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1日訊，“留守兒童、鄉村教育是今天社會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特別是十八大以後，中央一系列文件提出了五個發展理念，其中‘共享發展’，我們要把共享發展的理念體現在鄉村兒童教育這個問題上。”9日，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四中學校長劉長銘表示。
2015年，進城務工的農民數量達到2億6000萬。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帶來的後遺症正在逐漸凸顯，留守兒童問題正是其中一個縮影：鄉村教育落後、家庭監護缺失、衛生計生教育不足導致的城鄉貧富差異加劇、兒童意外死亡、性教育與性侵害問題等，均是社會大眾密切關注的熱點。
鄉村教育
不能簡單複製城鎮模式
今年的兩會上，針對鄉村教育特別是留守兒童教育，代表委員們的提案、議案都呼籲受惠於“農民工進城”的政府與社會傾斜政策、加大投入，發展具有鄉村特色的鄉村教育。
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四中學校長劉長銘認為，在發展鄉村教育的過程中，要重新認識村校對於打造鄉村文化的重要作用；過去撤併村校是從效率考慮來推進鄉村教育的一種方式，現在對這個問題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並且，鄉村學校不能是城鎮學校模式的複製，也不能是城市升學教育的一種簡單移植。鄉村兒童有著特殊的需求，特別是對於留守兒童，他們在情感、心理方面需要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愛，應該研究這些需求，能夠調節補償他們不在身邊的情感需求。
溫鐵軍點評
國家財政應支持鄉土教育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溫鐵軍教授在接受《北京晚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些年國家雖然一直在給農民減負，但也並沒有按照人均水平來承擔農村的教育公用經費。
“財政給的錢不夠，養不起學校和老師，再加上農村人口外流、生育率下降，導致生源不足，村校無法維持，造成了大量的村校撤併，最後結果就是直接影響了農村的教育，鄉村教育全面破壞與撤併村校有很大的關係。”而近些年教育產業化又導致了教育喪失其公平性，甚至成為貧富差距的製造者。
溫鐵軍認為，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工業文明晚期，而生態文明要求人的多樣化發展，因此鄉村教育應立足鄉村社會，進行以本地化知識為主的鄉土教育，讓更多的人能夠在農村生存。
“15億人，將來城市化程度即使有60%，也仍然有六七億人生活在鄉村。在鄉村生活需要什麼知識？山區、高原、平原，各地的生存方式不同，知識不同，沒有鄉土教育，沒有人願意留在鄉村。是否允許各地根據自己的需求，來發展鄉土教育？國家是否應該以財政來支持？”
家庭監護
多創造就近就業機會才是根本
“我在調研中聽到一些留守兒童說，很恨自己的父母，就問他們為什麼，說爸爸媽媽出去打工，幾年都不回家一次。”全國政協委員、南充市政協副主席朱家媛在接受《中國婦女報》採訪時說，“孩子有這種想法非常可怕，父母本是他們最親的人。”
據《貴陽日報》報道，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民政廳廳長羅寧認為，希望政府儘可能創造更多就近就業機會，最終讓家庭、學校、政府、社會共同關愛留守兒童。據《人民政協報》報道，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畢節市副市長冉霞表示，鼓勵和支持外出務工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等等，這才是留守兒童問題的治本之策。
溫鐵軍點評
多強調城鎮化以縮短就業半徑
溫鐵軍教授表示，留守兒童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只有通過綜合性的三農政策安排，才能把這個派生問題順帶解決。
“人是以家庭為單位生存的，當我們過度強調對鄉村勞動力資源的開發時，就派生出了留守兒童的問題。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應該靠城鎮化與鄉村發展‘兩個輪子一起轉’。”
溫鐵軍認為，現階段不應該再強調城市化，而是強調縣以下中心鎮發展的“城鎮化”戰略，讓大量農民能夠在本村、臨近城鎮等就業半徑比較短的地區就業。“通過互聯網讓農村中的創業人才就近在城鎮創業，形成中小企業在城鎮的集中，帶動周邊農民‘不離土離鄉’地就業，白天去城鎮上班，晚上騎車或者坐公交就能回家，這樣的農村家庭既可以有外出打工掙錢的能力，又能保持家庭的完整。”
溫鐵軍認為，如果落實2020年的扶貧戰略，應該對貧困地區、山區、高原、荒漠等不太有條件發展的地區傾斜性地給予公共開支，這些地方的農民才能結合本地情況來形成本地化的發展。“這是一個政策導向的問題，國家財政投資不應過度集中在城市。”
兒童保護
安全教育普法教育刻不容緩
近幾年，農村留守兒童發生溺水、交通意外等事故，遭受拐賣、性侵犯等非法侵害，以及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比例都較高。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全國政協委員、伊利集團董事長潘剛建議在《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框架下，由國務院制定出臺《兒童安全工作條例》或《學校安全工作條例》，將政府、學校、家庭、企業、公民等在兒童安全教育和治理中的權責、獎懲、組織保障、財政保障等加以明確。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人大代表、明尚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李欣蓉表示，更需要在農村地區普及兒童防性侵的教案和教材。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更表示，針對家庭內部的性侵害，應加強國家監護制度。
孫雪梅點評
“農村性侵非常嚴重才會曝光”
女童保護項目負責人、鳳凰公益主編孫雪梅在接受《北京晚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去年被媒體公開曝光的兒童性侵案件有340起，其中城市地區案例多於鄉村地區。
“首先，城市案例多說明了城市的監護比較到位。其次，被曝光的只是實際發生的冰山一角。”孫雪梅表示，農村地區監護不到位，性侵案件的發現比較困難，但只要一曝光，都是比較嚴重的，比如一人性侵多人、性侵多年等。
“留守兒童被性侵，主要是家庭監護的缺失和防範意識的缺乏。家長把孩子給長輩撫養，長輩更保守，‘談性色變’，不會去跟孩子說這個問題。有的甚至孩子說被別人摸了哪裡，長輩還會說孩子瞎想。”孫雪梅介紹，女童保護項目推出了學生和家長版的教案，告訴孩子如何防範和應對、告訴家長如何識別孩子是否遭遇性侵。
女童保護項目一直在偏遠山區開展防性侵教育，但孫雪梅也坦言，這並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如果經濟發展不平衡無法解決，那麼父母和子女的分離就會長期存在，監護缺位就會長期存在。最重要的還是讓這些父母有在家鄉就業的機會，但現在我們該做能做的一些教育還是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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