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二年的南謫路上，李德裕與時任汝州長史的牛僧孺在汝州相會，兩位被視作是對立黨派的黨魁，歷經數十年的政壇搏殺，如今都是風霜老人，牛僧孺“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此刻，南去的李德裕已成失敗者，但是等待北遷的牛僧孺也不是勝利方。
唐太宗一直提倡“以史為鏡”，這一原則其實歷來為政權初立時的統治者所奉行，後一個王朝的統治者往往從前一個王朝那裡尋找現成的統治經驗，要麼借鑑延續要麼變革改良。
例如漢初休養生息之政就是對贏秦暴政的一種反其道而行之，後來隋唐之際、元明之際以及明清之際我們都可以看到歷史經驗在兩個王朝之間的作用。唐宋之間也是如此，中晚唐的三大問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和黨爭，就是宋代統治者格外重視的幾大問題。
到了宋代前兩大問題都得到了有效的解決，但是在宋代特別是北宋，儘管形式有所不同，然而黨爭的風氣非但沒有消除反而是愈演愈烈。宋代的新舊黨之爭還有明末的東林閹黨之爭，甚至被認為應該為北宋和明代的覆沒擔負一定的責任，看來黨爭就並不是哪一個王朝哪一個時代所特有的現象了，也不會僅僅是某些人一時的意氣用事那麼簡單，其背後或許有著更深一層的原因。
一代史學鉅著《資治通鑑》裡對於牛李黨爭有著大篇幅的記述，但是司馬光本人就正身處在北宋的黨爭高潮時代，所以後人非常推崇《資治通鑑》的史學成就，但大多數觀點還是認為，在有關牛李黨爭這段歷史的時候，司馬光還是出現了重大的失誤，有太多的個人成見被摻雜在了歷史敘述當中，從而影響了公正性。
司馬光對於黨爭的基本觀點無非還是立足於宋代士大夫最常見的君子/小人的分辨之上。本來“君子無黨，小人有黨”是士人公認的法則，但歷朝歷代都有黨爭，大多數士人都還是身不由己地陷入其中，那怎麼辦呢，總不能老老實實把自己也劃歸小人行列裡去吧，所以逐漸地就又發展出了“君子之黨”和“小人之黨”的分別，把自己劃入君子之黨，把對方劃入小人之黨。
在唐代有我們之前提到過的裴度的觀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到了北宋，大文豪歐陽修更是將這樣的區分理論化，在給宋仁宗看的《朋黨論》中，歐陽修說“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司馬光等人也基本持這樣的觀點。
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特別是儒家，通常喜歡把具體的政治問題給倫理化，君子小人這麼一區分，就很容易造成牛李黨爭雙方人物成了戲臺上的英雄和小丑、紅臉和白臉，至於誰是紅臉誰是白臉，那就要看著史者的立場了。
在這樣的一種視角之下，黨爭雙方誰和宦官走得比較近，誰支持削藩誰主張安撫，誰平時生活簡樸誰奢靡，這些政見或者生活習慣，就會被拿到顯微鏡下面觀察，再加塗抹一層道德色彩，一旦從對方那裡發現了什麼有利於自己論點的事例就大加誇揚，而相同的東西萬一出現在己方一邊，則往往視而不見或者加以曲解。
所以，幾百年講來講去，大家對於黨爭也弄不清個所以然來，只是徒增一群君子和小人。
直至近代，隨著歷史學家史觀的轉變和視野的開闊，對於唐代影響甚巨的牛李黨爭的看法終於開始走出了傳統的窠臼，不是簡單地停留在某個人和某種個別現象上面，而是開始去探求其中的社會因素對於個人和集團的影響。
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他的所行所為一定受到當時社會風氣、社會結構等更重要的因素的制約，特別是在政治等社會上層活動中，這樣的制約性也就表現得更明顯。近代最早注意到社會影響的學者是清末民初的沈曾植，他提出了“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一下子就將問題的核心轉移到了唐代社會的方面。
很早以前我們就提到過，在隋煬帝大業年間，社會選拔人才的制度開始出現了新的形式，那就是開科舉創進士科，通過考試去選拔各類人才進入官僚隊伍，這是對魏晉南北朝以來形成的門閥社會的巨大沖擊。
唐代繼承了隋代的這項制度創新，並且在高宗、武則天一朝更加提高了科舉考試在人才選拔中的重要性，官員隊伍中進士科出身的越來越多，考試的形式、內容和程序也越來越步入正軌。
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和完善，到了中唐，科舉考試已經成為了士人進入仕途的非常重要的途徑。也正是如此，通過對牛黨人物的分析歸類，人們就能夠發現，牛僧孺、李宗閔等人正是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官場的。
相反，另一方面儘管科舉已經是選拔官僚的重要方式，但是在整個唐代，“門蔭入仕”這種傳統的為官通道非但沒有消失，而是仍舊在各個時期佔有著極為重大的比例，所謂“門蔭入仕”就是出身官宦家庭的子弟，可以自動獲得為官的資格而不必通過科舉考試這樣的資格選拔。
李黨的黨魁領袖李德裕就不必說了，祖父、父親都是前朝重臣宰相，自然是有“門蔭入仕”的資格，所以李德裕根本就沒有參與過科舉考試，而且非常不屑參加這樣的考試，認為自己的水平在那裡，怎麼能自降身份去跟一群人擠破頭皮參加考官的選拔呢，考官的水平會比我更高嗎考官的見識會比我更遠大嗎，只有那些沒有什麼真材實料的人才會為了做官而不惜譁眾取寵博取考官的賞識，這樣的事情是李德裕們所不願意去做的。
而被眾人視作是李黨二號人物的鄭覃，他的出身經歷也和李德裕像極了，鄭覃的父親鄭珣瑜是唐德宗、唐代宗時期的宰相，所以鄭覃同樣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而是直接“門蔭入仕”。清楚了這兩大李黨領袖的出身背景，將他們和牛黨牛僧孺、李宗閔的科舉出身一比較，很自然地就會得出“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的結論。
科舉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機制，可以說在唐代正蒸蒸日上而以後也徹底地取代了門蔭入仕，所以還有人就此認為牛黨代表了進步的一方，而李黨則是保守的沒落貴族的利益代表者，李德裕對牛黨的打壓正是這種社會階層輪替的反應。
但是，很快就有人循著這樣的研究路徑深入下去，發現在李黨這方面的人物，除了兩大黨魁和駙馬杜悰是門蔭入仕之外，陳夷行、李紳、李讓夷、崔鉉、李回、鄭肅這六位李黨宰相都是進士出身，都參加過科舉考試，鄭覃的弟弟鄭郎也參加科舉，所以好像說李黨統統都是老貴族紅二代堅決反對科舉出身，這樣的觀點又並不為史實所支持。
之後，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陳寅恪先生將這種觀點修正為“牛黨尚浮華，李黨重門風”，不是那麼絕對地強調雙方的出身，而是把雙方放置到當時的整個社會背景裡去，注重他們的社會習氣和階層品味，陳先生的觀點一出，一時引領了此後的研究風潮。
陳先生強調的是，重要的還不是李德裕們有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而是他們所追求的風尚品味政治理想，這些卻被他們所處的階層或者階級所決定了。李德裕，趙郡李氏，鄭覃，滎陽鄭氏，這都是唐代響噹噹的名門世家，代表著自六朝以來的貴族傳統，所以對他們來說嚴守家風維護傳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畢生的價值追求。
而既然是出身傳統濃厚的貴族家庭，當然就崇尚樸實更注重經典經學，特別煩感那些只知道賣弄文采標新立異之輩。“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唐文宗是個好學的天子，所以鄭覃這樣的大知識分子憑藉著豐富的經學知識得以做到宰相，鄭覃“深忌進士浮薄，屢請罷之”，就是進士選拔上來這些官員，由於他們的學習考試都是以做官為目的，所以很實用很淺薄，幹什麼都是為了搏眼球爭取點擊率，搞得社會風氣極為浮華，應該取締這樣的選拔人才機制。
當然，對於統治者來說，科舉制考進士是好不容易有的制度創新，行之有效，所以當然不可能採納鄭覃這樣的激進建議，所以文宗回答說“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
李德裕更是對進士科上來的官員的輕薄深不以為然，按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視作是爆發戶、土豪，李德裕上奏說“國家設科考試，而附黨背公，自為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這些科舉進士，考試前通過各種關係巴結疏通當代朝官名流，想各種辦法自我炒作，一旦中第，又去主考官那裡登門酬謝私下聯絡，而且同一科中第的舉子呼朋引伴結為摯友，跑去曲江邊上喝酒放縱，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將來出來做官這些人又憑藉著座師、同科這樣的複雜社會關係，在朝堂之上沆瀣一氣，聯手把持朝政，把整個政治氣氛給搞庸俗化了。
但是對於科舉進士來說，他們也覺得自己是憑藉著自己的才華才得以邁過官場門檻，要不是有著科舉考試這樣的公平制度，你們那些嘴含金鑰匙出生的官二代學二代們，哪還會顧及其它階層的上升階梯，所有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渠道都被你們死死佔據，成天用一些說不清摸不著沒有明確標準的所謂家學門風來作擋箭牌，將大量社會有才之士排斥在國家行政隊伍之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出身論，早該退出歷史舞臺了。
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的話，牛李黨爭就又有了社會新興勢力和舊有勢力之間的一種互相對立互相較勁的含義在內。
唐代是一個從中世紀門閥社會向近世科舉社會過渡時期，特別是中晚唐，科舉已經方興未艾，已然成為一種不可扭轉的選拔官僚機制，但同時唐代的門閥遺風依舊十分盛行，社會的意識觀念還保留有濃厚的中世紀風尚，兩大思想潮流在中晚唐時期交匯，難免會對社會生活、政治行為產生巨大的影響。
而把黨爭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考察，無疑要比單純討論哪個人是君子哪個人是小人，要客觀好多深入好多。儘管此後，歷史學家們發現無論是陳寅恪先生還是其他的學者，所提出的觀點所舉證的史實，都有著這樣或者那樣的缺陷，都不夠全面，都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研究都為未來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後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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