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 資料圖片
西夏文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 資料圖片
《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西夏文獻》 資料圖片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學西夏文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史金波就將流散海外的西夏文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記掛於心。2011年，他有機會進入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一睹這部典籍的真容。儘管幾十年間通過各種途徑對此書的內容、形制瞭解頗多，但當書衣輕輕展開，滿紙金光燦燦的文字呈現在眼前時，史金波還是深感震撼。
震撼之後，是一陣心痛。當代人所見到的西夏文古籍，大多出土於20世紀初葉之後，這部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不僅製作精美，而且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西夏文傳世典籍，如今卻遠在異邦，國人罕見。史金波早有將此書在國內影印出版的想法，此時便與該博物館負責人商談合作出版事宜。幾經努力，史金波參與主編的《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西夏文獻》日前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共同出版，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正是此書的主體內容。這部百餘年前流散海外的珍貴典籍，終於以影印的形式迴歸故土。
流散海外百餘年
所謂泥金，就是在書寫材料中調和入金箔，寫出的文字可以呈現出奪目的金色。唐宋時代的泥金寫經，存世稀少，保存完好的早期泥金寫經更是少之又少。
“面面錦繡，字字珠璣，展卷閱覽，滿目生輝。此書絕非一般寫本可比。”史金波初見西夏文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時的驚喜，百餘年前奪走此書的三個法國人伯希和、毛利瑟、貝鐸應該也有過。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不僅搶劫金銀財寶，也把目光對準了文物典籍。伯希和後來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回憶：“它是1900年北京陷落之後由毛利瑟、貝鐸和我本人在白塔下一堆凌亂的廢紙和舊書裡尋到的。我們一卷一卷地找到了六卷。由於我的兩個夥伴各有官方身份，所以我把自己手中的那捲書給了他們，毛利瑟和貝鐸隨即把那些書平分了。”
“北京城內有兩座著名的白塔，一座在人們俗稱白塔寺的妙應寺，另一座在北海永安寺。”史金波說，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妙應寺和北海都曾遭到劫掠，這部西夏文泥金寫經究竟與哪座白塔有關，尚待進一步考證。
分得了三卷寫經的毛利瑟，如此描述自己的“收穫”：“第一卷首葉貼有一張漢文的紙籤，表示這是著名佛經《妙法蓮華經》的西夏文譯本……每一卷都裝在一個厚紙板的封套裡，內襯一層黃色的薄絹，正面覆以帶花朵和金箔飾緣的藍絹。書卷本身以綠絹封面，高33釐米，廣12釐米，紺青色厚紙經摺裝。經文為界限分明的金書寫本，每半頁6行，行19字。文字用緻密而柔韌的毛筆寫成，清晰工整，極其秀美，字形結構始終繁冗而優雅，與著名的居庸關西夏銘文相同。”
毛利瑟並未就此滿足，他認為，全書有七卷或八卷，為湊足全書，他竭力搜尋，“我在北京的各圖書館遍尋無著。儘管如此，仍深信從北京的市面上曾經賣出了其中的一卷，但不知是被歐洲人還是中國人買去了，我雖然竭盡全力，也還是沒能找到那個買主的行蹤。”
根據伯希和的記載，1912年前後，毛利瑟把三卷寫經賣給了德國柏林圖書館，而貝鐸去世後，他所藏的三卷也被其家人售賣，後入藏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
“這部西夏文泥金字《妙法蓮華經》共八卷，藏於吉美博物館的三卷為第二、第六和第八卷。”史金波介紹，流散到德國的幾卷寫經，有學者瞭解到，德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曾於1908年、1912年兩次購入西夏文深藍紙描金字本《妙法蓮華經》卷一、三、四、五、七，後來館藏被移入波蘭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圖書館，“據德國的圖書館員介紹，2013年、2014年他們曾幾次去波蘭對當年轉移的館藏進行電子掃描，但沒有發現這幾卷寫經。他們懷疑，這些經卷是否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遺失。如果這些珍貴寫本果真遺失，那將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可喜的是，2017年，旅美華人學者龍達瑞在波蘭雅蓋隆大學圖書館整理《永樂北藏》時，偶然在一包文獻中發現一卷西夏文泥金寫經，他很快將此經的照片發給史金波。史金波確認，這就是輾轉法國、德國，最終流入波蘭的西夏文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卷五。此卷的發現，為尋找尚不知所蹤的卷一、三、四、七增添了希望。
這部泥金寫經應屬西夏時期遺物
當年，毛利瑟獲得三卷西夏文泥金字《妙法蓮華經》後，隨即展開了對西夏文字的考釋，風光一時。另一位當事人伯希和，還於1902年在河內舉行的首屆遠東研究會議上，向與會者展示其中的一卷經書。但百餘年來，面對珍貴典籍流散海外的局面，國內學者只能通過零星的照片、介紹稍解相思之愁。
“2012年，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公佈《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鼓勵將散失海外的中國古籍珍本影印迴歸，《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西夏文獻》順利入選。”天津古籍出版社總編輯楊蓮霞介紹，該項目同時還被納入了“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古籍整理專項經費資助項目名錄，體現出各方面對珍本古籍迴歸的共同期待。作為西夏學領域的代表性學者，史金波率先對這部泥金寫經進行了研究。
“西夏文及其文獻，興盛於西夏（1038年—1227年），延續於元代，式微於明朝，前後有四百多年的使用、流傳歷史。這部泥金寫經的紙張、裝幀等與元、明時代的西夏文文獻不同，應屬西夏時期遺物。八百多年前的泥金寫經，十分罕見，更何況還是以少數民族文字西夏文書寫，更是難得。”在史金波看來，此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形制特殊、年代久遠，而且更在於幫助學者梳理佛教經典源流，“漢文《妙法蓮華經》主要有三個譯本，其中以鳩摩羅什的譯本影響最大。鳩摩羅什譯本又有七卷本、八卷本之分。傳世文獻以七卷本流行最廣，而八卷本則沒有流傳下來。西夏文《妙法蓮華經》譯自鳩摩羅什的八卷本，應該是存世最早的八卷本。通過對勘研究，我們釐清了原來不是很清楚的七卷本和八卷本區別的問題，原來兩種版本內容一致，只是分卷不同。”
史金波說，隨著學術的發展，現在識別、翻譯像《妙法蓮華經》這樣有漢文文獻對照的西夏文文獻，已經不成問題。但在整理、譯釋過程中，對其中的詞彙、語法現象做出解釋，並從中探索西夏語的奧秘，則還需要做更為深入的專業研究。
“西夏文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之一，蘊含著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和想象力、創造力，對促進文化傳承、聯結民族情感、弘揚民族精神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楊蓮霞希望，《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西夏文獻》的出版，既能起到搶救流失海外的優秀文化遺產、助益學術研究的作用，又能推動傳統文化的傳播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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