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專欄」李金明同志談20世紀90年代杭州改革開放歷程:抓住解放思想這個「牛鼻子」(一)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李金明同志谈20世纪90年代杭州改革开放历程: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一)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李金明同志谈20世纪90年代杭州改革开放历程: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一)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李金明同志谈20世纪90年代杭州改革开放历程: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一)「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李金明同志谈20世纪90年代杭州改革开放历程: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一)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李金明同志谈20世纪90年代杭州改革开放历程: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一)

【編者按】2018年既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開局之年,又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值此盛世華年,杭州黨史特開闢“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專欄。第一期隆重推出李金明同志談20世紀90年代杭州改革開放歷程:《抓住解放思想這個“牛鼻子”》。

李金明同志曾經在1992年2月至2000年4月期間,擔任過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副書記、杭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主任,對杭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有深刻體會,希望能夠為新時代杭州改革開放大業提供寶貴歷史經驗借鑑。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李金明同志谈20世纪90年代杭州改革开放历程: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一)

李金明

李金明(1941年10月— ),男,河南南陽人。1992年2月至2000年4月期間,曾擔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副書記、杭州市委書記、杭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2000年4月至2003年7月,任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紀委書記。2003年1月,在政協浙江省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浙江省政協主席。2007年2月28日,全國政協十屆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決定增補為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在中共十六大上當選為中央紀委委員,第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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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解放思想這個“牛鼻子”(一)

——李金明同志談20世紀90年代杭州改革開放歷程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李金明同志谈20世纪90年代杭州改革开放历程: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一)

(1993年,時任杭州市委書記李金明,在中國共產黨杭州市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

立目標、繪藍圖

我認為,每一屆班子、每一個領導幹部到一個地方工作,首先要考慮的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立目標、繪藍圖、做計劃、抓落實。1992年,市委繪製杭州“三四五”發展戰略藍圖,幾乎用了近一年時間,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這中間廣泛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有專家的意見,有領導的意見,有群眾的一些呼聲和要求,還有省委、省政府領導的一些意見,有些方面還到國家有關部委徵求意見。正是做了這一系列的調查研究,才形成了杭州市“三四五”發展戰略。

1992年12月30日,中共杭州市委六屆十一次全會通過的《中共杭州市委關於貫徹黨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杭州現代化建設步伐的決定》,具體勾畫了杭州市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步驟、戰略重點、保證措施。這個戰略規劃要求,從1992年起,用20到25年時間,也就是在2015年前後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杭州建設成為我國長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經濟、旅遊、科技、文化中心,成為經濟繁榮、科教發達、社會安定、環境優美的現代化國際風景旅遊名城。杭州“三步走”的戰略藍圖規劃是這樣的:第一步,幹好“八五”後三年,致力於打基礎,在企業改革、產業結構調整、交通能源、舊城改造、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基礎工作有重大進展。經濟水平有較大提高,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6000元;第二步,加快發展,“九五”期間,人民收入和生活質量提前達到小康水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萬元(後來的工作結果顯示各項指標都大大提前超額完成了);第三步在2000年後,再用10到15年時間,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就是我們制定的“三步走”的戰略目標。確定目標後,就要研究階段性的工作。然後,在目標和藍圖的基礎上就要做出近期的工作安排,這就是我們“三四五”發展戰略當中需要細化的許多具體工作。立目標、繪藍圖、做計劃、抓落實,這幾項工作都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做好這些工作,當時的最大困難是思想觀念問題。

首先要衝破思想的藩籬

做出這樣一個戰略規劃,首先要統一思想認識。當時統一思想認識的重大課題是,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堅持改革開放。這就要認真學習貫徹鄧小平南巡談話精神,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解決當時存在的一些“左”的和“舊”的思想影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嶄新思路去指導規劃的制定。如果不從這個切入點和高度去思考問題,就很難繪出這樣一個好的藍圖,要開創工作的新局面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說,做規劃、繪藍圖的過程,是提高認識、統一思想的過程,也是集思廣益、完善藍圖的過程,更是推動工作,加快發展的過程。

我到杭州工作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市委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認為杭州要進一步發展,走在全省的前面,跟上全國的形勢,首先應當從解放思想抓起。市委召開的第一個大會就是解放思想的動員大會。動員大會的背景有這麼幾個方面,一是正值學習貫徹鄧小平南巡談話精神之際,需要用鄧小平理論武裝思想,指導藍圖的繪製。因此,應當及時組織廣大幹部認真學習貫徹鄧小平南巡談話精神,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推動工作。二是探索新思路,解決老大難。當時杭州市工作面臨的一些突出困難,特別是財政困難,老企業多發展難,城市建設欠賬多改造難,這三個大問題困擾著我們的發展。解決這些難題,必須解放思想,轉變觀念,通過改革探索路徑,才能克服困難,繼續前進。三是塑造天堂新形象,需要改善門庭,城市要有一個新的面貌,必須進行大規模舊城改造和持續提升幹部群眾素質等方面的工作。我到杭州市工作之前,聽到過杭州市的一些情況。迫切需要改變城市現狀。四是要向先進學習,借鑑別人的經驗。當時大家議論比較多的問題是:杭州跟蘇州比差距大。杭州和蘇州有可比的地方,也有不可比的地方。但對杭州來說,不管是地緣優勢、人文優勢、工作基礎、發展的有利條件,應該說比蘇州更多。蘇州的發展主要是得益於改革開放後,外向型經濟迅猛發展,另外它六個縣的發展也比較均衡。不像杭州市,淳安還是貧困縣,桐廬、臨安、建德這些都是山區縣,跟蘇州還是有不可比的地方。但是,至少在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大力發展外向經濟等方面,蘇州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市委經過反覆研究認為,從思想觀念入手,就是要解決好當時一些“左”的和舊的思想影響。“左”的思想影響,就是剛才說的姓“社”姓“資”的爭論,還有以天堂自居滿足現狀的思想觀念,以及一些落後的傳統觀念,都在困擾著我們。如果不把“左”的和“舊”的思想解決好,那麼,好的藍圖難以劃出來,即使劃出來了也難以實現好。所以我說解放思想是“牛鼻子”,只要牽著牛鼻子,牛就走了。後來經過學習教育,隨著工作的發展,在實踐面前大家逐漸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就比較統一了。

解放思想大討論,主要是武裝各級領導幹部。一方面,組織大家結合杭州的實際,認真學習領會鄧小平南巡談話精神,查找自己的差距。另一方面,走出去向外地學習,開闊思路,借鑑別人的先進經驗。當時王永明市長帶一部分同志到廣東、福建那邊去學習,我帶一部分委局辦的同志到江蘇蘇州市去學習。在參觀學習的過程中,大家談的比較多的,就是杭州和蘇州的比較。過去有的同志說蘇州比我們強並不服氣,還有的說這是吹牛的吧?我們去蘇州實地考察了三天,大家才感覺到我們確實是落後了,是有差距的。有的同志甚至自嘲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比出差距來了。這一次南北考察回來以後,在仁和飯店召開彙報會。通過談觀感體會、座談交流,外地的經驗和發展變化,對我們觸動很大。原來不服氣的服氣了,不瞭解的瞭解了,有些認識不統一的統一了。當時我們提出,要把外地經驗學到手,本地經驗總結好,我們的蕭山也搞得很好呀!把外地的經驗同本地的經驗結合起來學,市委提出了“內學蕭山,外學蘇州”的口號。通過一系列的學習活動,許多人思想豁然開朗精神振奮,紛紛提出很多好的思路和建議,大家邊學邊幹,精神狀態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說,解放思想的教育,是制訂“三四五”發展戰略藍圖的一個前提和基礎,沒有這個解放思想的過程,攔路虎不趕走,那些規劃藍圖出不來,工作也幹不好,說它是牛鼻子就是這個意思。

用發展的觀念推動區劃調整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困擾杭州市發展的其中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城區面積太小,沒有足夠的發展空間。杭州城區面積只有400多平方公里,除去水面和山地,能用於城建開發的才280多平方公里,嚴重製約了杭州城市的擴容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在如此狹小之地搞建設,只能是修修補補,被人們喻為是“螺絲殼裡做道場”,杭州要進一步發展,擴大城區面積勢在必行。直到1995年,市裡迫於無奈不得不向蕭山、餘杭兩市借地開發。這樣做,隨之也帶來了其他方面的問題,不僅辦事效率低,更重要的是因為財政分灶吃飯,在市、縣利益分配上出現了糾結。縣一級的財政直接對著省裡,杭州市屬的企業辦在蕭山、餘杭,稅收就要交在當地,影響了杭州市本級的財力和發展,因而市級部門積極性不高。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之後,舉國上下是一個大發展的形勢,杭州必須跟上這趟車,否則就會坐失機遇掉隊落伍。區劃這個卡脖子問題,不解決好就會嚴重影響杭州的發展。突破這個瓶頸是燃眉之急,跳出老城區,尋找新出路,這是規劃裡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城市要發展必須走出去,往哪裡走,需要科學論證。過去都是圍繞著西湖來發展,西湖周圍的建築密度已經是很大了,建城區的密度僅次於上海。我們要進一步發展,必須離開西湖走出去,是向江南走還是向江北走,還是江南江北都走,當時在社會上有不同的說法。大多數人呼籲把蕭山和餘杭都變成新城區,這既有利於杭州城區本身發展,也有利於蕭山、餘杭的發展。經過充分論證和反覆研究,特別是原杭州大學黨委書記鄭造桓同志帶隊的研究課題,對我們幫助啟發很大。市委、市政府在綜合各方面的意見後,確定的杭州城市走向,就是要沿江、跨江、向東走,從西湖時代邁向錢塘江時代。做出這樣的規劃,就涉及到位於錢塘江南岸的蕭山和江北岸的餘杭兩個市的行政區劃問題。

怎樣調整區劃,當時有三種意見:一是錢塘江兩岸的蕭山、餘杭轄區,各划進一部分組建新的城區。二是把餘杭全部划進市區。三是蕭山、餘杭都由縣級市成建制轉為市屬城區。我曾向省委建議過採取第三方案,即餘杭劃成兩個區,蕭山劃成三個區,加上老城區的五個區,共計十個區。這樣算起來,市區面積擴大到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達到380多萬。這樣一個規模,經過若干年的逐步建設,發展成為一個大都市是合適的,這個願景也是有可能實現的。這就是我過去多次講過的“133”設想。在這個大範圍內謀篇佈局,統一規劃建設,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杭州長期存在的難題,有利於把杭州市打造成浙江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市,更有利於逐步把杭州市建設成為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性的大都市。

當時,蕭山、餘杭兩市對區劃調整都很敏感,一說到區劃問題,有的幹部就有情緒。還有的藉助老同志的威望表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這些同志對區劃調整不瞭解、不支持、干預過多。還有來自其他方面的偏見、短視也屢見不鮮,給當時的區劃調整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難。我想,他們的看法都是個人意見,可以不負組織上的責任。我們是一級黨委、政府,要對杭州發展的歷史承擔責任,應該有主心骨,不能受到其他意見的影響。市委、政府仍然按照既定思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認真負責地向上級彙報,爭取早一點實施區劃調整的方案。

1996年,省裡拿出一個小方案,即錢塘江兩邊,從蕭山、餘杭各劃出三個鄉鎮,分別依託相連的老城區或組成新區。即把蕭山的長河、西興、浦沿三個鄉鎮,組成濱江區。餘杭的蔣村鄉、三墩鎮劃歸西湖區,九堡鎮劃到江乾區。這樣從表面數字上看,增加了200多平方公里,但實際上可用於開發的地方不多。因為這些鄉鎮都在杭州市郊區附近,建設密度已經不小了,發展空間實際不多。雖然如此,也算暫時緩解了一下城市的壓力。小方案雖然解決不了大問題,但它為後來的進一步調整總算是奠定了基礎,打開了一個出口,指出了一個方向,還是有引領作用的。這預示著杭州市城市的走向,是要沿江、跨江、向東發展的,拉開了杭州市區劃調整的序幕。

實施區劃調整方案時也有一些插曲。六個鄉鎮划進杭州市城區的文件下來以後,我召集兩個地方的領導同志到市裡來研究如何實施這個方案,要求他們做好相關工作。但開會時,會議曾一度冷場。當然有的同志也有難言之隱,是可以理解的。於是,我開始給他們講故事,以打破冷場僵局,統一思想認識。我給他們講關於諸葛亮躬耕南陽襄陽的故事。我說諸葛亮躬耕地的爭議,有一副對聯可能對我們區劃調整工作會有所啟發和幫助。清代南陽知府顧嘉衡是湖北人,他在南陽做官,南陽人請教顧知府,說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還是南陽,爭論了1000多年沒有定論,請問知府大人,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何處?顧知府對南陽人提出這個問題,感到很棘手左右為難。從他的角度看,諸葛亮在哪裡躬耕,他都很不好回答。說是在南陽吧,要得罪家鄉人。說是在襄陽吧,又要得罪管轄的南陽人。更重要的是沒有確鑿的文字記載,難以給出一個真實的回答。於是在進退維谷之際,他寫了一幅對聯來回答這個問題。這幅對聯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辯襄陽南陽”。第一句話就是說,你只要忠於朝廷,不要分先主後主,先主是指劉備,後主是劉禪,先主也好,後主也好,只要忠於漢就好。第二句話是“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諸葛亮這麼有名,是全社會的寶貴財富,沒有必要問他是在南陽躬耕還是在襄陽躬耕。南陽人不滿意這個回答,說他是和稀泥耍滑頭。胡耀邦同志曾去南陽武侯祠拜謁時,南陽人請教耀邦同志對此有何高見。耀邦同志思維很敏捷,看完山門的這副對聯後,他說,我也講兩句話來回答你們的問題:“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這兩幅對聯的要義是完全一樣的,結果都是不爭論的觀點。站在歷史的維度上看,他們寫的對聯都是很有水平的傑作。

我把這段故事講給大家聽,會場情緒開始鬆動,我言歸正傳接著說區劃調整的問題。我說聯繫我們杭州的區劃調整,我模仿前邊的對聯,也想了兩句話與大家共勉:“心在杭州原無論江南江北,利歸天堂何必爭多劃少劃”。蕭山在錢塘江南邊,餘杭在北邊,天堂、杭州同屬一地,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大家不要爭論了。你們說,是不是就用這兩句話,來統一我們的思想認識,同心協力落實好區劃調整這件大事。講到這個時候,會場上才有幾個人陸續表態,說上邊都決定了,那就按上級意見辦吧!這樣會場氛圍開始好轉,蕭山、餘杭的主要領導表態後也提了一些要求,也算初步統一了認識。我最後作了總結髮言,開始了區劃調整的實際工作。從這個過程看,區劃調整多麼不容易啊!有些事遠遠超出我的預料。當然區劃調整方面的有些意見,說到底也是局部的、少數的、暫時的。總體上說,蕭山、餘杭兩市也都按照省、市委的要求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證了區劃調整方案的實施,最後還都是一致的嘛!

時任省委書記張德江同志來浙江工作後,聽到杭州市區劃方面的意見仍然比較多,他主張杭州市要進一步擴大區劃,有利於杭州市的更大更快發展,我表示完全擁護。在省委書記辦公會上,討論杭州市提交的劃餘杭的方案。這時我雖然離開了杭州市,但我在書記會上仍然主張把蕭山、餘杭兩地都划進來,這樣一步到位,對市、區兩級發展都有利。會上同意讓杭州市再進一步徵求意見。後來杭州給省裡報告說,市裡贊成把蕭山、餘杭全部划進來,同意把蕭山、餘杭成建制改區。這個方案2001年經民政部批准後予以實施。

這一次區劃調整工作進展得很順利,不像劃六個鄉鎮時那麼艱鉅。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有了前面的基礎工作,後邊的事情也就容易多了。從這兩次區劃調整工作的實踐中,我的體會是:小劃大難,大劃不難。原來擔心區劃調整會影響發展的說法,也證明是不符合實際的。區劃調整後的濱江區經濟迅速發展,財政收入在全省名列前茅,划進來的其他幾個鄉鎮也都是大踏步前進,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企業的轉型升級之成功是全省的典型。城市一江兩岸壯觀的建築群同美麗的西湖風光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完美的天堂畫卷,實現了我們夢寐以求的從西湖時代向錢塘江時代發展的美好夙願。區劃調整後的蕭山、餘杭經濟社會發展仍然走在全省前列。實踐充分證明,區劃調整有利於市、區兩級經濟社會的更快更好發展,它是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的必然選擇。

用市場經濟的新思路改造舊城

要解決“美麗的西湖”與“破爛的城市”不協調問題,必須首先大規模改造舊城。改造舊城遇到的一個難題就是資金問題,國家不可能拿出鉅額資金來改造一座城市,省裡也不可能給,當時杭州市的財政也沒條件投入。我記得,1992年,杭州城市建設維護費一年只有三個億左右,僅慶春路改造就需要六個億,別的事情都不幹,連半條街都修不了。因此,必須尋找新的途徑來籌集資金改造舊城,從而摘掉“破爛的城市”的帽子,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塑造城市的美好形象。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市場經濟的思路已經初見端倪。雖然姓“社”姓“資”在爭論,但爭論也說明是個進步。過去不爭,咱們都認為是社會主義,或者都認為是資本主義,開始爭論姓“社”姓“資”的問題,從歷史發展進程上看,應當說也是個進步。當然爭論的結果,本來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你把它作為資本主義的東西;有些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可以用的東西,你把它當作資本主義,這個也是不行的。慶春路的改造,如果沿用過去的思路改造,肯定搞不成。過去是什麼思路呢?簡單地說,就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上邊給多少錢,下邊就辦多少事。舊城改造起步的一件大事,就是如何解決拆遷戶的安置問題?當時主要困難是資金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總體思路是:“以路帶房、以房養路、路房結合、綜合開發”這十六字方針。就是說開發商來開發這塊地方,你把修路的錢和居民搬遷的錢都拿出來,開發商自己蓋房子自己拿錢。開發商拿出來的錢給我們幹什麼用?一個是修路,原來十多米寬的慶春路要拓寬到四十多米,架空線要全部進入地下;另一個是要把拆遷的六千戶居民安置好,要在江干建新的居民區,這些錢都來自開發商。這個思路就是經營城市的理念,說白了就是利用級差地租來籌措資金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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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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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後

慶春路改造是大規模改造舊城的序幕,這條路需要資金六個億,動遷六千戶,修約六里長街,能否搞好關係重大。我在一個會議上通報這件事時說,按照新思路新辦法,不僅能把這條路改造好,居民安排好,市容市貌變好,同時還有可能給財政返還幾千萬元。有幾個人聽了以後不相信,說什麼國家不給錢,政府又沒錢,你這樣籌措錢,還能給財政返還幾千萬,那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的事。我說,主要是引進外邊的資金來改造舊城。有一個老同志聽到有外商時,連講帶罵地說了一通反對外資入駐杭州的極端言論之後,坐在我旁邊的另一位老同志接著他的話說:“李書記在這開會,你們罵人不對啊!有道理講道理,不能罵。”然後,他就對我說:“李書記,我是黨員,我聽到這些話都感到臉紅,你也是黨員,你還是杭州市的書記,你臉紅不臉紅?”我說:“利用外商的錢來幫助我們搞舊城改造是件好事,過去辦不了的事,現在能辦了,原來破破爛爛的城市可以改造了。這怎麼會臉紅啊!這符合小平同志講的‘三個有利於’標準啊。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可能辦到的事,現在能夠辦到了,這是個大好事!你說舊城改造,歷屆市委、市政府都不願意搞?不是那回事。問題是沒錢搞,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搞起來很困難。我們今天是用市場經濟的思路來籌措資金,改造舊城相對就比較容易多了。鄧小平同志講不爭論,注重在實踐上統一思想認識。你們想不通可以保留意見,我只要求你們不要反對我們這樣幹。兩年以後咱們就不會爭論了。”兩年以後是什麼情況呢?慶春路這“三個六”,按我們的計劃就可以實現了,三十幾棟大樓蓋起來了,四十米寬的街道形成了,居民的生活也得到逐步安置了。到那個時候,在事實面前統一思想認識,就有了實踐的基礎,不統一也得統一。本來這次會議的議題沒有涉及到這麼多深層次的思想碰撞,結果變成了一個思想解放的宣傳教育會。

慶春路全部工程完工以後,市委第一次組織的“我看杭城新變化”活動,就是看慶春路的變化。大家看了這條路的變化後很高興,到這個時候才算真正的統一了思想認識。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事實勝於雄辯。把改造舊城,建設新城,這本來是個好事,但在具體實施當中就遇到這樣艱苦的統一思想認識的過程。所以說,解放思想是“牛鼻子”,這個問題解決了,許多事情就好辦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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