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應是大衆的科學

科學,應是大眾的科學

上個世紀,大眾科學的發展曾一度成為科學傳播中的熱點。但是有關大眾科學的分析,也就說它對於科學傳播意味著什麼,才剛剛出現。《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期刊曾有兩篇專題報道解釋了這一新興領域中錯綜複雜的問題:大眾科學參與者的動機,大眾科學與教育的關係,以及公民平等參與科學研究相關問題的創造性意義。這些文章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究竟什麼是大眾科學?

大眾科學的興起

大眾科學在科學傳播中的興起曾備受關注。與此同時,科學變得更加自動化,專業化和個人化,更加引人入勝。從天文學、環境監測學到鳥類海洋學等等許多其他領域,研究人員都依靠智慧的力量去捕獲、記錄、分析數據。研究方法傳播、數據傳播、結果傳播和辯論傳播,這些都是大眾科學的基礎。

大眾科學在研究和教育中提供多種需求。比如說,相對於傳統科學團隊,它能夠讓我們在更廣闊的地理範圍內,收集豐富的數據,同時利用人類大腦處理圖像的獨特功能。它向我們展示了傳播教育信息的新模式,同時也提供了調查的機會,這也得到了專家們的支持。

大眾科學的重要議題

對於大眾科學,學者們提出了很多重要議題。他們試圖弄清楚,在科學本身這個廣泛的生態系統中,大眾科學究竟處於什麼位置。在科學研究中,會形成怎樣的“大眾認知”?科學中的大眾參與和想法有什麼關係?反過來,這些又導致了更多關於科學和民主的問題。大眾科學會產生什麼樣的“公民身份”?這種“公民身份”與權威又有什麼關係?這種權威是指有關自然資源管理的科學政策。誰是“公民”?怎樣的社會及經濟因素會形成這種身份?

儘管有很多這樣的討論,比如“赤字與對話”,“將大眾認知轉變為大眾參與”,但是分析家表明這些並沒有真正實現。但大眾科學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很多例子,包括民主挑戰、科學教育需求和科學傳播功能。公民科學家在學習科學的同時,他們也正在挑戰科學正統觀念,號召科學治理。

一直到最近,有關大眾科學的文獻出現在各種科學教育期刊上,包括《科學教育(Science Education)》、《環境科學(Environmental Science)》以及《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等,其中的話題有“對等”科學、參與科學、社區科學、社區研究和大眾參與研究等。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從業者和學者還沒有意識到這個領域的廣泛性。

然而,在過去的兩年裡,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大眾科學出現在《自然(Nature)》和《科學(Science)》兩本期刊中。各種大眾科學協會和會議陸續出現在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而互聯網科技的迅猛發展,已經逐漸成為科學實踐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了。

新時代的科學傳播在概念層面上主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大眾科學和大眾參與是什麼關係?大眾參與本身有著複雜的含義,比如“教育參與”,“民主參與”。有些人認為大眾科學有助於其中一個或者基於其中一個。還有些人認為通過大眾科學,一種參與方式會導致另一種參與方式。這些說明,交流在大眾科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學者指出,交流為大眾科學帶來可靠的知識。如果不交流信息和心得,那麼研究項目還是處於未測試的狀態,不能算作可靠的知識。在大眾科學中,參與者必須與項目中心交流各自的成果(不論是觀察、分析還是別的),在項目中心,他們的成果可以與其他人共享。同時,許多項目中心還與參與者交流教育信息,作為培訓的一部分,也作為對參與者的獎勵。

大眾科學的概念範圍

大眾科學項目的基本輪廓越來越清晰,許多資源可以為創立大眾科學項目提供最好的實例和支持。但我們仍然無法準確界定“大眾科學”的含義。大眾科學只是一個新方法嗎?或者它是否從某種程度上講改變了我們定義和理解什麼是科學的方式?非科學家們怎樣理解他們在科學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什麼促使他們參與志願工作即便得不到應有的承認?在參與大眾科學時他們又能學到什麼呢?

科學傳播工作者的目標是幫助辨認出大眾科學交流中出現的問題——大眾科學參與者的動機、大眾科學與教育的聯繫以及這種參與對科學創造的啟示。

理解動機是大眾科學的諸多重要問題之一:人們為什麼參與?什麼使得他們再次參與?這些動機對教育、對民主參與、對理解不同受眾的參與有什麼啟示?舉個例子來說,蘇珊·迪克森·朗格(Susan Dickerson Lange)和她同事們的調查發現,簡單地要求人們提供數據(他們的調查讓人們給北美太平洋西北岸地區積雪的研究提供數據)並不能獲取足夠的數據。而與學校形成合作更加有效,這樣一來,不僅能夠達到教育目的,還能實現科學目標。

席爾瓦(C. G. Silva)和同事們也強調了將大眾科學項目和教育目標結合起來的價值。在歐盟資助的細胞識別項目中,參與者從事癌症研究,並投入大量人力分析癌症細胞的圖像。這個項目的評估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中學進行,學生和老師都指出科學參與在學習中的重要性,這一點是一般學校課程——以通過考試為目的的教育所達不到的。

安妮·蘭德·桑德斯特拉(Anne Land-Zandstra)和她的同事們在一篇針對學習動機的文章中提供了另外一個有關謹慎方法的例子。以長期進行的荷蘭流感調查為例,探究了之前接觸過大眾科學和第一次接觸這個項目的參與者之間的區別。研究顯示,只有成為真正的科學,大眾科學才能成功。開展項目若只為教育目的,則不能獲得長期的投入和參與,更不能學到知識。

大眾科學提供的學習經驗,或許與科學無關、但與大眾有關。迪克·卡斯普饒斯基(Dick Kasperowski)藉助“年度歐洲研究人員之夜”的大眾試驗數據,研究“科學大眾”的不同含義,內容包括創建數據、通過參與決定後續政策的協商來預知政策。他指出,大眾科學和科學大眾有交叉,提出“負責任的研究和創新”,這是科學範疇裡的又一新發展。

類似的,伊麗莎白·胡佛(Elizabeth Hoover)在美國某本土社區對大眾科學活動影響的研究,恰好也強調了教育目標和民主目標的交叉。即使這個社區同意貢獻出生活用水以進行汙染研究,參與者也不得不與許多政治機構協商信任問題,這些機構長期受到社區居民的懷疑。如此看來,大眾科學項目也映射了科學和政治的緊密聯繫。

最後,還有薩莎·迪克爾(Sascha Dickel)和瑪蒂娜·弗蘭岑(Martina Franzen)對“後續問題”(決定誰能夠算作專家)的研究。這一研究對大眾科學的本質矛盾進行了理論分析:民主的原則如何與專業知識的原則相對應?迪克爾和弗蘭岑認為,轉換成數字形式也許能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理想模型”——大眾科學正在改變科學。

總而言之,這些文章讓我們更加了解大眾科學在更廣泛的科學技術交流領域中的地位,以及將大眾科學與其相鄰領域(科學教育和科學實踐本身)分開的難度。這些領域並不孤立存在,而是互相取長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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