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小說在網絡上常引起討論，其背後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常有人反映，一些流行的動物小說作家，如沈石溪，寫得“不像動物”。然而文學不是科學，“動物小說”必須得符合生物學嗎？小說虛構的界限又在哪裡？
一、何為“動物文學”？
海洋大學的教授朱自強在《兒童文學概論》中提出，文學作品對動物的描寫可分為三種。第一種，動物是擬人化的，如《列那狐》。第二種，動物具有人的心智，但行為、表現仍是動物的，如《黑駿馬》。第三種，動物是本真的，寫實的，如加拿大作家湯普森·西頓（Ernest Seton Thompson）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
（動物文學《列那狐的故事》。圖片來自網絡）
朱自強認為，第三類描寫動物的文學，才可以稱之為“動物文學”，並堅決地表明，“真實性”在“動物文學”中，具有關鍵作用，它影響到動物文學的界定。動物文學與科普文學有重疊的地方，因為它們都關注於“動物生命的真實狀態”。
小說是否“真實”，看似是無意義的問題。真實並不是文學必要的條件。然而文學不同的門類、流派，對於“真實性”的要求各有差異。朱自強對於他所謂的“動物文學”，提出要“真實”乃至要“科學”的要求，是有其深層原因的。
二、小說也要講科學嗎？
西頓的小說《春田狐》中，母狐企圖營救被鐵鏈拴住的孩子，把鏈條埋起來，它認為這樣鐵鏈就不存在了。事件的真假姑且不論，西頓使他筆下的動物角色這樣行事，使人想起發展心理學中的“客體恆常性”概念。人類的嬰兒不具備客體恆常性，認為看不見的東西就不存在，如果把玩具藏在背後，他（她）就以為玩具消失了。
這裡值得注意的有兩點：
首先，西頓引用自然科學，來安排自己筆下角色的行為，並提供解釋。動物文學與自然科學，尤其是動物學可以有聯繫，甚至相當親密。
其次，母狐的行為，與人有相似處，但它不是擬人化的列那狐。它不具有人的智力，它的智力類似人，卻比人差一等（母狐和嬰孩都不具有客體恆常性）。這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進化論。達爾文證實動物和人乃是親戚，並非寓言、童話的擬人，而是客觀存在的血緣關係。
動物小說一直保持著與自然科學（也是與客觀現實）的這種關聯。在當代中國作家黑鶴的《狐狗》中，對於狗行為的描寫，同樣蘊藏著“科學味”。他寫出野狗“阿牙”的“據地作勢”姿勢，並在註解裡更加詳細地加以解釋。
據地作勢是獵犬的本能行為，經過人工選擇強化，可以指示獵物的位置。它是與生俱來的，達爾文在《物種起源》裡，把據地作勢作為例子，來證明動物行為可以通過進化而改變。
甚至於，《狐狗》整篇故事的氣氛，角色安排，都使人想起奧地利動物學家康拉德·洛倫茨（Konrad Zacharias Lorenz），兼具科學性和藝術性的散文集《狗的家世》（Man Meets Dog）。這也許是因為，作者在觀看動物時，既有藝術的眼光，也摻入了自然科學知識，並（有時是潛意識地）揣摩背後運轉的科學原理。
三、動物小說之爭
由於“動物文學”這一文學門類，具有和科學親近的特殊性，採用自然科學的視角批評動物文學，不僅“古而有之”，而且影響相當大。
1903年，美國的博物學家和描寫自然的散文家，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向《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投寄了一篇名為《真實與虛偽的自然史》（Realand Sham Natural History）的文章，批評一些描寫動物的作者（包括湯普森·西頓），聲稱自己的作品是根據親身經歷寫成，卻存在編造虛假的內容。由此動物文學的“真實性”引發了熱議。
老羅斯福總統（他是一個狩獵迷和自然愛好者）在1907年，接受了《眾人雜誌》（Everybody's Magazine）的採訪，對這場討論公開發表了意見。羅斯福批評一些動物文學的作者，如傑克·倫敦（Jack London），認為他們的作品裡，存在許多虛造的內容，會誤導沒有自然知識的善良之人，對孩子更是有害。
這場辯論帶來了很多謎題。傑克·倫敦和西頓的小說，仍免不了被詬病。動物文學是否無法保證科學上的“真實性”？或者，構造“真實”比我們想象中更難，即使作者努力追求，也無法避免筆下的世界成為空中樓閣？
在國內，西頓是普遍被承認的動物小說作家（朱自強也對他讚賞有加），並經常拿來跟沈石溪對比，我們是不是在戳破了沈石溪的氣球之後，又在建立西頓的神話呢？
四、困難的“真實性”與危險的“虛假性”
溫州大學的吳其南教授認為，沈石溪所描寫的世界，具有虛構性，他的小說按照朱自強的分類法，應該屬於第二類。也就是說，沈石溪的動物，具有擬人化的內心，彷彿人類被困在獸類的軀殼裡。
沈石溪承認他的小說存在不符事實的內容。但他也堅稱，動物小說與自然科學、與“真實性”具有親密的關係，並認為“真實性”是動物文學應當追求的。他其實更趨向於把自己的小說定位為第三類。
對於一個作家而言，更重要、影響更大的，可能不是當眾的表態，而是作品中潛移默化的暗示。沈石溪的自我定位，他對“真實感”的營造，與他的小說中顯然存在的知識漏洞，形成了鮮明的矛盾。
假作真時真亦假，對於難以識別“真實世界”與“文學世界”的兒童，閱讀沈石溪的小說，很容易造成誤導。雖然碎片化的、錯誤的動物學知識，對兒童的生活影響甚微，但這種誤導也可能造成深遠的影響。
朱自強稱動物文學是幫助人類瞭解“化中人位（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的文學。描寫自然的文學作品，在現代社會擔任著特殊的作用：向讀者（尤其是兒童）傳播保護自然生態的觀念，保護自然，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社會道德問題。沈石溪小說在涉及人與自然關係的時候，其中的謬誤就不再是單純的科學問題，跨入了社會道德的領域。
（沈石溪小說《板子猴》。圖片來自網絡）
例如他的《板子猴》的主角是一隻滇金絲猴，因為醜陋被馬戲團廉價買來（這裡出現了真實的地名：圓通山動物園），訓練中遭到痛打，敘事者雖對它表示同情，但也認為“猴子演員”是馬戲團必不可少的，並描寫了滇金絲猴表演成功後，孩子們被它“精湛的技藝和頑強的作風所感動”，歡欣鼓舞的場景。
這些小說裡，對人和稀有野生動物的關係的描述，顯然存在知識性的錯誤，而這些錯誤的知識，很可能導向一種錯誤的，人與自然的關係。這對於兒童的影響會是怎樣的呢？我們應當擔憂。
（摘自《羚羊與蜜蜂：眾生的演化奇景》，作者：陶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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