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昆蟲，藍鯨，人類，哥斯拉，城市，公司......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概念反覆但有節律的呈現在《規模》一書中，作者傑弗裡·韋斯特（Geoffrey West）追問這些大跨度的事物之間的聯繫，探索從植物到動物，從城市到公司一系列複雜系統和有機體的共性，此書串聯這些零落的音符，編織了一曲交叉學科的混搭樂。
通過對諸如動物的代謝率，心率，城市人口，經濟規模，公司死亡率等大量實例與數據的探討，作者發現了這些看似割裂的現象背後所共同遵守的法則，並藉助這一規律來探索城市化、生命與死亡、公司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等這個世紀所面臨的各種難題。
正如傑弗裡所說，這本書講述的是一種思維方式，提出宏大的問題，並給出同樣宏大的答案。雖然傑弗裡是一名物理學家，但是他體現了聖塔菲研究所（SFI，Santa Fe Institute）跨界的探險精神，在書中提到的許多觀點卻與經濟學思想異曲同工，給我們重申經濟學古老觀點注入了新鮮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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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與自由
作者在書中討論了各種各樣的複雜系統，包括蟻群的行為，還有人類的經濟體。
這些組織與系統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它們並沒有統一的中央控制，其成長與發展完全出於自發性和自我組織。
這與早在二百年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發現的“無形的手”在自由市場的作用不謀而合，“我們能夠獲得晚餐不是藉著肉販,啤酒商或者麵包師的善意，而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利益； 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並非是訴諸於他們的同情心，而是訴諸於他們的自私。[1] ”
在二十世紀的學術界，哈耶克深刻並系統地批判了集體主義思潮，捍衛經濟和政治生活的自發性秩序。在其1944年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以及1945年發表的論文《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中，哈耶克論述了集體主義所必將導致的中央集權和由此帶來的資源分配之低效[2]以及與之相對的自由市場中價格機制的有效性[3]。
此外，哈耶克還認為，在自由選擇的經濟社會中，政府對於收入的再分配是對於自由的不正當侵犯[4]。傑弗裡對於複雜系統的自發性特點的認識與這些經濟學中自由主義的古典觀點遙相呼應，彼此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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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與制度
在介紹系統性比例法則時，傑弗裡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電影中體型巨大的怪物哥斯拉在現實當中是否有可能存在？他認為這樣的生物體只會是個神話，因為從比例法則的角度來看這樣龐大的生物體即使沒有被自己的體重壓垮，也無法為大部分細胞提供氧氣與足夠的營養，因此它無法存活，只能是電影裡的虛構。
這個趣味性的關於生物體的討論，其意義已不侷限於物理和生物的問題，比例法則的規律對於經濟增長和制度建構的關係也有著重要啟發。
林毅夫與楊小凱關於“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爭論是經濟學界關於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爭論的例子。林毅夫強調通過直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方式來加速落後經濟體的快速增長[5]，而楊教授則認為落後國家如果一味地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而不去改革與之相適應的深層制度會給長期的發展埋下隱患[6]。
這場激烈的爭論對於當年的國企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方向都有著深遠的意義，如此複雜的問題本質不過仍是討論“哥斯拉”經濟體的存在性，也就是說，中國的制度基礎能夠在何種程度上支撐經濟可持續的增長而不至於被壓垮，或者制度與增長兩者應該以何種比例協調同行。
增長與制度的關係不僅僅是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在醫學與健康領域我們也可以看到比例法則的影子：現代社會的皮馬印第安人患糖尿病的人口比率為全美國最高，而在1940年之前，這個部落鮮少有這樣的病症出現。
關於這場慢性疾病爆發的成因尚未得到統一的結論，但其中一種有關基因適應性的解釋引人深思：這種理論認為，印第安人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經常遭受饑荒的侵襲，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使得少量的食物就可以滿足身體所需。 當這些土著居民突然暴露在現代文明豐富的物質條件面前，基因卻無法實現如此之快的轉變，因而會本能地過多攝入食物，於是這樣的失衡導致了疾病的爆發[7]。
這個醫學領域的觀點與哥斯拉的問題或許沒有什麼不同：生命體基因的基礎如果不能支撐現代文明的生活，這個生命體的健康問題也難逃厄運。
《規模》一書中關於創新，城市化，人口增長，公司及生命的衰老與死亡的討論也都與如今社會發展的現狀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無論是宏觀的主題還是微觀的事例，傑弗裡·韋斯特都為我們審視這些複雜的自然與社會現象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視角。
當你再次在電影院屏幕上看到哥斯拉或者其他的巨型怪獸，不僅會質疑其生理的合理性，還能聯繫到不斷擴張的城市和公司的邊界，甚至在關注當今中美貿易戰的同時還能追憶早年林毅夫與楊小凱的關於“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之爭。
[1] 亞當·斯密，2007. 國富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的研究. 新世界出版社.
[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97. 通往奴役之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 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pp. 519-530.
[4]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1997. 自由秩序原理. 北京，三聯書店.
[5] 林毅夫, 2003. “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 經濟學（季刊），2(4), pp.989-1004.
[6] 胡永泰，楊小凱，2003. “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 經濟學(季刊)，2(4), pp.961-988.
[7]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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