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東西”，中國歷史上的地區分異，早已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問題，而是牽涉文化與政治、中央與地方等多重複雜的關係。民國初年，國民黨與北洋之間紛爭不斷，唐紹儀去職，熊希齡借款，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均有南北“猜嫌”之暗流湧動。今日理解民初政治的演變進程，此當為一條重要線索。民初政治史研究常說幼稚的國民黨人被袁世凱所欺，這一論調預先設定了袁世凱自民國政府成立之初就已步步心機企圖消滅國民黨而後快。這樣一種動機論和目的論的歷史預設會使得國民黨與袁世凱雙方互動的過程在歷史敘述中被大大簡單化。如果回到當日之歷史情境，抓住時人論述的關鍵詞，我們所呈現的這段歷史或許更豐富而生動。“南北”與“猜嫌”這兩個時人常用的詞合二為一，可能是打開民初這段歷史的一把鑰匙。一政治和文化上的南北問題古已有之，不過民初“南北”這一政治與地緣觀念的直接肇因是晚清。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通商口岸多集中於東南，洋務新政也主要在東南，因此洋務新政的三十年，東南與內地相比越來越自成一體。“中國的口岸城市佈列於東南，中國的財富聚於東南，中國對外貿易的出入口和集散地集中在東南，舶來的思想和文化先入東南，外國人在華利益的重心也在東南。”（楊國強：《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曾國藩、李鴻章及其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八年版，207頁）“東南”一詞的稱謂也越來越多出現在時人的表述中，形成了與“西北”相對立的一個區域意識與認同觀念。不過，經戊戌、庚子與新政的因緣際會，南北畛域逐漸代替了之前東南與西北的分野。一九一〇年就有報人援引日本方面的觀察，斷言今後中國或將形成南方黨和北方黨的對立進而分裂。更外顯的南北對峙的政治意識則在辛亥之際形成，一九一六年楊蔭杭即稱南北這一名詞產生在辛亥年，亦有人呼籲共和成立後“南北”畛域就不應存在，但這呼籲本身其實意味著南北畛域並未消失。
武昌起義後全國形勢圖，粉色區域為宣佈獨立省份 武昌起義後南北雙方和談成功殊為不易，以國民黨為主的南方與以袁世凱北洋勢力為主的北方因長時間敵對而基本無互信，但通過北方代表唐紹儀這一可以溝通雙方的人物使不可能互信的雙方最終達成了妥協。眾所周知，唐與袁世凱私交甚深，而其與南方相契合則因國民黨談判諸公多為粵人，參與其事的章士釗即回憶道：“蓋少川粵人，與中山同鄉，當時南北議和集團中，如伍廷芳、溫欽甫、汪精衛、胡漢民等皆粵人。少川南下，即被粵人包圍，安置在一個小圈子裡，除趙鳳昌一人從中傳遞消息外，各路聯絡俱斷。”但六月唐紹儀由總理位置去職，也昭示著雙方的互信產生裂痕，袁世凱的重要幕僚張一麐作為局中人曾頗為遺憾地評論道：唐去職，遂失民黨人心也。
南北議和北方代表唐紹儀
唐紹儀的去職一度引爆了南北雙方早已有之的“猜嫌疑忌”。一九一二年六月國民黨激烈派人物戴季陶在《民權報》上連篇累牘地發文，直斥袁世凱遷都、借款與督直事件中的作為皆是進行復闢的預備。
他具體列舉以下四條論據：第一，袁世凱為共和之功臣，但其擁護君主立憲，其文嘗登載紐約、芝加哥各報。第二，袁慰留黃興，但後來又說陸軍非段祺瑞不可，不然彼則辭總統之職。第三，今召回康梁，欲假借康梁之手以摧殘民黨勢力，而造成開明專制之勢耳。第四，南來就職與否，一言可決，而故用手腕，釀成兵變，以塞南使之口。南京參議院北移，須用重兵擁護，此蔡元培在京時袁親允而後電南京宣示者也，今北京政界忽反對參議院帶兵北上。由此證明“其種種手段無非造成一人專制之勢力，以與民黨為敵”。平心而論，所列第一條為其任民國大總統之前的思想，由其舊有之主張似未必能推出將來的行為。第三條，因為袁敦請曾主君主立憲的康梁歸國便認為袁欲“造成開明專制”亦太過牽強。其餘兩條皆為誅心之論，即便符合事實，亦僅為袁世凱維護北洋利益而已，與是否帝制自為構不成任何因果聯繫。可見戴季陶的論述其實是先入為主，於是袁世凱任何行為都被懷疑為別有目的。後世常冠袁世凱以奸詐的標籤，其實也大有可論之處。如當時人已稱其“詐”並冠以不道德之“桂冠”（黃炎培），但溯其本心，其處理政務的習慣皆是做兩手準備，思考各種選擇的可能性。有時本主東也要預測向西的危害，在歷史進程中最終導向任一選擇似皆有可能，以此而稱其不道德則稍顯冤枉。
袁世凱戎裝像而直接引發唐紹儀去職的王芝祥督直事件，國民黨一方責備袁世凱狡詐不講信用。這也是國民黨對袁世凱猜疑的一個具體事件。袁世凱首創北洋，其為北洋領袖斷無疑義，但其對北洋的控制也要放在歷史進程中具體考察。其與“北洋三傑”政治信仰、政見乃至政治利益即時有衝突，對北洋武人也多以縱橫捭闔之術治之，尚難稱絕對控制。若從總體政治形勢來看，一九一二年南北雙方談判成功，袁世凱從而具有了代表權威的一面。這恰恰要求其有時要犧牲北洋一方的利益，選擇南北雙方皆能接受的王芝祥就任直隸督軍，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妥協行為。實際上，國民黨一方也承認直隸地位特殊，其軍事上由中央軍隊直轄，督軍並不能控制該省軍政大權。因此，後來改委北洋武人為直隸督軍，恐怕多半是迫於北洋內部軍人的壓力。這一事件反映的恰恰是北洋武人對袁世凱的拮抗，而非袁世凱對北洋武人的徹底控制。與上述問題同一時段的對外借款問題亦引發猜疑。民國初創，滿目瘡痍，共和政府面臨的第一棘手問題便是財政。各地因革命與戰事紛紛擴軍，但兵餉奇缺，致使各地兵變頻仍。由於整頓稅收緩不濟急，各方皆主舉借外債。而如時人所言“我方需求逾急，外人要挾我逾苛”。為了打破四國銀行團一致對我的局面，總理唐紹儀另闢蹊徑轉而向四國之外的比利時借款。但隨後因四國銀行團的壓力比款作廢，中國方面只得由財政總長熊希齡重新向四國銀行團借款，其結果則是借款條件更加苛刻。
1913年與袁世凱政府簽訂善後借款合同的五國銀行團代表政府此舉本為處於兩難困境無可奈何之抉擇，但報紙輿論迅即做出反應，皆對這次借款不予諒解，認為其予外人以監督財政之權，有亡國嫌疑。連黃興、孫中山等人都在報紙上公開譴責，並要求經辦此事的財政總長熊希齡迅速廢約，並積極倡導國民捐款以代替此次借債。熊希齡面對輿論的各類譴責，私電黃興表明其苦衷：“近日反對風潮，日烈一日，各省責備之言，無慮數千。而接濟之餉，不見涓滴。僅湖南允助三十萬金，然只供南北兩方二日之用，山窮水盡，齡何能為?”他進而痛陳“猜疑”之害：至於借款內容，則南北之疑慮，各黨之攻擊，無法可以解釋。並慨嘆：“前清時代，賢能之吏，精神才力均消磨於猜疑應付之中，不料民國初立，此弊更甚前清。希齡身無尺寸之功，謬膺非分之選，當此潮流，無法支持南北之問，救過不暇，有此惡因，難結良果，內憂外患，相逼而來。”
熊希齡
熊希齡處“南北之疑慮”而“無法可以解釋”，不惜以退隱為脫身之計。而借款中責人者黃興身為南方留守，亦處於北方之“猜嫌疑忌”之中。其公開電文屢次提及北方報紙責我戀棧，欲與中央對立保持獨立之地位。其本人聲稱為了消除北方的疑慮，將在遣散各省軍隊之後馬上辭職。從黃興就任南京留守一職伊始，北方主導的輿論就一再懷疑其欲“獨立”。麥孟華致梁啟超信中亦說：現今南方設一留守府，儼然一獨立政府。當時有報紙採訪宋教仁也曾提問：南京留守府頗惹政界及國民注意，是否有礙於統一。黃興在輿論壓力聲中，於六月辭職。這一行動意在表明其並不欲借南京留守一職成獨立政府之勢，但輿論仍猜測其是因財政匱乏不得已而為之。章太炎致書袁世凱，仍認為黃興曾謀“湘粵獨立”，並稱其此舉以退為進，極為高明。這一推測足見民初政局之微妙與敏感。因參加武昌首義的革命元勳張振武被袁世凱在京未經審判就地槍決，雙方之間脆弱的互信再受打擊。北方聲稱張振武欲在武昌釀二次革命，事出緊急，因黎元洪要求殺立決，而南方則認為堂堂共和國未經審判竟擅殺革命元勳。於此可見南北雙方緊張程度之一斑。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卻在於張振武到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調和南北黨見，號召大家勿起猜疑。這一緊張局面最終以稍後袁世凱召孫、黃在京協商而告一段落。但這其中的一段小插曲仍昭示著猜疑並未遠去：國民黨一方的激烈派認為袁世凱召孫、黃入京恰如歷史中的“鴻門宴”，因此當孫中山先行啟程入京後，有人苦勸行將上船的黃興不要去，稱如果袁世凱扣留孫，國民黨仍有一領袖可負領導之責。然而孫、黃相繼赴京，可見此時南方領袖在南北猜嫌聲中，仍存調和之心。數月之後新生的共和國開始第一屆正式國會的選舉，國民黨在宋教仁的領導下獲得了勝利，但不久“欲調和南北”的他卻連中數槍倒在了血泊之中。隨著兇手的抓獲和證據的獲取，背後主謀的嫌疑一步步指向了北方——袁世凱的親密助手、國務總理趙秉鈞。而四月北方又簽訂了善後大借款。特別是宋案的發生，意味著之前所有的“猜嫌疑忌”已鐵證如山，雙方的敵意由此一發不可收，最終釀成二次革命。
第一屆國會開幕回首宋案後雙方的言論，不難理解猜嫌心理對此案政治後果的巨大影響。國民黨一方心情極其沉痛與悲憤，《民立報》登載黃興悼詞：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今人研究雖證明國民黨依為證據的電報亦有可議之處，但極度不信任與猜嫌已使大部分國民黨人認定袁為主謀者。袁世凱堅不承認，並數度辯駁。四月二十六日其命國務院通電各都督，針對宋案發生之後謠言叢生，指出“乃外間不察事實，動雲某某指使，或則牽扯政府，或則指斥偉人，輾轉傳訛，挑動惡感”，他特別告誡：現在國基未固，雖極力維持，猶恐不及，豈容爾虞我詐，妄起猜疑；又稱“此次宋案發生，幸將正凶及牽連各犯次第破獲，自應徹底根究，按法治罪。此是法律問題，與政治判然兩途”。而“報紙則為不根之談別有用意”，並嚴詞責備“好事之徒，不候法律解決，妄生謠諑”，以遂其破壞之計。五月二日袁世凱又發表聲明：宋案發生後，謠諑繁興。政府中人，幾於無一不處於嫌疑之地。究之此案關係重大，無論如何，將來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現在各項謠傳，原無辯駁之價值，儘可聽之而已。
對宋案幕後主使的報道《謀殺宋教仁先生之關係者》（《真理畫報》1913年第1卷第17期二以歷史長時段審視，民初“猜嫌”政治文化的濫觴亦有其歷史脈絡。中國古代政治傳統特別強調皇帝對待臣子應忌“蓄疑”，猶不可“屑屑於猜疑”，而應以“推誠之道”待人。在理想狀態下，君臣之間的猜嫌只具有單向性，只需要諫言皇帝勿猜嫌臣下即可，這也就大大降低了猜嫌造成的破壞性。然而一旦皇帝闇弱，便是猜嫌叢生之時。如晚清自慈禧垂簾聽政、訓政，中央權力便由一元變為二元，因此時人即認為戊戌政變起於“兩宮猜嫌”。而自庚子國變之後，傳統的君臣政治遭受朝廷綱紀不振和報紙輿論深度介入的上下夾擊，其形態蛻變為多元與分裂。民國初年共和取代皇權，政治權威遠未建立，中央政府的“統一”徒具形式，而“各省獨立”和“南北分裂”則是隱含在形式之下的實際形態。毫無疑問，這樣一種政治狀態為“猜嫌”政治文化的產生提供了特定的土壤。
宣統皇帝退位詔書民初南北猜嫌這一政治文化現象極具典範性意義。同盟會元老譚人鳳便注意到這一現象，他說：“南北問題已無，然而市虎杯蛇，積疑生暗，南人謂北方政策有羅馬愷撒及拿破崙之手段，北人謂南方擁兵有希圖割據宣告獨立之思想。悠悠之口，牢不可破者何也？”他進而分析“以上兩種非常疑似之說”之由來，是因為武昌起義後“官之失職、士之失業者眾矣”，而這一社會群體中“不得志南與北者，則怨望造謠，互相洩憤；反是得志者，則又思希榮固寵，偽為忠於所事，以售其欺”。無獨有偶，主調和之說的江蘇都督程德全亦曾反思，當日“大局之危機……所誤者只一疑字，所缺者只一信字”。他認為自武昌起義以來九個月，“政局遞嬗，瞬息萬變，凡身在局中者……殆無人無事、無時無地無身受之苦痛。而所受之苦痛，更復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異。甲之所受，乙固不知，乙之所受，丙又不覺。萬不得已，曲求自解。於是互相責備，互懷怨望，杯蛇市虎，積幻成真，猜忌潛生，詐虞益甚”。在程德全看來，引發猜嫌的機制如下：“巧者以鉤距為無上之能，悍者以激烈為最後之盾。其中陰謀淺識之徒，更利用離間播弄之手，盲從鼓譟，各有擁護，媒利藏身，濤張為幻。”（一九一二年六月）這一觀察與譚人鳳的見解相當一致。二者共同提示，猜嫌在民初政治中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南北之中得志固寵和不得志心懷怨望者皆有促成南北猜嫌的動機，而得志者與不得志者之間的爭鬥亦是造成南北猜嫌乃至政治風潮的動因。一九一二年六月唐紹儀總理辭職震動朝野，南北關係因此惡化，二者的猜嫌也隨之明面化。造成這一事件的背後原因與趙秉鈞、唐紹儀暗鬥有關。趙秉鈞，北洋中堅人物，為袁世凱親信。其在南北和議時借其大管家與隆裕太后寵幸的太監小德張關係甚密“這一秘密路線”向隆裕太后行賄，最終促成清室遜位詔書的發佈。“當時北洋基層幹部俱認共和之成，趙功莫大焉，第一人內閣總理非他莫屬”。袁世凱亦許其以總理位置，但因南方力薦唐紹儀為總理，袁世凱“不得不許南”。大約一年後宋案引起的風潮，章太炎即斷言是唐紹儀“偽為調和”希冀重新組閣之故。他做出了以下的分析：“邇來宋案、借款兩端，人皆激戾，要亦未有實事，只以朝有佞人制造風潮，轉相簧鼓，授意中外報紙，散播謠言，以屏總統之聰明，而蔑元勳之名譽，恫疑虛嚇，冀得自認調和，於是遂其私圖，建其死黨，將來調和結果，不外以唐紹儀組織內閣。庸人不察，攘臂相爭，甲者則曰總統殺人，乙者則曰方鎮倡亂，事皆烏有，而無不在佞人黠術之中。”朝中政客“製造”與渲染南北問題以從中漁利，這是南北猜嫌的一個重要動因。
趙秉鈞給宋案兇手之一應夔丞聯絡密碼的手令進一步看，南北猜嫌的愈演愈烈同政治與報紙輿論密切結合息息相關。民初各類政治信息越來越多地由報刊登出，與之相應的是政治人物也越來越多地通過報刊來了解政治事件的情形。輿論驕子梁啟超就習慣剪輯各類報紙來了解政治動向。趙鳳昌也常常根據時報來判斷形勢。更耐人尋味的是，宋案發生後袁世凱一方面呼籲勿信報紙謠言，另一方面其決策卻往往以報紙報道的信息為據。比如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袁世凱下令嚴懲各地不法之徒，其所據信息即“上海四月二十九日路透電稱，有人在滬運動第二次革命，諄勸商家助捐籌餉，反對中央。又英文《大陸報》稱，上海有人運動滬寧鐵路預備運兵赴寧各等語。披閱之餘，殊堪駭怪。雖西報登載風聞，不必實有其事，而既有此等傳說，豈容坐視亂萌”。但問題是民國初年共和取代清帝，政治權威遠未建立，政治形態因報紙的高度捲入呈現一種既公共又離散的狀態。報紙登載和品評政治問題，從而塑造了一種“民主”政治模式，但這種政治模式並未帶來善治。大多數報紙都有明顯的政治傾向，輿論背後滲透了黨派乃至私人的恩怨，新聞報道不僅蛻變為政治“宣傳”，而且攻訐之風比晚清猶有過之。各類謠諑此起彼伏，不斷破壞著民初的政治生態。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初的報紙輿論威力巨大，辛亥革命從一定程度而言就起於報紙登載的各類學說，而報紙上的負面報道對政治人物也具有極強的壓迫性。因此這些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受到報紙輿論攻擊後，往往需要回應以表現自己的正當性。熊希齡因借款問題面對“賣國”指責，便不得不公佈與黃興的私電以明心跡。而黃興為了澄清對其倡導分裂獨立的指責，必須登報宣佈其堅欲退隱的決心。宋教仁、章太炎也多次登報宣稱政敵對自己的攻訐為造謠與誣衊。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南北猜嫌與報紙的聯繫越來越緊密。譚人鳳便指出南北雙方猜疑之說大半是因為“報紙播弄”。程德全號召調和的通電也指出，猜嫌加劇，報紙難辭其咎：“而各機關報紙，無慮數十種，亦復是丹非素，各主極端。甚且掇拾依稀彷彿之新聞，訐發陳腐瑣屑之隱事，非冷嘲熱諷，即醜詆怒罵。”
《國民》對宋案與借款的評論（《國民（上海1913）》接近國民黨一方的章士釗事後反思宋案至二次革命這一段歷史：“國民黨以宋案之波折，日日以媾成大獄為事。政府自知其理屈也，百計以彌縫之，故二次南方之革命，未始非報紙激成之。”袁世凱也注意到報紙的負面作用，並有所行動。一九一三年五月一日，他下令對誣衊政府之刊物進行警告，稱“凡罪案未經審判以前，照律不得登載新聞。乃有《國風報》《國光新聞》《中國報》等，任意誣衊，有萬惡政府、政府罪人等語。應據報律先行告誡”。但報紙對政治的影響已難以扭轉。總之，研究民初政治走向，若忽視南北猜疑之政治影響，必將陷入盲人摸象之局。這一政治線索中糾合了民初政壇中的各種流行元素，譬如地緣、黨爭、輿論等等，進而演變為影響歷史局勢之暗流。此暗流潛於政事之中，搖擺於政局之下，充斥於政治人物之內心。歷史的弔詭之處恰恰在於，“南北猜嫌”的預測最終得到應驗：一九一三年孫中山、黃興由江西、湖南、廣東獨立釀“二次革命”，旋即為袁世凱所鎮壓，但數年後盛極一時的袁世凱也眾叛親離而告失敗，其本人也含恨而亡。民初的政治演義，成功詮釋了人的主觀判斷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如何化為一種政治心理，進而嵌入特定的政治結構，從而形成新的政治機制，最終影響了歷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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