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珏:臨牀,臨牀,就是到牀旁去學習

朱元珏:臨床,臨床,就是到床旁去學習

四月春風暖,我們一行人穿過被時光恍惚間打磨過的樓道,輕輕叩響了我國著名呼吸病學專家朱元珏教授家的門扉。迎出的是一位身著藍色針織衫、滿臉笑容的“80後”。走進朱教授的家,整體裝修簡單、古樸而溫馨,但客廳裡有一個落地支架,支起了iPad。如今86歲高齡的朱教授,仍然活躍在臨床一線,參加北京協和醫院的呼吸專科查房;還會用iPad進行學術交流,關注醫學熱點等;也經常在iPad 上“攻關”九宮格遊戲。

關於改革開放40年的親歷及所見所悟,朱教授向我們娓娓道來,真像是開啟了“時光機器”,你能夠真切感受到時代遇到氣流時的顛簸,萬物復甦時蓬勃的生命力;也能夠感受到醫者勇敢奔赴時的內心純粹與激情。都說協和有三寶,老專家的實踐、見證,實在是彌足珍貴的歷史寶藏。

朱元珏:臨床,臨床,就是到床旁去學習

朱元珏教授(右一)與胡應洲夫婦(左三、二)等在胡應洲圖書館合影

改革開放初期:呼吸病學,中國人只能追!

北京協和醫院呼吸科,是朱貴卿教授手把手帶人建立起來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提及自己加入呼吸科的初衷,年過八旬但仍神采奕奕的朱教授回憶道,當時剛做完總住院醫,就加入了“呼吸組”,但並非是因為“鍾情”呼吸,而是“組織需要,治病需要”。後來,隨著對專業認識的不斷深入,漸漸發現愛上了這個專業,“現在成了打不走、趕不掉的呼吸派”。

朱元珏:臨床,臨床,就是到床旁去學習

1961年,北京協和醫院胃腸組及進修生合影;朱元珏教授(後排左一)與張孝騫教授(前排中)

在改革開放初期,萬事萬物都散發出蓬勃而生澀的活力。那時候,關於呼吸專科書籍很少,但協和比其他醫院條件好一些,還有諸如“blue journal”(即《美國呼吸與危重醫學雜誌》)等國外期刊雜誌,可以瞭解學術動態。但是,1979-1982年,朱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總醫院肺科作訪問學者時,才發現“那真是劉姥姥進大觀園,開眼了。那時候,肺功能檢查在美國都已經成為普遍的檢查手段,而我國至今尚未完全普及肺功能檢查。至於影像學檢查,醫生下基層時,診斷慢性支氣管炎,是不可能做胸片的,主要靠聽診和問病史,科研更是提不上。中國人,只能追!”

1985年,為鼓勵中青年醫師在臨床和科研工作中努力向上,由中國醫學論壇報社賽克勒基金會設立“賽克勒中國醫師年度獎”。“那個年代幾乎沒有青年醫師見過國外是什麼樣的,更不瞭解發達國家的醫院和醫療情況。當時,我還幫著一起評選。時光荏苒,許多當年獲獎醫生,如今已經成為全國學科帶頭人。記得第7屆獲獎者、廣州呼吸健康院院長陳榮昌教授的訪美之旅,就是得益於《論壇報》的支持。在這改革開放40年中,也有《論壇報》的功績。”朱教授回憶道。

聯合借力:開墾呼吸領域的“處女地”

在朱元珏教授的帶領下,北京協和醫院呼吸科在間質性肺疾病的臨床和研究方面在國內發揮了積極的影響。朱教授對不同類型特發性間質性肺炎的臨床特徵、發病機制和新治療進行了廣泛探索;並率先在國內主持開展了多中心的特發性肺纖維化(IPF)抗纖維化治療研究。1995年,由朱教授主持的“慢性肺間質病發病機制和臨床診斷的研究”獲原衛生部醫藥科技進步三等獎。

“原先,間質性肺疾病就像未開墾的‘處女地’。等你進去以後,就會發現,這種病與職業或環境暴露、藥物毒性、系統疾病(如結締組織病)或外源性因素等都相關。深入進去後,發現牽涉因素越來越多。挺有意思的,吸引你了,就會心甘情願地去做。”談起亞專業方向的選擇,記者能夠深深感受到朱教授眼睛裡有星星,是那種對未知問題的好奇與激情。

間質性肺疾病單靠問病史是無法診斷的,X線胸片呈瀰漫性陰影,非常多樣化,不像實體瘤那麼有特點,因此,診斷起來比較困難。“臨床醫生忙了以後,不易沉下心來看片子,而病理科醫生拿到的取材僅僅是肺部一點點的組織,有時很難對患者有整體的認識,這就需要影像、呼吸、病理三家聯合診斷。關於間質性肺疾病研究,動物模型很難做,刺激進去,炎症損傷特別複雜,我們與基礎所合作,常常請教他們,大家需要合作借力,才能更好地做好臨床診療與科研工作。”

IPF是一種漸進性和致死性疾病。隨著吡非尼酮和尼達尼布的入場,IPF患者的肺纖維化進程可以減緩,但無法徹底治癒。目前,肺移植或可譜寫IPF重生新篇章。“人衛社的一位老編輯,70歲左右,IPF伴有肺氣腫,肺功能特別差,原先用吡非尼酮還能維持,後來越來越嚴重,離不開氧氣了。今年年初,患者經推薦去做了肺移植,現在可以下地走路了。IPF患者有了重生的希望,也多虧了有了像陳靜瑜這樣為肺移植奔走疾呼的專家!”朱教授對我國肺移植治療IPF所取得進展表示深深的讚歎,但同時提出,“目前,肺移植能夠延長患者壽命,但只有找到肺異常纖維化的原因,才能解決問題的根本。肺移植前後,得聯合轉化醫學人才進行相關研究才行!”

改革開放40年:今昔交錯對比,驚豔了時光

“從前,一張胸片定乾坤,還得去城裡做;後來,有了CT,如今又有了高分辨CT、磁共振成像(MRI)。從前,開胸肺活檢,風險很高;如今,可以經支氣管鏡或經皮穿刺取材,做完就可以知道病理結果。從前,得了肺癌,就等於被宣判了‘死刑’;如今,隨著分子靶向治療的突破性進展和個體化綜合治療研究的不斷深入,肺癌正逐漸成為一種‘慢性病’。從前,提及呼吸科,就想起北京、上海、廣州這幾家;如今,各省市呼吸科都起來了,群雄並起……改革開放這40年,我國呼吸學科進展非常迅速,能夠身臨其境見證這些變化,我覺得很幸運。”朱教授娓娓道來,彷彿是開啟了時光機器,今昔交錯對比,真是驚豔了這40年的時光。

2003年初,一場戰爭突然降臨,SARS疫情暴發。因為遲遲不能明確病原和傳染源,導致中國在防控SARS疫情上處於被動狀態。2013年,我國學者僅用了5天時間發現並確認了一種全新的H7N9禽流感病毒。這一年,恰是2003年SARS過去的第十個年頭。“2017-2018年冬,流感來襲,我們醫務人員非常鎮定,工作非常有條不紊地。”從朱教授的講述,我們能夠深刻地感受到,我國新發傳染防控從早期的“被逼梁山”,華麗轉身成“應對有序”。

我國呼吸界70年代開始,即開展了以肺心病監護室為代表的危重症監護治療;80年代末以來,在部分有條件的醫院設立了呼吸重症監護治療病房(RICU)。多年以來,我國一直在推動呼吸病學應與危重症醫學實行捆綁式發展戰略。“患者突然喘不過氣來,如果沒有及時插管,連上呼吸機,可能就醒不過來了,這是爭分奪秒的事情。因此,我們必須得有場地——RICU,必須得會打這種仗。重症肺炎患者,用不用皮質激素?肺栓塞時,要不要溶栓?這些救人的急茬兒,相關知識技能都得掌握。”朱教授強調道。

“這40年以來,呼吸疾病譜變化很大,而且諸如肺癌、肺血管病、介入治療、睡眠呼吸疾病等都有相應重要進展,真是說也說不完!”朱教授補充道。

醫教研:應該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關於如何把握醫教研三者的關係,是醫教研,還是醫研教?實際上,人們一直在探討,而且爭吵不完。朱教授表示,“醫,是基石,必須細緻、直接地觀察患者,謹慎分析,能夠得出正確的診斷,並且給予正確處理,這是醫生看家的本事。教,這是責任,要想教得好,不容易,得下功夫。研,臨床醫生要有研究的頭腦和思路。我就常常喜歡與病理科醫生看病理,我可以反駁病理科醫生的意見,病理科醫生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最後,也許因為探討就會深入地認識一種病,或者商量出還需要開展哪些工作。現在的醫生看病負荷重,直接看報告,判斷與報告不相符時,與病理科醫生商量的,有,但是不多。可是,我覺得常跟病理科醫生爭論爭論,研究研究,能夠讓患者更快得出正確診斷,這也是協和比較能夠快速做出診斷的原因。總之,醫教研,應該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臨床,臨床,就是到床旁去學習

關於床旁學習,朱教授給予青年醫生進一步建議,“所謂轉化醫學,就是從床旁發現問題,經過基礎研究,將相應研究成果轉化成為實際患者提供的真正治療手段,強調的是從實驗室到病床旁的聯接。可是有時候,患者來了,有的醫生頭也不抬,就聽患者說,有的醫生片子也不看,直接就看報告。診療結果也許是正確的,但是這樣很容易忽略一些患者狀況,不經過反問或進一步檢查,可能不會發現主要線索,也不有利於發現問題。臨床,臨床,就是到床旁學習,這是最起碼的,也是最重要的。”

結語

改革開放40年,承載著夢想與希望的畫卷,盛放著時代印痕的故事;而未來的畫卷,由年輕人來譜寫。末了,朱教授拋出問題,引人思考,“一位呼吸困難患者來了,是去呼吸科,還是去心內科?IG4相關性疾病,在我讀書時,還沒有這個病,如今與哪個科室都可能有關。目前,科室劃分是按照解剖系統,但隨著科學進展,人們對事物認識的深入,未來學科劃分會改變嗎?真正的未來,就在這些年輕醫生身上。因此,玩玩鬧鬧是不行的!希望年輕人能夠心無旁騖,內心不為繁華喧囂所亂,跬步不停。”

《中國醫學論壇報》記者 邢英、孫曉慶 採寫 ,版權歸中國醫學論壇報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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