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東北嘎啦
題主很剋制，很謹慎，知識分子的前面，加上個“古代”二字。實際上，魯迅筆鋒所指的是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當然也包括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魯迅提到的奴性所指，驚人的麻木，沒有底線的妥協，奴才的行徑和犬儒的悲哀。他在《而已集·》中寫道：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曾把一些幫閒文人稱作”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他還說，凡知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居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他受不住，又即刻變化，甚至出賣朋友。
實際上，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為權力打工，有其深層的社會和經濟背景，但魯迅是一個眼裡不揉任何沙子的人。
老實說，我並不喜歡魯迅，從小學到大學，讀了太多，他的文章，總覺得他很小氣，見一個罵一個，得誰跟誰叫板，所謂“睚眥必報“事實上，他在文史方面的成就，一直都受到質疑。然而，在抨擊和譴責中國知識分子”奴性“這件事情上，我認為，古往今來，他是最有資格的人。
魯迅不是李白，也不是陶淵明
奴性的對面是骨性是骨氣。魯迅有骨氣，這誰都知道。李白也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但他太愛酒，太喜歡享受。陶淵明似乎也是這樣的人，掛冠而去南山下，不為五斗米折腰，但氣節有了，硬度卻不夠。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然而這不是魯迅的風格。
魯迅是一個英勇的知識分子，活在那樣一個時時有生命之憂的時代，感覺人隻影單，卻仍然橫眉冷對。借博爾赫斯的話，“就像是一隻憤怒的投槍，飛舞在空中，尋找目標，一心只想傷人，“我一直很疑惑，是什麼樣的力量在背後支撐著他，幾乎是在與一整個社會體系為敵。後來我發現，其實那種力量就是一種強大的道德優勢，魯迅並不孤獨，他相信自己身後隱隱站著芸芸眾生，好像在說，我們這邊的人比你們那邊的人還多，這讓他得以援引一個大千世界和人類全體，乃至於一整個時代，來對抗最多是當下國家佔有者，集體服從者這些人，俯首甘為孺子牛。時間與他是最堅定的盟友，時間會帶來源源不絕的援軍，在某種生存的意義下，只要hold住就會獲勝，甚至，歷史還會給當下現實，更早一步作出判決，也許此時此刻已提前確認了它的價值和他對”奴性“批判的資格。
下面引述一段，與魯迅同時代的郭沫若寫下的字句：
我向你高呼萬歲斯大林元帥，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 70 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 …………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細菌戰的威協在你面前只是夢囈，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
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 “ 力量崇拜 ” 。這當然也是一種奴性。可見，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這種奴性，從古至今，從未斷絕。
行者私享
身為知識界領袖的魯迅，卻一生都瞧不起知識分子同類。
因為在他看來，中國自古以來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奴才式的群像，中國知識分子史，就是三千年奴才史。這些人，張口閉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世道人心”、“精神獨立”，實質終其身都依附、寄生於權力之上，倡優類蓄，不過就是權貴們豢養的衣著光鮮的飛鷹走狗，並不見得有多少光彩，多少清白。
也許，在他看來，就雙方關係而言， 這是一種制度性癌症互染聯盟。權力者利用這些人以“文”的方式維護利益；而讀書人或主動獻媚或被動屈從，成為幫閒或者幫忙；偶有特立獨行者，也必然被高壓鉗制，如司馬遷的受宮刑、高啟的被腰斬，都是經典案例。所以，在魯迅看來，現今那些其實連《論語》逗號都搞錯的“國學家”們所鼓吹的中國文化，是一種知識太監化的文化傳統；而自命清高的讀書人，幾乎就是一個深入骨髓的軟骨病患者群。
就我個人觀察而言，我從來沒有覺得魯迅的這個論斷是危言聳聽的。甚至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奴性問題，並不是一個已經遠去的民族文化的問題，而是具體的現實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國的事情往往都是各種東西集聚在一個時空裡，造就這些奴才的制度上的專制主義弊端，並沒有隨著溥儀被趕出紫禁城而煙消雲散。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奴才化制度因素的討論，過去楊師群先生已有很好的見解，我參照他的意見做幾點總結。
1，秦漢以後儒家綱常禮教下奴化的教育模式
若論知識分子奴性思維和人格的成因，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是第一位的。讀書人基本上會因讀什麼而成為什麼。
中國曆代王朝，都可說是集權與極權兼備的王朝。要長期維持這種體制，對國民特別是讀書人的思想控制是第一位的。任何權力必然首先是話語權力。
儒家文化自秦漢以後，獨尊海內，被權力者巧用為思想控制，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洗腦的首要工具。所以需要它，因為它的“忠君”、等級、服從等思想實有奴化意識在裡頭，帝王神聖化、偶像崇拜化，天下是非定於一。
在這種教育模式下，讀書人受教育，不是被教導為做一個獨立不倚的思想者，而是隻指望為權貴所賞識，“暮登天子堂”，甘為狗馬臣僕；而所以要“獨尊”，不過就是馬基雅維利所說的，把別家的思想粉碎，然後把這些思想按照我要的意思重新組裝起來，是為技術，是為權術。
2，國家機器淪為可以隨意鎮壓“妄論”的私家工具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清人龔自珍的這句詩，可說道盡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所有“憂讒畏飢”的惶恐。
中國歷史上，大量知識分子的言論生產被權力者所掌控的國家機器宣告為“異端邪說”，“妄言妄論”，文字獄橫行，自由言說的權利被視為無物，時刻逼讀書人為奴，其目的就是要求這些言論製造的讀書人對權力要無限忠誠，所謂國家，不過就是某人之私家公堂；
在這樣的制度文化中，讀書人的“獨立思想”理所當然被視為洪水猛獸，各種最高等級的罪名也是層出不窮。遠的不談，中國入宋即有所謂“通虜”罪名，清初又出現所謂“通海”；民國前先是說“康黨”，後是說“革黨”，民二以後是說“亂黨”；再晚就是“不予顯示”，乃至後來的“反革命”、“攻擊”、“抹黑”，“漢奸”、“美狗”、“帶路黨”………名目實在紛繁，多到不可勝說的境地。
3，家長型王權統治的制度文化時刻“異化”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過去薩孟武就直說，“中國之制即為王權之制”，君臣父子，百家爭寵，完全是一個家長型的統治格局。
在這種權歸中心、利歸中心，甚至命歸中心的王朝文化中，每一個知識分子誕生的第一天，都是宮廷、王朝權力的奴婢、倡優及御用走狗。讀書人立身出處的核心，就是為權力者出謀劃策，屈勢媚世，每一個個體都不允許有自己的個性，在這樣的制度文化中往往被異化為聽話的奴才，甚至是殘暴的野獸。
中國讀書人，屬於權力寄生階層，本身也不存在可以維繫自身獨立、抗衡權力的價值體系與現實力量，所以即便在種種道與權、理與勢的衝突中，有些份子敢冒不韙，偶起爭端，也總會毫無懸念的被戕殺。
而明清以來，中國的專制手段更加隱秘恢詭，反自由、反權力、反言論、反人權的傾向只有強化沒有衰退，作為眾矢之的、也作為民族精英的知識分子，惟有墮落為國家權力的奴才，才可能明哲保身，甚或名利雙收。
4，王朝壟斷一切生存資源的經濟體制，迫使知識分子無路可逃
魯迅說，人總要先有飯吃，能溫飽，才能有力氣談發展，談骨氣，談尊嚴，談知識分子人格。
而歷代的中國讀書人，在王有制經濟制度形態主導下，所有的衣食住行，幾乎都是王權所控制，所施予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是因為回家還有米，假設全家都嗷嗷待哺垂死掙扎，還管什麼“腰”不腰的呢。連深山出家做和尚、做尼姑、做道士都得迫使你還俗，對不起，率土之濱，不允許你講人格。
也就是說，歷代中國讀書人，根本無法站立權力集團之外，維持一種獨立的生活方式和獨立的人格操守。即便是今日，中國的讀書人還可以挺起匯仁腎寶補養下的脊樑，做到自給自足嗎？
2018，7，18，晚閒敲
劉愚愚
我是贊成魯迅的話法。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身上具有奴性思維。
中國古話說，學會文武藝，貨賣帝王家。
你看，十年寒窗苦，就為了上龍庭給皇帝老子磕頭去。
近現代知識分子有沒有奴性思維？
同樣有。
做權利的奴才，做金錢的奴才。
大多數人是難以倖免的。
實際情況可能是書讀的越多，對錢與權越敬畏。
不自覺的就想匍匐。
美國記者/節目主持人/藝人敢罵特朗普。可是，這些傢伙敢罵老闆嗎？
這樣看來，便是西方的知識分子對資本那是本能的敬畏。
同樣不自覺的就想匍匐。
骨子裡的奴性也是有的！
恬然滋味
反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都沒有奴性思想。歷史上不畏強權，勇於說真話的人數不勝數，即便是死於非命也在所不惜。
在中國的文化中松、梅、蘭、竹為知識分子所喜愛，為什麼會喜愛？是因為它們不屈！因為志向！ 勿庸諱言，歷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都不佳，知識分子被壓制行為暫時屈服可能不少，但其絕不是像太監、家奴那樣奴性十足！阿諛奉承之輩絕不是知識分子！
士，不可不弘毅，雖九死也無悔，士是區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標準，所謂國士無雙，並不是有念過幾本書，考上舉人進士的都叫知識分子。
俗話說，男子大丈夫能屈能伸，識時物者為俊傑。只要內心堅貞不屈，外表的示弱是可以的，這也是保護自己的一個手段，總不能叫別人都殺了。 古代有三綱五常，君君，臣臣，大家要謹守份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被後人立碑緬懷讚頌的有很多，很多人都永享當地香火。
我中華之士是有氣節的，從來都不屑於與阿諛奉承者為伍。 那些讀書人把自己的氣節扔到人家褲襠下面那是一種恥辱。
中國人講陰陽平衡，但偏重於陽，陽盛則陰消，陰陽相融則泰，若是陰太盛則必剝復生陽矣。
可愛花生米
魯迅先生這種一棍子全部打死的憤青想法，我是不贊同的。
先生的拍案怒罵，主要還是因為1881年出生他，在經歷了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維新變法、庚子國變、清末新政、預備立憲、辛亥革命等每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後，依舊看不到國家和民族實現獨立、富強。
尤其是晚清時代，看到分別以李鴻章和翁同龢為首的兩大文官集團，不能挽救國家和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居然還陷入黨爭的傳統老路；辛亥革命以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而某些文人也是在軍閥之間左右逢源，謀求利益。
他老人家認為這種奴性是刻在文人們的骨子裡，歷經千年傳下來的，所以才會罵了這麼一句。
確實有那麼些文人，因為對權力的熱衷，對利益的渴望，而屈膝在權貴前搖尾乞憐！
所謂的說聖人言、聽聖人話，說什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欺騙世人的。
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公器，立馬就把在聖人像前立下的誓言忘得一乾二淨。
他們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指責他人徇私，卻看不見自己的無恥；只顧自己的享樂，不顧百姓的死活，哪裡還有半點孔聖子弟的影子！
正因為清末那些掌權的文人們，無法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更不能帶著國家和民族走出痛苦的深淵，但摧眉折腰、搜刮民財、作威作福卻能無師自通，這讓憂國憂民的魯迅先生如何受得了。
但他的這一句奴性罵得痛快，卻把中國幾千年的知識分子都帶上了，我認為這是不公。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並不全都有奴性思維，相反有些文人的浩然正氣能令天地變色！
先秦時期的百花齊放、秦漢文人的允文允武；
魏晉風流的寄情山水、隋唐兩朝的煞爽豪邁；
兩宋時代的共治天下、元明時期的無畏權貴。
老子、孔丘、墨子、荀子、司馬遷、張騫、蘇武、嚴子陵、班超、嵇康、阮籍、陶淵明、崔信明、王績、李白、顏真卿、林逋、范仲淹、陸秀夫、文天祥、王冕、張昶、蔡子英、方孝孺、于謙、王陽明、海瑞、楊漣、李贄、張煌言、金聲、黃道周、夏完淳……三千年的文人風骨，傳揚思想者、不事權貴者、不求苟活者，數不勝數！
然而，滿清入關後大興文字獄，折斷了文人的雙膝，斬斷了文人的脊樑，從此天地間再也不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豪邁！
所以，魯迅先生怒罵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奴性，要帶上所有的古代文人，我是不贊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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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汪郎
中國知識分子的奴性與封建王權專制程度是相關的。
夏商周三代，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奴隸制，政治制度是貴族民主制。周人建築的城市裡居住著國人，這是比起城外的野人的政治地位要高很多的群體，因為他們有資格當兵。即使貴如周王，也要實行民主論政，而不能夠專制獨裁，不然就會激起民憤。“國人暴動”發生的原因即是周厲王違反了民主制原則，實行了專賣制度，並且禁止評論國政，使得國人道路以目，最終忍無可忍，放逐了這位試行獨裁的君主。
有了周厲王的前車之鑑，之後的諸夏各國君主很少再有獨裁專政。晉文公時有介之推抱木而死，魏文侯時有禮賢下士，秦孝公時有求賢六國。孟子論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即為中國傳統士大夫之精神，何來奴性的說法？
坐而論道，是國君與士大夫的相處之法，士大夫還有相對獨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所謂的君子之德，要求士大夫不僅要能在廟堂之上運籌帷幄，更要能在江湖之遠教化眾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士大夫的精神可不僅僅是“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更多的是成為社會浩然正氣的脊樑。
有了這樣的士大夫風骨，所以先秦時期，以及兩漢魏晉時期，中國的士大夫階層的精神領域異常豐富多彩，給後世留下了不朽的創作和思想。很多士大夫出於對曹氏、司馬氏篡權的不滿，認為不合天道，效仿起“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做起了隱士，以致於曹丕做《大牆上蒿行》，以人生匆匆百年，隱居為何？勸說這些隱士要出山輔弼王室，並且以高官厚祿誘惑他們。到了司馬氏時期，比曹氏更進一步，對那些聚眾非議司馬氏的，比如嵇康等人，都給捉來——殺了。雖然士大夫精神裡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視死如歸，然而為政者光明正大的地殺士大夫，卻是開了思想專政、文化控制的濫觴。
此後的君權越來越走向了專制，尤其是漢代以來的“君權神授”，給了世俗王權披上了神權的外衣，增強了王權的合法性，此後紛紛為歷代所效仿。所有的開國帝王的傳記裡，無一例外都是出生時祥瑞滿天，自然是帶著天命來世間當真龍天子的。既然王權是“奉天承運”的，那麼膽敢反抗王權的必然是與天作對，自然人人可誅之。為了增強王權的超然地位，君權不斷被加強，士大夫的權利空間越來越被壓縮。體現在形式上，是宋朝時的官員，已經沒有了座位，只能站著跟皇帝彙報工作；到了清朝，站著也不能夠了，要跪著。
君主封建專制制度，從秦朝一路走來，到了清朝，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滿朝文武已完全異化成了帝王家的奴僕。魯迅所說的“古代知識分子的奴性思維”，說的即是這樣的情況。在明代還有很多士大夫敢於當朝斥責皇帝的過失，大禮儀之爭滿朝文武為之一空。到了清朝，連做詩“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都要被問罪。《四庫全書》裡所有關於“胡”、“虜”字樣全都被更改——所以有說法稱《四庫全書》是在毀書，一個王朝的不自信到了這種地步，何來文化自信，何來士大夫精神？
然而，畢竟還是有鄉紳，在民間勉力傳承著中國的傳統文化，依靠著宗祠、鄉約等傳承著中國人樸素的價值觀，這才有民國時期中國傳統文化的復甦——其實不叫復甦，而是在300年壓抑之後的發展。
魯迅活躍的時期，正當民國對滿清300年奴化思想反攻倒算，魯迅做的政論雜文，諷刺時政，針砭時弊——不可避免要借古喻今，他所說的“奴性思維”，正是諷刺那些有形的辮子雖然剪了，無形的辮子深入骨髓的那些人。
魯迅對三國兩晉的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重的，他認為那時的人們雖然清談，但是文人獨立的風骨尚在，捫蝨而談，搖扇退軍，窮途而哭，刑場廣陵等典故，都成為那個時代士大夫精神的縮影，何來奴性思維？不然，曹丕又何必苦口婆心寫文章諷喻隱士們出山呢？
只是隋唐以降，專制已成常態，王權勢力大張，掌握了大量的社會資源，中國的社會土壤已經不能再有體制外的資源來供養這些獨立的靈魂了。直到“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文人風骨漸去漸遠，奴性思維大行其道。
而知而行
魯迅要是在古代，早就被咔嚓了，在古代你不忠君愛國皇帝問你“你想幹嘛？”。
魯迅的這種看法是具有時代侷限性，當時魯迅想改變中國，所有采取這種極端的方式來抨擊古人，希望現在知識份子能夠覺醒。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背景，在不同的背景下要生存，就要適應當時背景的需要，這跟奴性沒有關係，只是政治需求，魯迅不可能不懂這個，但是他說古代知識分子有奴性思維，這是他的別有用心的說法。
在古代皇朝交替，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家族上臺，當時誰都無法突破封建帝制的模式，忠君愛國是當時政治的主流，無論誰上臺都要維護這種政治的正確性。
任何一個皇帝都害怕有人造反，任何一個皇帝對待造反者都是血腥的。在屠刀面前你不表現出奴性，那就撞刀口唄，活的好好的誰想死。
魯迅這種說法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隻能說明他無知，是對生命赤裸裸的漠視，螻蟻尚且偷生，他卻希望古代的知識份子都去死。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魯迅卻要求大家跟他一樣做烈士，烈士是魯迅所在時代背景下的說法，在古代背景下叫反賊。
作為一個近代人，不應該以近代社會背景的思維去抨擊古人，這是弱智的表現。古代知識份子有沒有奴性思維論不到他說。在古代表現出沒有奴性思維的人很多，但這些人要麼要造反中死去，要麼在造反中成功坐在龍椅。
在古代的社會環境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一個知識份子如果不表現出奴性，社會就會掀起血雨腥風，這又要禍害多少條無辜的生命。在古代如果君主殘暴讓人活不下去，自然有不奴性的人站出來，振臂高呼。
魯迅也就是生活在他那個時代才敢這樣說而已，要是讓他回到幾百年前，看他敢不敢說。任何時代都不缺聰明的人，唯獨缺既聰明又死的慢的人。
一號風手
首先，魯迅有說過這句話嗎？現在我們就當他說過這句話來分析一下。每個人，名人也不例外，他的世界觀都會隨著身處環境的變化而有所修改！分析一個人的說話，要先了解他所處的歷史時期和人生經歷，才能正確理解他說話的含義！魯迅所處時期正處於民國初期，中國軍閥混戰，一盤散沙，國弱民不聊生。魯迅本是在日本學醫，想用醫術來拯救體弱的中國人，由於受到甲午戰爭的刺激，又身處日本國內，切身地、深深地感受到日本的強大，所以決定棄醫從文，想喚起麻木不仁的中國人！魯迅採取的是諷古喻今，含沙身影的手法想喚起國人！文人興，國家興！中國曆代以來，雖說國家是皇帝家的，但只要對文人不逼害的朝代，國家都興旺發達！由於滿族人的入侵和統治，中華文明遭受第二次(第一次元代)前所未有的毀滅，野蠻、殘暴、無仁、落後的原始統治，讓剛剛恢復的一點中華文明(明朝)又遭受滅絕性的毀滅，對漢人特別是文人的殘害和思想的禁錮達到無以倫比的地步，文字獄就說明了一切，把一切風骨猶存的文人趕盡殺絕，文人從此喪失了獨立的精神！雖然清朝滅亡了，但由於幾百年的思想禁錮，多少國人特別是文人還沒完全從奴才的身份轉變為國民，有很多甚至還沉醉於奴才身份而沾沾自喜，沒有主子的日子反而無所適從！所以魯迅說的是有所指的，這句話在今天的中國還有市場嗎？你們以為呢…?
上善若水144139953
第一點，當時中國完成了大一統。即有思想文化上面的統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然後幾本經典流傳了幾千年，幾千年的知識分子們都在研究這幾本書，是不是很搞笑？！偶有不一樣的感悟，著書立作者皆為異類。造成了中國幾千年的知識分子，缺乏自己獨立的思想，特立獨行。
第二點，中國完成了中央集權制。天下之大皆為王土，率土之濱皆為王臣。普通百姓生下來，就已經打上奴的標籤。你還能指望，他站直了腰桿，對它的主上，口誅筆伐嗎？所以中國歷史上，造反的有，但是文人尋求精神自由，對自由的主張從來都沒有。如果你想獨善其身，可以作為一名隱士。
第三，中國的平等和自由一些主張，很多都是反叛者的口號。譬如象徵著人人平等的主張，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很多都被利用，成了宣傳口號。
第四，大家都知道，戰國時期很多知識分子非儒即墨，墨子主張兼愛非攻，秦漢時，墨家淡出了歷史舞臺，獨尊儒術。三國末期出現很多狂儒，譬如禰衡和孔融。晉朝出了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隋唐時期，一些知識分子，要麼入仕，要麼隱居，像李白孟浩然。到了宋代，知識分子的地位達到了歷史最高的高度。他們主張國家不是君主的，而是天下人的。然而元朝和清朝的統治，徹底毀滅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而且越發變得有奴性趨勢，中國的文化也被閹割，斷代。
殘碎的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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