來所有通俗歌曲的總和。
當琴聲和歌聲響起來的時候，窗子上就會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張張好奇的臉。這多少有點類似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裡面描寫的一些情景。
廠裡面有一個文藝組，辛豐年常帶我到那裡去玩。我的印像是，那個小屋子裡的所有的樂器，辛豐年都會。拿起笛子，就吹笛子；拿起二胡，就拉二胡。不過，就像羅切斯特先生對簡·愛小姐的評價那樣，都是“只會一點兒”。他最拿手的大概是古琴，不過我從來沒有聽他彈過，那年頭上哪兒去找古琴?
我當時對辛豐年最佩服的是，他每買回來一本新的歌集，就會拿著它很快地連詞帶譜從第一首歌唱到最後一首歌，不像我們在小學裡，還要先學唱樂譜再學歌詞最後合在一起唱。辛豐年告訴我，等我再大一點，就教那一絕招。我早已夠大的了，到現在也還沒教，不過，就像他一樣，那種看譜唱歌的辦法我也已經無師自通了。
我在九歲那一年(1973年)，另一件極嚮往的事情，是想自己什麼時候也能夠閱讀家裡精裝的兩大厚本俄文版的蘇聯電影作品選集。裡面像《夏伯陽》、《彼得大帝》、《革命搖籃維堡區》之類的，應有盡有。當這種渴望變得不能忍耐的時候，辛豐年就提出和我合作翻譯，他口述，我記錄。第一部翻譯的就是《夏伯陽》。我至今還記得這部偉大的電影的所有細節，從一開始的洗澡到最後的月光曲，還有警衛員別佳教安娜如何拆卸馬克沁重機槍的對話：
——這是槍栓。
——這是臉蛋。
……（大概是抽耳光之類，兒童不宜）
——這真的是臉蛋！
（俄語中“槍栓”和“臉蛋”可能是一個發音，安娜誤以為別佳有意調戲她。）
按道理來說，林彪倒臺了，他就應該平反了，事實也是如此，但卻滯後了好幾年。也難怪，倒黴的人太多了，像他這樣的小人物不排排隊是不行的。1973年，兩個軍人來到了磚瓦廠，帶來指示：辛豐年恢復黨籍，就地復員安排工作。這隻能算部分平反，還是拖了大大的尾巴，但恐怕已經要算他一生中最歡天喜地的日子了。草根不用揀了，草屋改成了磚屋，一下子工資狂漲到52元一月，週末吃點肉是不成問題了。所謂“就地安排”，就是在五窯磚瓦廠做了分管後勤的主任，人稱“嚴主任”，小小的公社磚瓦廠，主任不下十來個，但是工資最高的居然就是這位從最低級的工人超拔上來的“主任”。
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幫”前夕，終於徹底平反了，復員改轉業，完全恢復原來的待遇。軍隊是回不去了，像他這樣的情況一般是在附近大一點的城市安排一個工作。但是，當組織上徵詢他的意見的時候，53歲的辛豐年提出退休。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這可能是辛豐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錯誤之一。因為在七六年，還完全沒有幹休所或是老幹部活動中心這樣的概念，如果你沒有單位，就沒有人來管你，也就沒有人來考慮你的生活待遇住房之類的問題。在進南通市的時候，地方上給了兩間小房子，然後就再也沒人來理他了。
正是年富力強，官復原職，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的大好時機，為什麼要洗手不幹?辛豐年大概想的也是要奪回損失，不過是另一種損失。退休手續一辦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擔，用補發的工資到新華書店裡去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買了回來。魯迅全集、資治通鑑、藝苑掇英、文物雜誌……要看的書實在是太多了，怎麼來得及呢?連吃飯的時間都只好也用來看書。
還有音樂。從前的幾百張唱片早已是五分錢一斤的價錢處理掉了，但是朋友們告知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南朝鮮有一個短波臺每天有七八個鐘頭的古典音樂，正好可以考驗剛買的海燕收音機。雖然還是心有餘悸，畢竟天氣已經放暖了，天時地利人和，年輕時代的愛好大有一發而不可收再度噴薄而出的氣勢。不過，收聽敵臺仍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人必須小心地守候在收音機旁，每個曲子的開始和結束的時候，必須手腳飛快地把音量調到極輕，以免屋子外面的人聽到那朝鮮語的對樂曲的解說。
總之，鏈式反應開始發生了。南朝鮮臺的古典音樂聽了一遍還不過癮，於是就去買了一臺上海錄音器材廠的601型盤式錄音機，一個在當年駭人聽聞的奢侈品，居然要四百多元一臺。有了錄音機，當然磁帶就開始堆積起來，為了整理雜亂無章錄下來的節目，另一臺601也被請回家來。好在剛平反，好像錢怎麼花也花不完似的。
再過兩年，中國開始醞釀驚天動地的鉅變，雖然當時人們大多還矇在鼓裡，對喇叭褲青年手上拎著招搖過世的收錄機播送的新世紀的福音還沒聽出個名堂來，辛豐年的耳朵卻準確無誤地捕捉了這些四喇叭收錄機傳送的另外一些信息：它們的聲音毫無疑問地使601的音質變得不堪忍受。
我記得非常清楚，當那臺夏普AP9292千里迢迢從轉賣者那裡來到我家的那一天，辛豐年失眠了。他半夜裡爬起來把隨機的試音帶(一些火車的聲音和“綠袖子”)聽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機器上大大小小閃爍跳動的紅燈和兩尺寬的“立體聲”給徹底迷住了。順帶說一下，辛豐年對各種機器有很濃的興趣，這種興趣也傳到了我身上。
南朝鮮電臺和601們完全失寵了，後來那一臺601隨著笨重的磁盤被我扛到了大學的寢室，成為室友們天天詛咒的對象，最後竟不知所終。
接下來就開始了每天大錄特錄上海調頻廣播臺的時代。如果去上班的話，大概是完全沒有這種可能的吧?世界上居然還有調頻這樣美好的音質，9292居然能在當地相當不錯地收到上海的調頻節目，而上海調頻臺在那時居然推出了那麼多優秀的古典音樂，這些都是令人難忘的記憶。
辛豐年是古典音樂原教旨主義派。對“流行音樂”從一開始就是抱著強烈的反對態度。但是也有罕見的例外的時候。最早的上海調頻臺試播的時候，雜七雜八的東西都混在一起放，名字也不講，有一天不小心把一段他最討厭的“外國輕音樂”錄了進來。可是，這段當時還不知道名字的“外國輕音樂”卻使他大加讚歎。後來不小心抹掉了，也是跌足嘆息了好久，在後來的許多年中一直想再把那段音樂重新找到。後來才知道，那段音樂其實也是大有名氣，就是電影《愛情故事》的主題曲。但是，奇怪的是，後來聽了無數的版本，無數的改編，總是不能令人滿意，而最初聽到的那個，卻怎麼也找不到了。
夏普四喇叭收錄機，成了辛豐年在80年代中主要的音響設備，而上海調頻臺則是主要的版本。原版磁帶和立體聲唱片太貴(當工資隨著物價開始起飛的時候，他的退休金就逐漸跟不上形勢了)，CD還是傳說中的故事。大部分的時候，傾聽都是一種等待，吃了上頓不知下頓。要到1994年，他才擁有了第一臺CD唱機——還是Walkman的!因為過度的使用，那臺收錄機後來的模樣慘不忍睹，幾乎所有按鈕都已歪歪斜斜，機殼由原來的銀色變作漆黑——感謝辛豐年在家裡伺候了多年的蜂窩煤球爐裡發出的煤氣。
為了改變這種被動的狀態，辛豐年在一開始就有他的對策，化聽為讀，買不起唱片，還買不起樂譜嗎，尤其是“光華出版社”的樂譜?讀譜的樂趣是難以想象的。一張樂譜，可以演繹最新最美的演奏，至少是在自己的頭腦當中。不過，光有樂譜，畢竟有所不足，如果自己能用樂器擺弄一番，豈不更妙。辛豐年剛剛平反回城，還沒有自己的房子的時候，便已急不可待地去買了一架五組的腳踏風琴(比一般農村小學的風琴要稍好一些，後者是四組的)。到1986年，他終於花兩千多塊錢買來了他平生的第一臺鋼琴(我相信他還會有一臺的)。在63歲的年齡，一個人開始學鋼琴，不是從599開始，也不是從湯普森開始，而是一上來就彈舒伯特，彈肖邦。但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不會有人在一旁大聲呵斥，也沒有什麼作業一定要完成，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師，而且還有一套自己想出來的、相當不錯的、完全排斥練習曲的教學思想和方法體系，想彈什麼就彈什麼，想彈到哪裡就彈到哪裡，想怎麼彈就怎麼彈，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享受過如此這般的學鋼琴的樂趣?技巧跟不上，速度達不到，難的地方彈不出來?沒關係，雙手夠不著的地方，可以用心，用想象去補充。只是苦了我們這些家裡的人。
在這時，鋼琴狂熱開始席捲全國，小朋友們的苦日子正在來到。有的家長們聽說當地有一個懂音樂的老伯伯，便把小孩帶到辛豐年的家裡讓他指點。其實老伯伯也不過是小朋友們的老同學罷了，不過，小同學們來到的日子，是老伯伯非常快樂的日子，那種等待的心情，簡直就是望穿秋水。聽小朋友們彈克萊門第、庫勞、小巴赫和莫扎特，是老伯伯最大的賞心樂事。比聽那個已經黑乎乎的9292有趣多了。
嗯，如果日子就這麼過下去，似乎倒也不壞。家裡的書在以驚人的速度增加，磁帶在不斷堆積，英雄牌鋼琴的惡劣的聲音在迴盪，可是，除此以外，家道在無可置疑地中落。如果和周圍的鄰居比一比，反差實在太大。回顧辛豐年的一生，如果就到此為止，用一般的標準來看，可算是乏善可陳。如果和祖上的功勳比一比，簡直就是一個失敗者。辛豐年的父親，當年也是一個耀武揚威的小軍閥，據說曾經把孫傳芳從死人堆裡背出來，做過孫的混成旅長、上海戒嚴司令和淞滬警備司令。後來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裡做寓公。辛豐年和他哥哥小時候的家庭教師，有一位復旦大學教授王蘧常先生。按時下的話說，蘧常先生可能是當代中國最好的章草書法家。不過，這些在今天可能又重新變得光榮的歷史，辛豐年是絕不對我們說的，即使是在今天。對於祖先，辛豐年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羞恥感和贖罪心，這種原罪的意識，從40年代接觸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盡苦頭，一直到發家致富光榮的改革開放的今天，他從來沒有改變過。
正是這種對剝削階級的痛恨，對苦難民眾的深切同情，使辛豐年在40年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祖母和姑媽都曾經同我說過辛豐年年輕的時候如何儘可能地不讓傭人服侍他，自己動手，1945年4月，辛豐年從上海乘小船來到蘇中解放區，參加了新四軍。並把辛豐年原來的名字改了，以示脫胎換骨之意。
在辛豐年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和投軍的背後，我感覺到的是一種對人間的絕對正義的追求，一種刻骨銘心的悲天憫人的情懷。辛豐年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道主義者。在後王朔時代，當“愛”這個字眼和“屁”成為同義詞，淪為滑稽和笑料的道具的時候，我抱著一絲寬慰和感激的心情，發現現實中居然還有一個雨果小說裡才可能出現的人物，而這個人就在我家裡。
比如說，在磚瓦廠流放的時候，在一個月拿二十三元半的“生活費”要養活三個人，自己的肚子也吃不飽的情況下，他會和當地公社養老院裡的一位孤老建立很深的友誼，經常徒步好幾里路去看望和接濟他。
這類天方夜譚式的事情我真不願意多說，因為事實上，那種大慈大悲的心腸，放到生活中，經常會使人感到尷尬。比如說，大家一起在看電影《啊，搖籃!》，看到裡面14歲的小保育員湘竹(馬曉晴演)因為保護孩子們而中彈犧牲的鏡頭，就會突然大哭起來。有一天早上，我還在床上睡覺，突然又聽到了嗚嗚的哭聲，偷偷一看，原來是他在看李輝寫的《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搞得我只好躲在被子裡不敢爬起來。1992年，辛豐年拜訪我的導師賈植芳先生，就住在賈植芳先生家裡。一次吃飯的時候，賈先生談起了賈師母為了他的冤案而被髮配青海受難的一些往事，突然，辛豐年大流其淚，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
與這種不可遏制的對苦難和弱小者的同情相連的，則是仇恨，對人間一切醜惡現象的憤怒。在有的時候，那種正義的觀念會使他顯得不近人情。他有兩個老朋友，我們姑稱之為朋友A和朋友B。朋友B對朋友A做了無恥的欺騙和出賣的事情，此事與辛豐年完全無關，但是辛豐年知道了以後就和B徹底斷交，從此不說一句話。而朋友A呢，因為是一個寬容的老好人，還是和B保持著面子上的來往，並對辛豐年的這種斷然決然的態度不以為然。
啊，寫著寫著，我發現我已經開始遠離音樂了。真的遠離了嗎?不見得。因為對於一個情感那樣豐富的心靈來說，恐怕也只有音樂才能滿足他的要求吧。辛豐年就是那樣一個極端的好人，好到音樂的程度，好到“此曲只應天上有”的程度。
還是回到音樂吧。前面用“失敗”來形容辛豐年的一生，看來是言之過早，好戲還在後頭哪。80年代中葉，辛豐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鎮先生(章品鎮先生就是當年指引他走向革命的那個人)推薦他為三聯寫一本關於音樂的小冊子《樂迷閒話》，這本書在當年沒有什麼人注意，都以為那就是多如牛毛的音樂通俗讀物中的一種，後來又成為大家搜求的寶貝。在這過程中，就結識了三聯的宋遠先生，後來就開始為《讀書》寫稿，開設了《門外讀樂》專欄。這以後嘛，就是歷史了。
慢慢地名氣就大了起來了。朋友在把我介紹給別人的時候，逐漸也就會加上一句“他的父親就是辛豐年”，我從前從家裡仰天大笑出門去的時候，想的都是一定要爭口氣，好歹也要讓可憐的老頭子將來也能被別人介紹成“他就是XX的父親”。做夢也沒想到我也有子以父貴，揩老頭子名氣油的一天。真是又驚又喜又愧。不過,在家鄉，在朋友的圈子中間，這麼多年過去了，卻依然很少有人知道辛豐年就是XX，XX就是辛豐年。他自己是不會說的。後來也有崇拜者從外地趕來拜訪，卻不得其門而入，跑到市文聯去打聽，滿以為一定會有頭緒，卻沒有人知道辛豐年就在本地。
而辛豐年自己呢，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一點都不知道自己早已行情大漲，擁有一批忠實的讀者了。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感興趣，是真的不感興趣。我呢，因為年紀還比較輕，修煉得還不到家，就不那麼能免俗。有時候和陌生人交談，冷不丁就會問他一句：你覺得辛豐年的文章怎麼樣?基本上都是很肯定的。有時甚至會聽到非常過分的回答。有人說，辛豐年啊，文章比XXX和XXX好多了。令我魂飛魄散，但又忍不住偷樂。因為XXX和XXX正是辛豐年最敬仰的文章大家，也是我的偶像。我曾經把類似的話轉告給辛豐年，引起他的勃然大怒，他認為那是一種不負責的輕浮的說法。
辛豐年的文章到底怎麼樣?雖然有人把他捧上了天，我還是要保留我的看法。總的來說，他的文字精練而老辣，但是過於錘鍊，文氣太緊，信息量過於密集，總是夢想把大量的內容濃縮在最少的文字中，有峻急之嫌，犯了時文的大忌。其實這樣很是吃力不討好，要讓讀者始終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把讀者搞得很緊張。所以辛豐年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家。真正的大家總是知道怎樣把一勺煉乳兌水稀釋成一杯濃淡得宜的飲料，這樣有張有弛，文氣舒緩，為讀者著想，於稿費亦大有益。而辛豐年呢，直截了當就把一杯煉乳端給大家。不過，這也正是我尊敬他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的文字體現了一個文字工作者的高度的職業道德，而我們如今在報刊雜誌上經常看到的，多半除了水還是水，如果不把它們叫做排洩物的話。
這也是迄今為止辛豐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寫得太吃力。早上五點多鐘就爬起來，以七十多歲的高齡，把爐子點燃，燒上一壺開水，然後拄著柺杖，拎著菜籃子到離家並不是很近的菜場去買小菜，回來的路上買好兒子媳婦和孫女的早點。其實這兩年家境大有改善，孩子們的工作都不錯，自己稿費也有一些，請個保姆應該是沒問題的。但是他不願意，基於那種根深蒂固的對剝削階級人壓迫人生活的永恆的厭惡。回到家，聽完BBC的早新聞(他討厭美國之音，但是喜歡BBC，特別喜歡BBC播音員的那種聲音和語調)，就開始伏案寫作。他總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自己重新認認真真地用圓珠筆重新謄寫一遍。
不過，影響辛豐年寫作高產的原因最主要還不是因為繁重的家務和反覆的修改，即使是扣除掉上面兩大塊時間，他還是有很多的剩餘，那些時間他在幹什麼呢?看書，無止境地看書，吃飯的時候也捧著書看。從前他什麼書都看，六十歲以後，基本上只看歷史方面的書。也許將來他會寫一部有關歷史的書。辛豐年還有一個習慣，就是聽音樂的時候絕對不能做其他的事情。聽音樂就是聽音樂。這樣一來，時間就更少了。我基本上接受了辛豐年的這種對待音樂的態度。
在辛豐年牽著我的手去田野裡散步講魯迅文章的年代，辛豐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後來，改革開放了，我去上了一所名牌大學，碩士博士一路讀上去，名公巨匠著實見識了不少，福柯哈貝馬斯也生吞活剝了不少，少年氣盛，漸漸地就有些不把辛豐年看在眼裡了。老頭子過時啦，跟不上形勢啦，太保守(太激進?)啦，等等等等。但是，現在我早已過了而立之年，逐漸對這個世界，對這個世界上的人有了更深入一點的看法，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用哲學上的說法就是“回到辛豐年”。我冷眼看來，熱眼望去，看來望去，左看右看，竟發現，在這個偌大的世界裡，就做人而言，就對知識和真理的純真熱愛和無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對待名利的冷漠態度而言，還沒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豐年相比。發現這一點，我既覺得悲哀，又覺得寬慰，還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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