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甚至，外延更為豐富的普惠金融，在很多時候、在不少地區還存在著“雷聲大，雨點小”的尷尬局面。如尤努斯教授開創的格萊珉模式被全世界讚美並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仍然難以被普遍複製和推廣。
在我國，就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與小微企業資產規模較小、固定資產少、抵押物不足等方面有關，這些因素導致其信用風險較高。央行行長易綱在陸家嘴金融論壇指出，2018年3月末，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2.75%，比大型企業高1.7個百分點。第二，與現行的財稅金融政策不完善有關。小微金融業務普遍存在收益低、風險高、成本高，需要政策配套支持，特別是小微企業信用體系、以政府為主導的融資擔保和風險分散機制等亟待建立。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題，需要形成財稅、金融、產業的政策合力。第三，與金融機構業務模式不健全有關。普惠金融服務覆蓋面和滲透率偏低，符合小微企業發展特徵的金融產品體系有待構建。在當前去槓桿的背景下，表外融資回表、存款成本持續上升，銀行資金成本向末端傳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有所上升。
小微活、就業旺、經濟興，採取切實措施、助力小微企業走出融資困境關係重大。長期以來，我國中央銀行、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為此採取的一系列措施。2014年開始，央行就對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實施定向降準政策。今年來，央行更是連續三次實施定向降準，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業提供了較多的資金支持。在5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明顯減少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能否加大支持力度備受關注。而央行的定向降準，從正面激勵的角度提高商業銀行開展小微企業業務的意願，有助於增加小微金融服務的供給。
在監管政策方面，中國銀監會2013年提出小微金融服務“兩個不低於”要求，即確保小微企業貸款增長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增長平均水平、貸款增量不低於上年同期水平。2015年，銀監會將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目標調整為“三個不低於”，從增速、戶數、申貸獲得率三個維度更加全面地考查小微企業貸款增長情況，即：在有效提高貸款增量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戶數不低於上年同期戶數、小微企業申貸獲得率不低於上年同期水平。2018年，銀監會對小微金融服務的考核突出小額、分散，將原來的“三個不低於”改為“兩增兩控”：總量明顯增長，戶數明顯增加，貸款質量和綜合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2017年以來，隨著金融監管政策不斷加強，市場利率中樞有所上移，表外渠道收緊對小微企業融資的“擠出”效應可能加劇。應該說，在這種形勢下，央行和銀保監會採用差別化的準備金率和差異化的信貸政策，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加強對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將進一步增強對小微企業、“三農”等領域服務能力，非常及時，具有積極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我國習慣於依賴金融措施特別是貨幣政策、信貸政策來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未建立起更加切實有效、長期持續的綜合性、一攬子的工作機制。
小微資企業融資問題是長期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不能一味指望貨幣政策、信貸政策，更不能只依靠央行、監管部門出臺措施、銀行業金融機構執行實施。
要真正緩解這個世界性難題，應該多部門聯動，採取全方位、立體式的措施，綜合施策，精準發力，協同推進，並探索和建立長效機制。 正如易綱行長所說，“小微企業貸款需要央行、監管、商業銀行和財政部幾家一起抬”。6月25日，央行、銀保監會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從貨幣政策、監管考核、內部管理、財稅激勵、優化環境等方面提出短期精準發力、長期標本兼治的23條具體措施，將金融服務小微企業工作推向深入，具有重要意義。總體來看，此意見體現了“五個綜合”：
第一，既加大貨幣政策支持，又加大財稅政策激勵。貨幣政策方面，在定向降準的基礎上，《意見》提出增加支小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額度1500億元、通過資產證券化盤活信貸資源1000億元，相關貸款作為中期借貸便利（MLF）擔保品。財稅激勵方面，將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等貸款利息收入免徵增值稅單戶授信額度，由100萬元提高到500萬元；提高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支持的融資擔保公司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擔保金額佔比，並適當降低擔保費率和反擔保要求。
第二，既加強監管外部考核，又鼓勵提升內部管理。《意見》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努力實現“兩個高於”，即：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及以下小微企業貸款，同比增速高於各項貸款同比增速，有貸款餘額的戶數高於上年同期水平。同時，銀行業金融機構要提升經營管理效率，進一步縮短融資鏈條，清理不必要的“通道”和“過橋”環節，減少和限制向小微企業收費；改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著力提高金融機構支持小微企業的精準度。
第三，既增加信貸資金投入，又完善組織架構體系。金融機構開展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需要搭建更為專業的組織機構體系。《意見》一方面要求大型銀行繼續深化普惠金融事業部建設，向基層延伸普惠金融服務機構網點；同時，鼓勵未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的銀行增設社區、小微支行。另一方面，《意見》強調要推進民營銀行常態化設立，並引導地方性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繼續下沉經營管理和服務重心。這將進一步增加小微金融服務的供給主體。
第四，既提升間接融資水平，又豐富直接融資方式。在要求金融機構改進和提升信貸管理水平、提升金融服務效率的同時，《意見》提出，要支持發展創業投資和天使投資，完善創業投資、天使投資退出機制；持續深化新三板分層、交易制度改革，完善差異化的發行、信息披露等制度；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目前小微企業融資渠道相對單一，依賴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信貸投入，或從民間借貸融資。如果增加直接融資渠道將有助於打開融資新局面。
第五，既注重提高短期效果，又注重建立長效機制。一方面，堅持問題導向，採取針對性措施，打消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困境的擔憂，穩定市場預期。另一方面，提出深化落實小微企業授信盡職免責辦法；運用現代金融科技等手段，推進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融資專項行動，併發揮保險增信分險功能。同時，要求和引導小微企業聚焦主業，健全財務制度，提升自身信用水平。下一步，還應進一步完善服務小微企業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
此外，《意見》還強調要推動建立聯合激勵和懲戒機制，依法依規查處小微企業和金融機構內外勾結、弄虛作假、騙貸騙補等違法違規行為，確保政策真正惠及小微企業。
對金融機構而言，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不僅要做好“加法”，還要做好“減法”，如退出對“殭屍企業”、“三高”行業等金融支持。對持續虧損3年以上且不符合產業結構調整方向的“殭屍企業”，應堅決掐斷對其金融供給。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不應通過補貼和貸款等方式繼續為其“輸血”；而是要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採取關閉破產等方式予以“出清”。將從“殭屍企業”退出的資金用於服務具有成長性的小微企業，也有助於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來的三次定向降準，加上《意見》提出的措施，央行累計釋放長期資金將超過1.75萬億元。央行原行長助理張曉慧曾撰文指出，貨幣政策主要是總量政策，結構引導功能是邊際的和輔助性的，要注意避免過量使用結構性工具導致總量偏多等問題。這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依靠“面多加水”的做法空間不大，而且可能帶來副作用。下一步，有關部門要在財稅政策等方面加大力度，進一步深化綜合施策，以打持久戰的精神不斷髮力，久久為功，弛而不息，推動我國小微企業走出融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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