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多數官員享受不到“國家分房”，有貪官為房產丟了性命，清官則只能去住“廉租房”。
壹
宋朝購房極簡史
宋代初期，政府不向官員提供住房，如南宋大學者朱熹所說：“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宋神宗即位後，宰相級別的官員才有官方府邸，而其他官員只能自己解決住房。好在宋代自京城到各地州府都有官房可租，由一個叫“店宅務”的機構管理，官員沒有住房的，可以向“店宅務”申請租房。待商品經濟發達，城鎮發展達到了一定規模，隨著城鎮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增多、經濟繁榮，房價也大幅度增高。一些得勢權貴和豪門富戶廣置房產用於自住或出租，而普通百姓乃至清廉自守的官員卻買不起像樣的房子，儘管宋代官員的俸祿在歷史上絕不算低。
北宋官員王禹偁曾指出當時大城市的房價：“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非勳戚世家，居無隙地。”京城房價極高，寸土寸金，絕不是一般人所能問津的。一些有實力的朝廷高官則成了購房主力，所購房產除了自住外，多數用於出租。
抬轎的、騎馬的、看相的、賣藥的、拉縴的、飲酒吃飯的、抱孩子的、當差的……此刻的虹橋，承載著比肩接踵著勞作的人們。
宋徽宗朝的宰相何執中，“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多數房產用於出租，“日掠百二十貫房錢”，每日租金收入120貫錢，折算一下，每月房租收入大概3600貫，是他宰相俸祿的8倍。
而被稱為北宋“六賊”之一的朱勔，深得宋徽宗寵信，巧取豪奪，廣蓄私產，“田園第宅富擬王室，房緡日掠數百貫”，絕對是官員中的房地產大戶，後被處死。
南宋初年號稱“中興四將”之一的張俊，不僅在杭州有朝廷分給他的一幢別墅，他還在蘇州、鎮江、紹興、嘉興、南京等五地分別購買和興建豪宅用於出租。有名的奸臣秦檜的房產更多，據說他死後，光他的孫子秦壎的名下就有6000畝地和13處房產。
北宋之汴梁、南宋之臨安，都形成了官民雜處、商民相間的住宅格局。
要說為張羅房產大費心思，宋真宗朝宰相丁謂算是一個。《東軒筆錄》記載：“丁謂為宰相，將治第於水櫃街，患其卑下，既而於集禧觀鑿池，取棄土以實其基，遂高爽；又奏開保康門為通衢，而宅據要會矣。”他投資房產的第一步，是在汴京水櫃街購置了一塊地皮，因水櫃街地勢低窪，經常積水，所以地皮價格便宜。地勢低窪難不倒聰明的丁大人，第二步，他下令在集禧觀裡挖了一個大水池，將挖出來的土用來墊高水櫃街的地基，這樣丁家的房子就建得又高又敞亮，也就意味著房產升值了。第三步，經過一番“科學論證”，丁宰相又向朝廷奏請開闢水櫃街附近的保康門為交通幹道，皇帝准奏，於是，水櫃街一下子就成了帝都汴京城的繁華地段，地價與房價直線上漲，而丁宰相的房子很“巧合”地處於商圈要害位置，“據要會矣”。原來的一塊“白菜價”地皮，硬是被丁宰相運用技術手段和權力之便，炒成了天價，實在讓人驚歎！
宋代還有一個因官員過度留戀別墅生活而誤國的例子。南宋末年的權相賈似道，皇帝將西湖葛嶺的一座豪華府邸賜給了他，他醉心於西湖的別墅生活，“五日一乘車船入朝”，實際上根本不盡心國事，“軍國重事（賈）似道於湖上閒居遙制”，致使朝政混亂，國事日衰，被人嘲諷“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錢塘遺事校箋考原》）。最後，賈似道因誤國被貶、被殺。
南宋臨安城
貳
生在宋朝，去哪兒住比較好？
再看看兩宋時期清廉官員的住房狀況。宋代大多數官員尤其是清廉的京官們只能租房居住，“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者，比比皆是”。
《宋史·楊礪傳》記載，宋朝第一個狀元楊礪官居樞密副使（相當於副宰相），不得不租宅店務的房子住，去世後，宋真宗登門悼念，發現楊家“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高官楊礪租住的房子位於狹窄巷子深處，連馬車都進不去。
宋真宗朝的宰相寇準一生清廉自守，盡瘁國事。《丁晉公談錄》中記載：“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為此獲得朝野讚譽，當時有名的處士魏野贈詩給他：“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以詼諧的筆調，讚揚他為官不謀私利的高尚品質。寇準的清廉都傳到了外邦，一次，遼國使者訪問大宋朝，在國宴上直接就問：“誰是‘無地起樓臺'宰相？”尷尬的是，這時的寇準已經被朝廷貶謫了。
1997年，有一部古裝輕喜劇播出：《寇老西兒》。其中，人稱“寇老西兒”的大宋宰相寇準由葛優扮演。
崇寧二年（1103年），退休的蘇轍終於在小城市許州蓋了新房，欣喜之下，寫詩抒懷：“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閒年就新宅，不辭暑月臥斜陽。”
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考中進士，工作了好多年後，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閒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意思是說，在京城工作這些年，一直就在小衚衕裡租房子住。
宋代很多官員也嘗試依靠正當積蓄購置房產。
《東軒筆記》記載，熙寧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退隱江寧府（今南京），在江寧府城東門和鐘山的正中間購置了一塊地皮，“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他將建造的這座宅子稱為“半山園”，“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但避風雨，又不設牆垣，望之若逆旅之舍”，連個圍牆都沒有，實在與他曾經的宰相身份不相稱。
元豐七年（1084年）春季，王安石生了一場重病後，就把這座“半山園”和附近的幾百畝田產捐做了“報寧禪寺”。而後，王安石全家在江寧城內秦淮河邊上租了個很小的院子居住，再也沒有建造宅第。租的這座小院子實在不怎麼樣，王安石在詩中描述：“火騰為虐不可摧，屋窄無所逃吾骸。”這位宰相和文學大家竟然要為防暑而焦慮，實在讓人為之心酸。他不是沒有條件過愜意的養老生活，而是自己放棄了。
後來，南宋一位宰相李壁在王安石這首詩下批註：“元豐末，公以前宰相奉祠，居處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飾第宅者，視此得無愧乎！”
宋神宗朝的名儒邵堯夫居住洛陽時，一幫官員朋友和學生一起湊錢為他買地蓋房，而且也都隨著他在洛陽購置田宅，其中有曾任宰相的好友富弼，“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邵氏聞見錄》），為的是可以經常往來交流學問，“自此可時相招矣”。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也在洛陽“買園於尊貴坊”，蓋了座莊園起名“獨藥園”，經常與邵堯夫來往。
北宋末年，有位御史中丞翁彥國說過一句話：“京師戶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看來不光是房子貴，地皮也貴，貴到有錢都買不到。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路過江寧府時，曾經是政敵的王安石把他當成知心朋友加以接待，“盡論古昔文字”，惺惺相惜。王安石還勸蘇軾在金陵城購地建房養老，蘇軾也有這個想法，但是最終沒能辦成。蘇軾寫信給王安石：“（蘇）軾始欲置田（宅）金陵……老於鐘山之下，既已不遂。”（《蘇軾文集》卷五）可見，當時金陵城（今南京）的地皮價格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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