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是明君，這個是歷史上早有定論的事，不管是《明史》或者是《國榷》還是《罪惟錄》，都板上釘釘的認為明宣宗是一位明君，這個是不用否定的。只是宣宗時期確實有一些弊政流毒於後來，也是無法迴避的事實。
首先，我來講講這個“蟋蟀天子”的說法，這個說法嚴肅的正史是不記載的，只能是求之於民間之野史，我查閱了一下，我在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中找到了相關的記載，在卷24技藝篇鬥物中說道：“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流傳。蘇州衛中武弁聞尚有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如果沈德符說的是真的，捕捉蟋蟀能成為升官發財的一個途徑，這也算是弊政之一吧。
總體來看，明宣宗是一位頗有作為的封建帝王，在他在位期間實行以德治國，重用三楊，選賢任能，愛惜民力，非常重視農業生產，達成了對明朝走著深遠意義的“仁宣之治”。
在他剛改元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了他執政的基調，據《罪惟錄》記載，在宣德元年的二月份，宣宗皇帝就透露了他的執政思想，“上曰：“親耕亦故事。人主誠輕徭貴粟，禁止遊食，愛惜蒼生，明德馨於上帝，則不待親耕，民自勸率。””
事實上，他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在他的任期內，不僅勸課農桑，多次減免稅糧。還罷停了各項採買，在他執政的十年社會生產力得到恢復和發展。他的這些做為在《明史》上載之甚詳，我就不再贅言了。
當然，最為後世詬病的就是放棄安南之事，我認為宣宗皇帝做此事實有不得已之處。明軍當時在越南已經是焦頭爛額，這個地方已經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又有久拖不決之勢，實在是與明宣宗的執政思想相違背，所以他選擇了放棄。
而在他執政期間，有一項弊政確實流毒於後來，就是他給宦官專政打開了方便之門，史載：“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製”。他不僅讓宦官受教育，還讓宦官取得了“批紅”之權，這項政策很容易讓內閣的權力架空，在《明史》的《職官志》上說“然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於是朝廷之紀綱，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於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間有賢輔，卒蒿目而不能救。”想必宣宗皇帝當時也沒想到，為了能讓自己輕鬆一點的制度會在以後產生這麼負面的影響。
末了，我就用《明史》宣宗贊來做最後的結語，其文曰：“仁宗為太子，失愛於成祖。其危而復安，太孫蓋有力焉。繼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蘇，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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