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勝利前夕，發生在東北黑土地上的權力之爭，無疑是最吸引國際關注的焦點。對外，美蘇日三國的博弈紛爭波譎雲詭；對內，國共兩黨在東北的鬥爭形勢日趨激烈。各方勢力攪動風雲，東北究竟何去何從？
蘇聯對日宣戰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時間18時，蘇軍華西列夫斯基元帥下達了向中國東北日軍進攻的命令。攻擊進行4小時後，當日22時，塔斯社奉命向世界發佈消息。
莫斯科與中國及日本時差均為6小時，蘇聯8月8日，也就是中國及日本8月9日。這一震驚世界的軍事行動，各國領袖反應各不相同：
- 進軍命令下達時不巧趕上了暴風雨，斯大林笑著說了一句：“暴風雨是給日本武士下的。”便叼著菸斗看電影去了；
- 上午便得到蘇聯通知出兵消息的杜魯門總統，忍不住內心高興，午後就此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 東京皇宮內的裕仁天皇正在幻想著一向中立的蘇聯儘快答應出面向同盟國調停講和，以延緩或中止美軍的凌厲攻勢；
- 蔣介石則在絞盡腦汁思慮如何讓斯大林降低出兵條件，儘快趕在蘇聯出兵東北前把條約簽下來；
- 毛澤東對蘇聯即將參戰一無所知，常駐延安的蘇軍情報組對蘇聯與國民政府的談判未漏半絲口風。
三天前的8月6日，名為“小男孩”的原子彈投在了日本陸軍總部所在城市廣島，帝國大本營的反應僅僅是，“派了以物理學家吉尾西島博士為首的專門委員會去廣島研究原子彈爆炸的後果”。顯然，原子彈並未撼動日本戰爭機器的核心部件，卻促使了蘇聯加速進軍中國東北的進程。
根據原先的預令，蘇軍確定於8月11日發起攻擊。8月7日斯大林向華西列夫斯基發出訓令：外貝加爾方面軍和遠東第一方面軍務必於8月9日展開行動，因為杜魯門那句“我們在日本投擲原子彈，迫使俄國重新考慮它在遠東地位”的話早已傳入斯大林耳中。
戰爭的殘酷法則是，停戰前士兵的戰靴踏在哪裡，哪裡便是雙方勢力範圍的分界線。蘇軍要趕在日本宣佈投降前佔領東北。
儘管當時美國一些人對投擲原子彈提出異議，但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證實：“總統一刻也不想拖延第二顆原子彈投擲。”在蘇軍踏進東北的同時，8月9日，名為“胖子”的原子彈投向了日本。
8月10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終於發出了乞降照會，照會電文是通過中立國瑞典政府轉送美、英、中、蘇四國的，並未向日本國內公佈，日軍仍在抵抗。蘇軍的凌厲攻勢仍在繼續。即使日軍放棄抵抗，蘇軍也要佔領整個東北，親手實現對日軍的繳械。
8月10日，對中國人說來是個沸騰的日子。狂歡的聲浪中有兩個人卻與眾不同，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毛澤東。
重慶的酷暑加上狂歡的熱浪使得蔣介石越發焦躁難耐。這一年的6月，美國政府告知他《雅爾塔協定》的內容，並要求他抓緊與蘇聯就出兵問題展開談判。蘇聯出兵是早晚的事，時間表攥在斯大林的手中。
日本投降後，東北統治權力出現真空，能與自己爭奪的力量唯有共產黨。華北的大部由共產黨控制著，而且八路軍就在長城附近和離東北咫尺之鄰的山東、河北。他要搶在蘇軍進入東北前，同蘇聯談妥一個協議，讓斯大林把東北交到自己而不是共產黨的手裡。
無奈的是從6月末開始，至今談了兩個多月，斯大林價碼始終居高不下，尤其即將簽訂那個條約中赤裸裸的出賣領土條款，使其握筆的手顫抖不已。如今，斯大林竟然在條款未簽訂的情況下，單方面突然出兵。蔣介石感到斯大林最後通牒的強硬與霸道，後脊樑一陣陣發涼。
延安窯洞中的毛澤東徹夜無眠。蘇聯對日本宣戰，毛澤東一時感到意外。此前，斯大林對美、對蔣的所有交易都對同信馬列的盟友中國共產黨保密，有時甚至是刻意掩蓋。陝北山溝裡的毛澤東靠著聽廣播、看報紙預測到蘇聯戰勝德國後一定會打擊日本，但未曾料到如此之快。
此刻，毛澤東可謂一喜一憂。喜的是終於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於當天上午便起草了《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裡面以興奮的語氣宣佈：“最後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
毛澤東的憂慮正如他後來於1947年12月28日在中央十二月會議上講的那樣：日本投降對我們是個喜事，也是個負擔，因為來了蔣介石。從中國革命的宏觀角度看，僅僅打敗了日本，美國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仍極龐大，也是“革命尚未成功”。而且日本一倒，內戰危機空前嚴重，嚴峻的形勢已經擺在面前。
無數歷史證明，領袖所以異於常人，不僅在於常人所不具有的深邃洞察力和預見力，還在於處理與扭轉歷史進程的巨大膽識魄力與正確戰略策略。面對蘇聯出兵所帶來的巨大形勢變化，蔣介石與毛澤東將以何種不同的膽魄，分別採取什麼戰略策略呢？
英雄所見略同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發佈投降詔書；17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放棄抵抗；18日，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在通化大慄溝宣佈“退位”；19日，蘇軍受降使團的飛機與500多名空降兵降落長春；21日，蘇軍坦克開進長春街頭。繳械後的日軍自山田乙三大將以下共52萬關東軍，在蘇軍撤離東北後被押往蘇聯西伯利亞。
日軍刺刀下的滿洲國隨著日軍的繳械瞬間便轟然坍塌了，從城市到鄉村，東北的政治權力立馬出現了若干空洞與間隙，這層層疊疊的權力真空由誰來填補與佔領？誰會捷足先登呢？
蘇軍進攻勢如破竹，8月19日，蘇軍便佔領了平壤。23日，蘇軍先頭部隊進到了北緯38度線便止步不前了。美蘇兩國雙方有約在先。這是在蘇聯出兵那一天的臨時約定。
8月9日，蘇軍幾個師從中國東北邊境轉道向朝鮮急速推進，美國人立即出現了擔憂。當初，波茨坦會議並沒明確美蘇兩軍在佔領朝鮮時的分界線，那麼蘇聯紅軍戰士的戰靴就可以踏在任意的地方，而距離朝鮮最近的美軍還遠在幾百公里以外的沖繩，無論如何也搶不過蘇軍。
當晚，五角大樓緊急召開會議。總統杜魯門要求，應當在朝鮮整個地區的作戰範圍“畫一條線”。陸軍參謀長馬歇爾要求隨行參謀叫迪安•臘斯克的年輕上校：“要在30分鐘之內搞出來”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佔領界線。30分鐘是有限的，沉思片刻，迪安拿起一支紅色的鉛筆乾脆利索地在朝鮮地圖上畫出了一條直線。這條線和49年前日俄分割這個國家的那條線完全一致：北緯38度線。
讓美國人意外的是，斯大林痛快答應了這條界線。事後美國人後悔了：要知道斯大林這麼痛快，不如把線往北移動一下，劃在39度線上，那樣中國的軍港旅順就在美國的勢力範圍裡了。
9月9日，美軍從仁川港登陸，撤往南朝鮮的日軍第十七方面軍立即向美軍繳械。停在三八線上的蘇軍等來了最高司令官名叫麥克阿瑟的美國軍隊。從此，朝鮮分裂為南北兩部分。
白山黑水之間遼闊的中國東北大地，百年來一直處於多事之端。百多年來的東北屈辱發展史在驗證“紅顏”薄命道理的同時，也確鑿無疑地印證了一個說法：“得東北者得天下”，或者說“欲得天下者，必先得東北”。
人們常說，英雄所見略同。在東北的問題上，毛澤東與蔣介石不僅見識相同，連說法也驚人的一致。
毛澤東說：
“
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和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
蔣介石說：
“
國民黨命運在東北。蓋東北之礦產、鐵路、物產均甲冠全國，如東北為共產黨所有，則華北亦不保。
”
毛澤東對他的同事解釋說，“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分割的相當分散，各個山頭、各個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沒有工業，有滅亡的危險。”只要取了東北，根據地便與蘇聯、蒙古、朝鮮相接，出現一個“背靠沙發”的局面，從而脫離被國民黨四面包圍的險境。為此，毛澤東強調，“要準備20到30個旅，15萬到20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東北去。”
蔣介石則以“生命線”回應毛澤東的“存亡”之說：“東北是一個比西歐大國還要大的地方，那裡重工業佔全中國一半以上，是我們民族復興的生命線，得失影響國際視聽和全國的人心。”講究顏面與國際視聽，特別是美國人的看法是蔣介石的一個突出特徵。
毛澤東與蔣介石都看到和計劃著以東北強大的物質基礎為支撐，最終戰勝對手的意願是確鑿無疑的。他們共同始料不及的是，東北一旦為一方佔有，便會迅速發生多米諾骨牌的效應，奪得東北的一方揮師入關，僅僅一年就將失去東北的一方徹底打倒了。
日本投降，美與蔣站在了一塊兒，這對中國共產黨絕對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同宗同脈的蘇聯共產黨的立場就顯得尤為重要。
日本宣佈投降後，中共中央派遣中社部李士英帶著電臺去綏蒙邊境，與蘇聯秘密聯絡，期望取得蘇方支持，搶先接管東北。蘇方冷淡，沒有態度。毛澤東聽了李士英彙報後感嘆：“他們不相信我們中國共產黨會取得勝利，最後解放全中國，這是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啊！”
就在蔣介石對毛澤東發出第二封邀請電的同一天，蘇共中央8月20日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毛澤東去重慶同國民黨談判，並說中共不能打內戰，否則民族會遭到災難，國家有毀滅的危險。正逢一年中最熱的時候，毛澤東感到了一絲冷意。
8月26日，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於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內容公佈，規定蘇軍從日本人手裡解放的東三省只能交給國民政府，並且蘇聯政府給予中國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完全供給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消息傳來，毛澤東及他的戰友們，尤其是在風風火火闖關東的幹部戰士們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如同被兜頭潑了一盆涼水。
日本投降後，中國大地上政治實力為“三國四方”。顯然，強大的美國、蘇聯與比較強大的蔣介石國民政府坐在了一起，共同面對比較弱小的中國共產黨。
儘管蔣介石用人格擔保毛澤東的安全，毛澤東會去重慶嗎？
斯大林已經用法律約定東三省由國民政府接管，朱德總司令第二道命令中那四支隊伍是否繼續向東北進發？
蘇軍會讓他們踏過山海關嗎？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現今一些人難以理解當年闖關東、爭東北之艱難，或認為東北爭奪戰只是國共兩家，實際上是共產黨在同國民黨及支持蔣的美國和傾向蔣的蘇聯在爭奪；因為斯大林已將東北交給了蔣介石，換取垂涎已久的外蒙古。
或認為爭奪戰只是軍人在戰場上的搶奪，實際上是毛澤東、蔣介石、杜魯門、斯大林幾個巨人戰略思維的角逐與拼搏。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弱小共產黨勇敢地爭奪滿洲，不僅直接挑戰了美英蘇等強國的《雅爾塔條約》，同時也是在挑戰世界巨頭杜魯門、斯大林的個人權威。
當時，延安也有領導幹部向毛澤東建議，蘇聯雖然沒有支持我們，卻也沒有表示阻攔我們，大家都信仰馬列，作為共產黨不至於對我們開槍。
毛澤東一直默不作聲。他太瞭解斯大林了。對中國背信棄義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說明，為了蘇聯的利益，斯大林能夠將任何他國的利益踏在腳下。
同時，在對待國共兩黨關係的態度上，斯大林不僅一直將蘇聯國家利益置於意識形態之上，而且一直以來看好國民黨，瞧不起共產黨。
斯大林多次表示，蔣介石是唯一有力量統一中國的人。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之前，斯大林把親筆簽名的自己的相片寄給了蔣介石。
毛澤東不能保證斯大林為了蘇聯的利益，把屁股坐到國民黨一邊，對共產黨做出不測之舉。
歷史進程表明，偉人所以偉大並非所有的判斷與決策都事事正確，而是能隨時吸納他人的正確判斷，修正自己的思維，從而做出正確的決策。在進軍東北、爭奪滿洲的問題上，劉少奇發揮了重大作用，歷史應該濃重記上一筆。
毛澤東赴重慶以後，8月29日，代理主席職務的劉少奇主持中央再次研究東北形勢，並於當天向晉察冀、山東分局發出指示：
晉察冀和山東準備派到東三省的幹部和部隊，應迅速出發，部隊可用東北軍和義勇軍等名義。只要（蘇聯）紅軍不堅決反對，我們即可非正式地進入東三省……山東干部與部隊，如能由海道進入東三省活動，則越快越好。
與後來坐著美式吉普卡車、美國軍艦與飛機搶進東北的國民黨軍不同的是，闖關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幾乎沒有汽車，甚至連馬車也不多，全靠雙腿一步一步量著走向東北。
冀熱遼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李運昌所領導的這個小塊根據地全部人馬為1.3萬官兵及5個地委書記和2500餘名地方幹部，分三路向熱河、遼寧和吉林挺進。這是接到中央電報後第一支向東北開進的共產黨武裝。
一支孤軍，從冀東一路流血流汗、飢餐渴飲闖進瀋陽。正是他們率先挺進關東，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存亡攸關而重大的戰略偵察。
1945年9月14日上午，寧靜的延安上空突然出現了一架軍用飛機。這是事先沒有信息和通告的不速之機，哨兵們都握緊了槍，瞪起了警惕而疑惑不解的眼睛——因為這是一架美製道格拉斯卻塗著蘇軍紅五星的飛機。
事後，諸多史料在記載這段歷史時，幾乎都有這個場景的一頁：飛機中不速之客帶來了影響歷史走向的重大消息。
飛機艙門打開了，蘇軍駐滿洲最高司令官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的全權代表貝魯羅索夫上校向朱德總司令遞交了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四點聲明。
正式通報之外，貝魯羅索夫還說了兩句話：一句對上述聲明解釋性質的話是，進入瀋陽的中共部隊公開打出八路軍的旗號，會在國際上造成影響，給蘇聯帶來外交上的麻煩。另一句是：“我的上級馬利諾夫斯基元帥，不論對總司令個人還是對八路軍，均抱有深厚之同情。”
這是同盟軍之間表達友情的話語。反應敏捷的朱德馬上表示，可不用共產黨八路軍名義進入東北，並說明八路軍在抗日戰爭時期開闢的冀熱遼根據地包括遼寧西部，理應將這一地區交給中國共產黨。
貝魯羅索夫馬上表示同意將山海關及錦州一線交給八路軍，還希望中共中央派負責同志去東北與蘇軍統帥部協調。身為校級軍官這樣表態，明顯是有蘇聯最高層的授權。
當天下午，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臨時會議，聽取彙報同時向重慶的毛澤東彙報情況。晚上，延安的楊家嶺、重慶的紅巖村13號，千里之外的兩地燈光同時徹夜通明。
在楊家嶺窯洞中的政治局會議形成兩項決議：一是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以彭真為書記，陳雲、程子華、林楓、伍修權為委員，馬上隨蘇軍飛機去瀋陽；二是從華中、華北派遣100個團的幹部去東北。
對這個“千載一時之機”，劉少奇格外珍惜。9月15日向黨內發出通知時，對部隊進入東北的方式作了更具體詳細規定：“進入滿洲邊境時，絕不可被紅軍及英、美、國民黨人發現”；“在東北絕不能採用八路軍的番號，也不能用共產黨的公開名義和紅軍接洽並取得其幫助” ……
9月17日至19日，延安與重慶的電訊波號猛然多了起來。三天之內，中共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山東主力及大部分幹部迅速向冀東與東北出動。”“新四軍江南主力部隊，立即轉移江北。”
9月19日，劉少奇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全國戰略方針，毛澤東當日即覆電贊同，要求新四軍在江南的部隊北撤，“越快越好，此間已當作一個讓步條件，向對方提出。”
根據新的方針，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榮桓率領機關及山東5個主力師、18個基幹團進入東北。陳毅率領新四軍軍部及部分部隊接替山東。其下屬黃克誠新四軍3師主力4個旅、3個特務團共35000餘人，在師長黃克誠、副師長劉震、洪學智、政治部主任吳法憲帶領下，從蘇北淮陰踏上征程。
在10萬大軍闖向關東之際，重慶談判中的毛澤東提出向國民黨讓出南方八個解放區以爭取國內和平，並通過協定公之於世。蔣介石得意了，歷來只知道與政府爭地盤的共產黨最終還不得不屈服地讓出八塊地盤嗎？
10月17日，毛澤東回到延安在幹部會上做報告說：
長江以南各個解放區，不讓也得讓，爭也爭不到，何必不慷慨一點讓出來呢？算總賬沒有蝕本，沒有吃虧。這個地方失了，那個地方得，失了一寸，得了一尺，還賺九寸。
歷史進程多次演繹了這樣一個事實，領袖的戰略眼界高低，一定是決定勝敗的核心因素，策略的高度靈活性則是打敗僵化教條對手的關鍵。
蔣介石陶醉於收入囊中八塊解放區時，根本想不到或自傲地不去想毛澤東在“明修棧道”。當共產黨10萬大軍“暗度陳倉”紛紛挺進東北的時候，國民黨在東北還沒有一兵一卒。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的牌子只能掛在離東北數千裡之外的重慶，行營主任只能在重慶一個叫上清寺的地方辦公。
李發鎖，筆名凡槊，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吉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動遷》、《官司》等多部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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